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1日晚，北京，发生了一个轰动中国的故事，准确地说，是一起车祸。
据最开始官方微博的讲述，故事大概是这样：当晚22时许，吉林籍男子于某驾驶红色小客车，北京籍男子唐某驾驶绿色小客车，在大屯路隧道东向西行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造成了什么后果呢？是“两车不同程度损毁，一乘车人受伤”。
鉴于事发路段经常有人飙车，这个官方版本显得太粗陋，被公众认为是“欲盖弥彰”，而且事发现场还留下了一女性高跟鞋，让人无限猜想。于是有媒体挖了一下，发现，“红色小客车”原来是“法拉利牌”的，而“绿色小客车”则是“兰博基尼牌”。它们都是豪车。
官方后来的通报是，这两位开豪车的都是无业人员。其中，开“兰博基尼牌”“小客车”的车主唐某母亲补充说，车子是唐炒股赚的钱，加上其父的赞助买的。
好吧，无业人员都那么有钱，看来我们确实变得很富强了。
不过，我发现，这个故事撕开了一道帷幕，呈现出了一个我们经常感受到，却并没有认真去看一眼的世界。
我想到了一个词：“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
很久以来，我们都太低估可以放到“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这个集合里来考察的各社会群体的能量了。他们今天在中国社会显示其存在的方式，以及官方对他们的“回应”，透出太多的玄机。
他们是谁？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关于有闲阶层的论述，这两位开豪车，以160公里的速度飙车的男子，最典型地体现出了“有闲阶层”的玩法，当然，我前面说了，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
特征一：炫耀性消费。
这个特征显示出来的就是开豪车。本来，开车没什么大不了的，车子嘛，无非就是代步工具，这是它的功能，或者说是基本功能。仅仅是开一辆车，和一个人是否属于有闲阶层或沾上有闲阶层的趣味，并无逻辑上的联系。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有车，可我真不认为他们是有闲阶层，有的还觉得自己非常苦逼。
可是，开豪车，而且飙车，那基本上就是有闲阶层了。
原因很简单，这已经超出了“代步”的基本功能，或者说，“官二代”、“富二代”之类人等，买豪车考虑的早已不是基本功能，而是它的炫耀性功能，就是用来刷自己的存在感，证明自己在社会价值排序上的较高地位。再说得残酷一点，就是用来让自己不混同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心理上吃掉广大人民群众。而这种炫耀性的功能，显然是不能用“追求速度与激情”来“文饰”的。
另外，豪车里有美女，也属于有闲阶层进行炫耀性消费的标准配置。
一句话，用凡勃伦的话来说，凡是进行炫耀性消费的，或者就是有闲阶层，或者，虽然自己是劳动阶层，但也被有闲阶层玩的那一套洗脑、洗心了，沾上了有闲阶层的“趣味”。
特征二：有闲。
说一个人是“无业人员”，我们马上就会涌上一种含有可怜加瞧不起的复杂情感。原因在于，“无业人员”在语言上的所指，一般是指向社会底层，他们就靠一个工作来生存，一旦无业，晚餐可能都不知道在哪里。
可是语言也有丰富的能指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是可以“无业”的，比如“富二代”，比如贪官（无论是否已落马）的情妇、“二奶”，比如中上层社会的一些“全职太太”。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显然没有心理上的优越感，流露出的绝不可能是可怜加瞧不起的复杂情感，而是另外的情感，最可能的就是羡慕嫉妒恨。
又有钱又无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有闲，有大把的时间来玩，来搞出一点事。所以，有闲的人，不一定是有闲阶层（无业的社会底层当然不是有闲阶层，每天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也不是有闲阶层，虽然沾了有闲阶层的趣味），但有闲阶层一定是有闲的。
当然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闲阶层本身当然是有职业的（如果没有嵌入社会利益食物链上端的“职业”，有闲阶层哪有钱和身份来玩？），他们实际上也很忙。可是，正如凡勃伦所说的，他们偶尔也会体现出有闲阶层的派头，同时当然要找一帮人来“代理有闲”。
观念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
很多文化批评家对有闲阶层并没有好感。所谓的有闲阶层，共同特征是：不劳动，压榨劳动，并鄙视劳动和劳动者。
这种直觉相当准。事实是，有闲阶层所玩的很多东西，无论是什么花样，都是在避免跟生产劳动沾边。因为在这里，劳动代表了一种低档，甚至“下贱”。他们玩的花样，正是在跟生产劳动的“歧视性对比”中找到感觉。
曾经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很多男人会有“空姐情结”？从心理上来解释当然有点复杂，但最根本的两条是：空姐在天上，离泥土最远；她们的言谈举止体现出有闲阶层所认为的高大上的礼仪。用一套礼仪来显示高大上，摆脱人类对世界原始、直接、“粗俗”的反应，正是有闲阶层和劳动人民的区别之一。
有一个问题曾经困扰过我，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大家很讨厌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比如这两位飙车的“无业人员”，买奢侈品炫耀的土豪，同时却又对所谓的贵族这种具有国外特征的有闲阶层很有好感？答案让我绝望，除了有利益上和心理上的被剥夺感之外，最根本的一条，是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还没有在“素养”上成功地把自己放到审美价值链的高端上而已。但在价值观念上，他们真的已经成功了。
这种成功几乎是必然的。
我曾经考察过，几乎在任何一个社会，存在着一条利益食物链的同时，也存在着和它完美配套的另外两个链条：心理食物链、审美价值链。这三个链条是“三位一体”的，“心理食物链+审美价值链=社会价值排序”。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有权、有钱，在社会利益食物链上处于上端，必然在心理食物链上也处于上端，没办法，一个人在利益上只能被人吃，心理上也只能被吃掉。但是，要在审美价值链上处于上端，还需要别的东西。
一旦这个东西具备，确立了有闲阶层在审美价值链上的上端地位，反过来，对于他们在心理食物链、利益食物链上的上端地位，就可以合法化了。
这个东西，就是时尚、娱乐。
我观察过王思聪所玩的一系列社会活动，诸如开豪华的生日Party，经常性换嫩模，“日狗”的行为艺术，以及被称之为“国民老公”，发现这些社会活动，以及激起的社会反响，都是在时尚、娱乐的名义下刷出存在感和获得海量关注的。时尚、娱乐的氛围，真的具有无法抗拒的力量。
其魅力是营造出了真实的心理剧场，并渗透进一个人的心理结构深处。在这种心理剧场中，围观者抹去了自己和表演者之间的社会身份区别，或者说是阶层鸿沟，满足了屌丝群体逃避那个被视为是卑贱的自我的冲动。
在一个社会中，当时尚、娱乐构成大众寻找价值感的方式，以及缓解焦虑的方式时，心理剧场越持久，大家越显得就像是一家人。这方面最杰出的例子，莫过于某些明星的“脑残粉”，对明星比对爹妈还亲。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女人把王思聪称之为“国民老公”，心理上也类似。这其实是在犯贱，但一娱乐，心理上就不会被感受为是犯贱了。达成的心理功能是：她们把王思聪带入了其感觉良好的自我，从而有足够的心理资本去鄙视广大的屌丝。
换句话说，虽然在利益上、心理上，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和很多社会中下层并不是一路人，但时尚、娱乐有本事可以让后者忘记这一点，心理上的效果是，后者不是去在价值观念上抗拒，而是去羡慕前者。
就此而言，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在今天其实已经获得社会价值观念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了。它强化了社会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的稳固。
显示存在感
但除了在社会利益食物链上占据较高位置的这种有闲阶层外，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还有别的群体。比如某些爱狗者、某些可以跑到国外去跳广场舞的“中国大妈”，其实也可以称之为“有闲阶层”。
特征也很明显：（1）他们确实有闲，有大把的时间去显示自己的存在；（2）他们也炫耀性地进行一些建构出他们的身份认同的社会活动；（3）他们不是“劳动人民”，或者有点钱可以玩自己的爱好，或者已经退休，不像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们那样，每天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谋生。
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阐明一下，之所以说某些有闲阶层是有中国特色的，其原因除了跟西方的有闲阶层存在一些差异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存在，总会和别的社会群体发生社会冲突。这恰恰是现阶段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演进的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他们要显示自己的存在，必然要玩这些动作。
这种社会冲突，可能是利益上的，可能是观念上的，可能是心理上的，也可能是肢体上的。有闲阶层对豪车、女人、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爱狗者的“拦车救狗”，城市居民和广场舞大妈的“空间争夺战”，都隐喻了有闲阶层和其他人在观念上或身份上的撕裂。
而各种社会冲突，只可能是有闲阶层胜出，那些没有时间、金钱去玩有闲阶层的玩法的人是占不到便宜的。
我曾经观察过去年12月发生在河南荥阳的一次“拦车救狗”。一群爱狗者，可以以“爱心”的名义和各种理由，开着自己的小车，去堵别人的贩狗车，不让别人把狗拉走，而且这些狗还都有合法的手续。在这种纯属找茬的社会冲突中，贩狗者只能输掉，他在时间、金钱、势力上，一开始就输了。
而且，在博弈中，他的道义资源只有两种，一种是法律所保障的写在纸上的财产权利，另一种是劳动人民谋生的艰难所可能引发的同情，但它们根本抗衡不了有闲阶层。
看前一种。公民的财产权利是要靠执法人员来保障的。一群人开着车去公路上堵别人的运狗车，代替国家公职人员“执法”，第一反应应该就是违法，但执法人员并不认为这群人是在“寻衅滋事”。即使他们已“扣押91条犬只，侵害商户财产权利，妨碍执法部门执行公务，散发非法出版物，占用道路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并在“发生一起向商户院内投掷砖块引发的治安案件，一起持刀意欲伤人的治安案件”的情况下，执法人员仍然在“耐心地劝解、教育，反复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很容易就能想象，连执法人员都怕，“贩夫”们当然只能自认倒霉。
第二种，在有闲阶层已经获取了社会价值观念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的情况下，劳动人民谋生的艰难不可能作为一种道义资源进行博弈，恰恰相反，在有闲阶层“爱心”名义的打击下，运狗者还要被指控为“残忍”和“低素质”，从而消解掉这一道义资源。而参与报道的媒体，也几乎都渗透着一种有闲阶层的趣味和价值观—它们在把爱狗者称之为“志愿者”的语言表述中显露无遗。一句话，尽管有闲阶层的行为冲突于我们的道德直觉，但他们在显示存在感的方式，以及价值观念上，已经得势。
所有的事件，都在说明，今天的中国社会，从价值观念和文化趣味上，体现出了“有闲阶层化”，而且，似乎还是一种时尚。
另外，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在今天确实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裂变，以及文化、价值观念上的“转型”的重要群体。他们对和“权利”有关联的东西没有什么兴趣，从来是不会去帮谁“维权”的，但在显示自己的存在上，对在给社会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趣味上特别热衷，而且，有足够的时间、金钱、精力去做这些。当权力碰到这些并不给自己找麻烦，在找其他群体的麻烦时又特别难缠的群体时，往往做出了和碰到维权的工人、农民，以及一些中产阶层时不同的行为选择。
而这，反过来构成了一幅有中国特色有闲阶层的画像。
有些问题让人痛苦，但却很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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