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价值
周维山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90 余年的历程中，不但始终重视政治领导权的建设，而且也非常重视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是党领导下的“一支军队”。也正是《讲话》的发表，中国共产党最终确立了对文化的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后，《讲话》始终指引着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建设。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兴起，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局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增强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成为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
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在他看来，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正是由于“缺乏自己的政治文化和自己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革命应首先获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从而获得政治领导权。因为谁掌握了文化领导权，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人们对价值、理想、信念的引导权，掌握了人们的实践行动的方向。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可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国家的统治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相加，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其中，政治社会的政权形式表现为直接统治，它是以强制为特征的，是指传统的国家机器，包括议会、法庭、警察和选举机关等;市民社会的政权形式表现为文化领导权，它是以同意为特征的，是指民间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包括政党、学校、教会和文化团体等。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虽然不可能接触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但却在行动上不自觉地践行着这一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它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不再仅仅从技术和制度层面，而是从文化的层面思考中国落后的根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认为文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他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之文学。使吾人不张日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自觉继承了“五四”传统，并且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革命必须与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协同发展的思想，始终对文化问题给予极大的重视和关注。
20世纪30年代“左联”在上海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化工作直接领导的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左联”成立了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并确立了文艺大众化的目标。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提出：“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革命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苦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鲁迅针对当时革命文学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强调了文艺联系社会实际、革命实际的重要性。1932年，瞿秋白在《论大众文艺》中进一步论述道： “现在决不是简单的笼统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而是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显然，鲁迅和瞿秋白不仅仅是在论述文艺问题，也是在论述革命的文艺问题。党对文艺工作的直接领导，不意味着文化领导权的真正确立。因为只有深入实际生活，才能创造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大众的文艺，才能获得无产阶级大众的同意，也才能真正建立文化领导权。但是，“左联”存在的六年中，并没有真正把党对文艺的直接领导落实到文化的层面和角度，没有制定出为大家共同遵循的审美规则和艺术生产机制，文化领导权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从“左联”解散前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论述了“革命文化” 的建设问题。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在这里，毛泽东突破了单纯的经济和政治二分的理论框架，特别强调了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对当时的“革命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显然，这是毛泽东在当时没有受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影响下的一种理论创构。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中深入论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为当时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要地提出了立场问题，明确提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是建立文化领导权的前提。毛泽东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样，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要认清谁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就当时的现实而言，全国正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为了完成抗战，必须依靠最广大的人民大众。“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力量，文艺应该为这四种人服务。在解放区，就是为工农兵及其干部服务，文艺是写给他们看的。其中，工农兵又是主体，但是他们却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因此，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必须实现文艺大众化。
过去我们虽然提出了文艺的大众化，但是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因为，虽然“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虽然提出了文艺的平民化、大众化，但只能是城市小资产阶级， “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其中根本的原因是立场问题，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必然有一个立场转变的问题。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延安作为解放区是一种不同于国统区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但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却是在以异中求同的方式和眼光进行创作，而没有看到同中之异。《讲话》则从理论上给出了明确的说明，它具有人民性，属于工农兵性质。真正的大众化应该“是我们的文艺工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也即是说，在情感体验和审美经验上真正回归大众。葛兰西也认为作家只有“体验人民的情感，跟人民的情感融为一体”，才能创作出真正属于人民的文学。毛泽东从个人的经历出发说明了这一情感转变的重要性。他说：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但是，“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其中的原因在于立足点发生了变化，只有立足点转变了，情感才会发生变化。只有把“立足点移过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创造出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
为此，毛泽东要求作为专门的艺术家，必须深入群众的生活，注意群众的墙报、通讯文学、小剧团、群众的歌唱、群众的美术等，只有了解群众的需求，才能真正的创作出为群众所喜欢的作品。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但是这对文学创作而言，仍然是流而不是源。文艺的真正源头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因此，“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讲话》发表之后，大量作家走到乡间，写出了大量带有民族和乡土气息的作品。比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陕北民歌信天游写成的《回延安》，陕北的秧歌运动，等等。这些富有民族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不但快速推进了文艺的大众化进程，而且也在获得人民大众的审美认同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毛泽东也从动机与效果的关系说明，文艺的好坏只能由人民说了算。“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可以看出，《讲话》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在《讲话》中，不但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而且还从大众审美经验的角度论述了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方式，为新文艺的发展制定了新的原则，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从而在文艺领域奠定了话语主导权。
三
新中国成立后，《讲话》始终指引着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但是，由于对《讲话》机械的理解和阐述，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僵化。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纷纷引入，人们反思新中国--特别是进入和平时期以来的美学建设的时候，有的学者把矛头指向了《讲话》。他们认为《讲话》是在特定的战时背景下诞生的一种特定文艺政策，过多地强调了政治性，忽视了艺术性。在进入和平时期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立即终止。“如果失去了战时的文化环境的依托，或者滋养它的政治文化环境有了扩展、变化，它就应有所消亡，或者发生变化。”确实，《讲话》发表于解放区，具有强烈的“战时”背景，突出了文艺的政治性，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它的“战时性”，而否认它的一般性，那是“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的做法。
文化领导权是一种“软领导”，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作出相应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快，大众文化兴起。由于技术的参与，现代艺术可以大量复制，使得普通人都能欣赏到过去为精英所欣赏的文化，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达到了文化普及的效果，使大众获得了自由的文化消费。尽管如此，它不是真正意义的大众的文化，而是一种商业文化，一种以盈利为日的进行生产的文化。让•波德里亚评价道：“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这不仅在于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体化、被操纵为利益的话语，而且在于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即一切都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 在强大的商业逻辑的背景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品，追逐的是利益，制造的是幻想，放大的是欲望。
如何实现在深陷商业逻辑的大众文化中突围，增强新时代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虽然，在本质层面上，当前的大众文化与《讲话》中的文艺的大众化是不同的。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走向市场化的结果。法兰克福学派就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文化工业，使大众变得同一化和钝化。而英国伯明翰学派则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青年亚文化，人们在接受大众文化的过程中，不是完全被动的。但是，也有的学者更为冷静、客观。比如，托尼•本尼特认为，大众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简单消极和否定的现象，而是应该真正理解它的复杂性，从中找到解释大众文化以及认识现代社会的目的。恰恰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讲话》是较早关注“文化研究”文本，并且对当前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代西方美学提出很多突围的策略。比如，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霍尔的读者解码以及费斯克的读者游戏等等，但都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决定了它脱离生活的特点。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在毛泽东看来，作家只有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才能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也就是说，艺术只有回归于大众的审美经验本身，才能真正实现当前大众文化的突围，建立真正属于大众的文化，增强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毛泽东曾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这里，毛泽东提出了领导权建立的最好形式，即说服和教育，也就是说领导权建立的基础是同意。同样，在今天，文化领导权的建立，必须建基于大众的审美经验的基础之上。艺术只有倾听人民大众的情感和审美经验，使用大众自己的语言和艺术形式，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代言者，才能真正获得人民大众的同意。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应该自觉承担起这个任务，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承担起培育真正属于大众的文化的任务。只有立足于大众的审美经验，才能使艺术发挥出足够的政治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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