仇和的昆明“遗迹”
刘向南
82岁的莫正才老人坐在他的已有百年历史的古朴雅致的农家小院里，手里拿着一本临时装订而成的18开大小的“书”，书名是“仇和”二字，内容则是连日来媒体关于仇和落马消息的各种报道与评论。
3月15日，全国两会闭幕当日，中纪委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3月18日，仇和被免职。
对于有关仇和的这个消息，莫正才老人很关心。仇和是近20年来中国官员群体中最具争议的“明星式”人物，从江苏到云南，其行政轨迹一直伴随着以大拆大建为典型特征的各种“大手笔”。而经过一番抗争，莫正才老人的小院以及他所在的村庄最后于仇和强力推进的“城市化”中“幸免于难”。
宏仁村故事
莫正才所在的村庄叫宏仁村，辖于昆明官渡区矣六街道，距市中心约20公里，仇和主政昆明时期修建的地铁在村东不远处通过，紧邻着地铁的另一侧，是规模庞大的被当地人称为“新螺蛳湾”的“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新螺蛳湾”的老板刘卫高，是从江苏一路跟随仇和来到昆明的浙江籍商人，此时，他已辞任中豪商业集团董事长之职。
宏仁村现有700余户人家，2000多人。大概在2006年之前，这里还是静谧的乡村。宏仁村所在的滇池东岸一带，一直都是昆明的“菜篮子”，宏仁村则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在种植蔬菜了，据莫正才说，在“城市化”浪潮席卷这个村庄之前，单单宏仁村就承担着昆明城约1/4的蔬菜供应量。这种局面随着2006年前后新亚洲体育城在村北不远处的修建被打破，宏仁村的土地先是被体育城项目征用一部分，仇和主政昆明后，其主导的“新螺蛳湾”项目又征用该村土地，村里的田地至此被征用殆尽。
“新螺蛳湾”体量庞大，目前已建成的一、二、三期项目从南往北绵延数百米，其周围是拔地而起的用以经营银行、酒店的各种高楼，住宅小区亦星罗棋布。在“新螺蛳湾”的主人刘卫高与背后主导者仇和先后出事前，这个项目仍在扩张，刘卫高曾设想，其最终的占地面积将达到12000亩。
这种扩张再次波及与其毗邻的宏仁村。2010年，由村民自己出资在老村西面修建的宏仁新村刚刚落成，即传来新村与老村要被一起拆迁的消息。宏仁新村共建房屋502栋，都是六七层小楼，村民每户一栋。“这是用我们卖菜的积蓄与征地补偿款修的房子，自己买建筑材料，所以质量非常好，从2005年开始修，一直修了5年才完成，我们不愿意拆。”莫正才回忆。
拆迁补偿条件则“一刀切”：新村3500元/平方米，老村3000元/平方米。莫正才居住的小院建于民国初年，是被称为“一颗印”的滇池东岸的典型民居，土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围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四合院，保存完好。而这种风格的老建筑在宏仁村还完整存留一处，据莫正才介绍，那一座比他这一座还要古老。“他们不管这些，都要拆掉”，补偿价格也同于老村其他普通住宅。
据莫正才介绍，为了完成拆迁，“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先是对宏仁村进行“经济封锁”。宏仁村当时租住着数千名来自各地的“新螺蛳湾”务工者或生意人，村里到处都是超市、饭店、旅馆，“他们不准这些商铺开业。”
莫正才认为，当年发生的这起事件，背后一定有仇和的身影。“调来那么多人，不会不经过他的同意。”而为了抵制拆迁，莫正才等几个村民代表曾多次到省、市有关部门上访，据他讲，有一次，省国土厅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来了!国土厅怎么能管得住仇和!他是副省级干部，是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的‘政委’!”
仇和强力推进的城中村改造，遭遇抵制的并非仅宏仁村一例，只是宏仁村成为罕见的抵制成功者。在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对于新村的拆迁即宣布“暂停”，而对于老村，强拆虽继续推进，由于村民的抵制，实际上从2013年直至仇和落马，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好大喜功的“强势书记”
在昆明开了40年诊所的卢速江在仇和任市委书记时就曾匿名举报过仇和，这和卢的亲身经历以及观察有关。有一年，卢速江去工商局办执照，却被告知，只有房产证上标注“商铺”的才能办理，卢开诊所，一直租用别人住房，是“住宅”，非“商铺”，因此一度不能继续办理。而当时正值“新螺蛳湾”开业，市内“老螺蛳湾”及其他一些批发市场被关闭，卢速江判断，仇和制定的“工商执照新规”与关闭其他批发市场一样，“都不过是为了把商铺逼往‘新螺蛳湾’。”
“仇和这个人太霸道了，”卢速江回忆，“有一年，他为了市容美观，要求居民必须把防盗笼都拆了，就这个事，很多昆明人都恨他。”卢速江向有关部门写了匿名信，举报仇和“仇恨和谐”。
十几年前，卢速江在昆明西山区马家营买了一个17平方米的商铺，用于出租。2010年前后，马家营进行城中村改造，其商铺所在的永丰商住城也被征用，由金地地产开发房产，后来他们知道，永丰商住城并不属城中村改造范围，也是被地产项目以商业目的“扩大化”，卢速江不满个人权益被侵害，坚决抵制，尽管他的商铺已被推倒，至今仍拒不签字。2014年12月以来，他已先后两次遭受不明人士的殴打。
在仇和主政昆明时期，为强力推进城中村改造，从市里到各区，专门成立城改办，“城改办权力很大，他们管的事情，住建局、国土局这些部门就不用管了。”而仇和本人，不仅牵头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还牵头昆明市规划委员会。当地媒体界人士苏先生说，自从仇和担任规划委“政委”以后，“规划三天两头改，比如对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呈贡新区的规划，就几个月修改一次。”
在某省级机关工作的王女士说，2010年，仇和曾推进一项“拆违透绿”市政举措，要求把违章建筑都拆掉，建一些小花园，“这很不错，”但是，“他要求把防盗笼都拆掉，要公务员带头拆，这个事情就做得很不好。”
王女士回忆，那一年，仇和强硬要求“昆明市的干部，包括事业单位的，必须在12月10日之前把家里的防盗笼拆掉，不拆的就‘回家’。因为受到抵制，后来他改为把防盗笼‘收回来’，与墙体平行就行了，这个仍受到抵制，就改为只是在主要街道推行”。
据王女士描述，在拆除防盗笼的政策推行之初，仇和最强硬，要求必须拆掉，而且不准装新的，“一些省级机关单位的人就说，这是你们市里的要求，我们是省里的，你管不着，不要理他那一套。”一位曾在盘龙区任副区长的退休老干部，患有肺心病，住在一楼，他就说：“随你怎么办，我就是不拆，我有病，不能关着窗子睡觉!”这位老干部坚决没有拆。
就像一些“主流”看法一样，对于一向以“改革官员”面目出现的仇和，媒体界人士苏先生原本也充满了期待，但在亲历了一些事情后，马上改变了这种印象。一次是在2010年春，昆明开始干旱，仇和主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在会上，仇和说昆明应该建设几个大水库。苏先生之后到西山区水务局采访，该局一位官员即向他抱怨：仇和这个人干事情不经过脑袋，建水库要进行严格论证，要论证水源从哪里来、地质条件如何、会否引起地震等等，哪里能随随便便就说要建几个。后来昆明也没有建水库。
还有一次，在仇和的主张下，昆明市做了一个“雨污分流”工程，即把雨水与污水通过不同的下水道来处置。苏先生回忆，当时仇和不但要求主干道要铺雨水管与污水管，还定了几百个小区或单位进行改造。“很多单位抵制，比如一家电网公司，就说它的地下全是电网，这样改造会出事。”此后不久，仇和到滇池视察，又讲到“雨污分流”，“他说以前我们也有误区，觉得雨水和污水要分开来处理，现在要转变观点，城市里的雨水也是污水，还是应该走污水管。”该工程就此不了了之。
据苏先生介绍，仇和还一度要求昆明市的公务员每人要学会100句老挝语和缅甸语，也是很快不了了之。
“仇和模式”后遗症
在担任4年昆明市委书记之后，仇和又担任了3年多时间的云南省委副书记，之后折戟。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杨维骏说，在云南官场，仇和并不受欢迎，而其升任云南省委后，也无实权，形同“架空”。昆明人对仇和的印象，还多停留在其任市委书记时的一些作为。
而仇和推进的最引争议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在其任职省委副书记之后，即已明显慢了下来，现在留给昆明市的则是一个“烂摊子”。根据北京大学朱晓阳教授的观察，在已经启动改造的城中村项目中，“盖了回迁房的，不到30个，”有一部分城中村的改造虽然已经启动，但像宏仁村一样，并没能成功拆除，还有一部分，“根本就没有启动。”
在朱晓阳看来，仇和的城中村改造“肯定是失败了”，“他野心太大，像北京市那么大财力，才敢搞50个城中村，即使是50个，北京都没有搞完，因为知道负担太重，广州、深圳拆了十多年，大多数都还没有拆。仇和到昆明就敢这么干，真是不负责任!”仇和的城中村改造给后届政府留下了极大包袱，朱晓阳注意到，“去年新上任的市委书记说过，要赶紧把回迁房盖起来。”
在媒体人士苏先生看来，“城中村不能不改造，但仇和好大喜功，步子迈得太大。”他注意到，2014年昆明市新楼盘库存量要30多个月才能消化掉，“新房库存大，一方面是由于呈贡等周边的成交土地供应加大，另一方面就是城中村改造的摊子铺得太大。”而昆明市的城中村改造，有很大一部分并非纯粹的盖住宅，而是住宅和商业并行配套，由此导致被官方称为“商业综合体”的商业广场大量增加。“2009年昆明市的商业综合体只有8个，2014年，省住建厅规划全省建150个商业综合体，其中昆明在建或已建成的有40多个，商业容量超过1000万平方米，这导致新开盘的一些商业广场招商非常困难。”
昆明市规模宏大的城中村改造还影响到自然环境的改变。苏先生注意到，“这几年春天，昆明市空气里的灰尘特别多，经常出现雾霾现象，一个原因就是建筑工地的扬尘。”
仇和主政昆明时期强力推行的城中村改造与城市化对于滇池东岸的改变更令北京大学的朱晓阳教授忧心，“包括宏仁村在内的滇池东岸，一直都是昆明市的菜地和湿地，在仇和来昆明之后，通过‘新螺蛳湾’这个项目的开发，一下子就失控了，把滇池周边进行微循环的湿地都毁掉了，而且这种破坏不可逆转。”
而现在进入宏仁村，“幸免于难”的这个村庄呈现在面前的，就像是经过了一番轰炸一样，很多建筑物被拆得支离破碎，门窗以及一些墙壁全被敲破，在当年抵制强拆过程中张贴的一些揭露仇和以及商人刘卫高的文章仍处处可见残迹。
“老村保住了，接下来该如何建设与利用好它，我们正在做规划。”3月18日，莫正才老人告诉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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