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面临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突出，各种观点和政策主张相互激荡。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解决问题还有没有用?这是一个重要而又容易引起疑惑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看家本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0次集体学习时又指出，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是用来解决问题的。面对艰巨复杂形势，不能病急乱投医，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基本矛盾，克服各种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从对过去习惯做法的迷信、对国外模式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一、辩证看待改革面临的重大关系，避免把改革开放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
物质决定意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积累了许多好经验，是珍贵的精神财富。同时，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实际同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很大变化，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一定符合现在的实际，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不一定符合其他领域的实际。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赋予“改革”新的内涵，而不能把过去的做法绝对化、教条化，不能把“改革”这一博大精深的事业简化为这种或那种固定的做法，让过去的经验束缚我们今天的实践。
但是，当前在实际工作中，那种用孤立、静止的方法看待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观点还时常出现。譬如，有人认为：既然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积极性，那么今天就应该继续“分”下去，实行土地私有化;既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那么今天就要继续缩小和限制政府的作用，把一切交给市场;既然过去引入非公有制经济增加了经济活力，今天就要继续减少、拆分甚至取消国有企业;既然过去引进外资和技术卓有成效，那么今天也要在更多的领域继续引进外资和技术;既然过去靠“低成本劳动力”成为了世界工厂，那么今天仍然要千方百计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避免工人工资上涨过快。还有的把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照搬到公共事业领域，认为在医疗、教育领域通过鼓励投资者盈利创收、更多发挥市场作用，就能改善公共服务。
这些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值得商榷，而且在实践中也证明不仅不能起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作用，反而可能南辕北辙。实际上，政府和市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农村经营制度的“统”和“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等等，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我们既要看到矛盾双方互为前提、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关系，又要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把矛盾双方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不能把一定历史时期的做法看成是普遍和永恒的规律。而是要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改革面临的重大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都是历史范畴，和任何历史范畴一样，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当前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取消商品交换的阶段，也没有达到国家消亡的阶段。工业革命后，西方的市场经济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也就显现出其负面效应。政府维护宏观稳定、提供公共物品、提高人力资本等职能不断丰富，正是在纠正市场失灵中产生的。而随着政府职能加强，又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增添活力，进入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在不断“否定之否定”中螺旋前进的过程。
今天世界上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既有比较强的政府职能，也有比较发达的市场。而一些政府治理无力的国家，也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管得过多是主要矛盾。但是今天面对新常态，既要看到政府越位的一面，也要看到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国内需求不足、产业结构碎片化、无政府状态恶性竞争、人力资源建设滞后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条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治理市场失灵。如果仍然用过去那种一切迷信市场的办法，反而会进一步恶化这些问题，主观上是想保增长，实际上是窒息经济增长的动力。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的关系。一些观点认为只有取消公有制经济，才能让非公经济充分发展，这种“零和博弈”的观点在我国的实践中证明是错误的。非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公有制经济。解放前，我国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基础工业薄弱，私营经济也难以获得原料，并会受到外资挤压，发展不起来。新中国依靠国有经济迅速建立了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之后独立自主地对外开放、发展私营经济，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公有制经济在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提供公共产品、缓解劳资矛盾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非公经济也有着体制灵活、反应灵敏、贴近市场的特点。双方是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关系。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也举办国有企业弥补市场失灵，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理念搞私有化，导致丧失国家经济主权、恶性腐败和两极分化。我们要避免对纯而又纯公有制的迷信，也要避免对私有经济的迷信。
——农村经营制度“统”和“分”的关系。包产到户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成就不容否定，但也不能把包产到户的经验绝对化，迷信“一分就灵”。改革开放初期农业丰收，既得益于包产到户，也得益于集体经济奠定的农田水利建设、良种推广、农业机械等基础。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农民积极性，但是在发展规模经营、提供公共产品、加强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博弈能力、加强基层治理等方面，仍然要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不能把“统”和“分”对立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主要问题和矛盾是集体经济统得太死、活力不够。而今天，小农经济的弱势地位凸显，就更应该重视探索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短缺，再加上西方国家“滞涨”，为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和技术创造了条件。而今天，我国资本短缺已变成资本充裕，引进技术的空间越来越小，一些领域过于依赖外资和技术反而窒息了创新动力，这时就既要讲开放、也要讲经济安全，既要讲引进，也要讲自主创新，变“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为“把技术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物质资料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是人类社会两种主要的生产形式，这两个部门必须保持恰当比例。长期以来，我国依靠所谓“低成本劳动力”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也留下许多历史欠账。片面强调压低劳动力成本，压低和拖欠工资、超时工作、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劳动者报酬增速长期低于经济增速，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人自身的生产滞后于物质资料生产，强化了依赖低水平重复扩张的发展方式。据研究，2003-2009年，由于企业拖欠工人工资导致内需不足所损失的GDP，占我国GDP的3%—5%。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要辩证看待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强调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实行更积极、更公平的收入分配，通过增加劳动者收入来扩大内需、提高劳动者素质。如果再片面强调降低劳动力成本，甚至主张工人工资增速应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那样就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速，陷入拉美国家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仍然突出，有的干部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对医疗、教育、公共住房投入多了会影响经济发展。实际上一些地方的实践证明，解决好老百姓上学、看病、住房的问题，就能够释放居民储蓄、刺激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发展，这两者是统一的。如果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立起来，政府推卸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甚至把医疗、教育产业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就会进一步导致经济运行成本和群众生活成本升高，反而影响经济发展，结果南辕北辙。
历史表明，破除对他人经验的迷信容易，破除对自己经验的迷信更难。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宝贵财富，但是也不能躺在现有经验上睡大觉。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包含了不能把改革开放的经验教条化、绝对化的意思，而是要“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不足的加点劲，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避免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教条主义化，做到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使改革适应新的实际。
二、辩证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为深化改革凝聚共识
正确认识改革面临的重大关系，同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社会上一度出现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思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全面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但也还是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导致“改革倒退”、“走回头路”;另一方面，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人归咎于改革开放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人认为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应该按照西方政治经济模式进行“彻底改革”。这些重大问题如果不说清楚，就不利于凝聚共识、增强团结，也会使人们对当前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产生困惑。
实际上，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互相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事物内部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的不断斗争，由肯定到否定，又由否定到新的肯定，表现为波浪式的前进运动，这是事物前进的规律，而不能把波浪式前进说成是走回头路。纵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60多年历史，在很多问题上都表现为这种在“否定之否定”中波浪式前进的过程。
例如，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鸦片战争之后，我国被迫纳入全球市场体系，表面上实现了“对外开放”，但是由于经济技术和制度落后，对外开放并没有实现富国强民，反而沦为经济殖民地，丧失经济主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没有实行全面开放，并非是要闭关锁国，而是由于受到大国封锁而坚持独立自主，我国一方面努力打破封锁，坚持正确义利观援助第三世界，扩大国际空间;一方面集中精力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正是有这些基础，才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不像解放前那样沦为大国附庸，改革开放同解放前的“门户开放”有本质不同。当前强调自主创新、国家安全，也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说成是封闭和开放的对立，陷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迷信。
再如，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形式上。我国几千年一直是小农经济，近代在工商资本冲击下，农村破产、农民困苦。新中国把农民组织起来，办水利、办工业、办医疗、办教育，显著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农民面貌，全国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普及了基本医疗和教育，集体经济取得的成就，是对小农经济的否定。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又是对集体经济僵化体制的否定，但这时的家庭经营已经是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家庭经营，同解放前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有本质区别。今天强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也是“统”和“分”这一对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如果把包产到户和集体经济对立起来，搞土地私有化，就会走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恶性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和流民等问题，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可见，两个历史时期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的差别，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断调整，我们不能走到任何一个极端，也不能止步不前，把一个阶段的做法看成是永恒规律。习近平同志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部署是一脉相承、逻辑统一的。
三、发扬“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法，树立“探索新路”的历史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要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不走老路和邪路，要走新路。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走新路呢?为什么要树立理想信念呢，就事论事不就行啦?这些问题，也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回答。
为什么一定要走新路?因为老路走不通。苏东剧变以来，西方“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永恒的秩序”，这并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它把西方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道路看成人类发展一成不变的规律。当前西方国家是建立在对全球资源的掠夺基础上的，中国不可能走这条路。大量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除了少数具有特殊地缘和资源的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按照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西方社会科学是建立在西方特定历史、文化、社会基础上的，这些规律没有经过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检验，怎么能说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呢?
为什么要树立“走新路”的理想信念?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相信“历史的宿命论”，而是相信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人可以能动地利用规律、改造世界;相信“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相信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扬弃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代价较低、弯路较少的新路。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坚持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
正是因为相信“精神变物质”，相信理想信念焕发出来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做到不信邪、不怕压，既不照搬别国模式，也不依附任何国家，而是树立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做成了一些按所谓“国际标准”做不成的事情。“农村包围城市”超越了苏联式革命道路;新中国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保障了人民生活和社会公平，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医疗，超越了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剧烈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劳资矛盾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一些学者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预测的“中国崩溃论”屡屡失败，“中国模式”日益引起世界关注。尽管“中国模式”还不能说完全成型成熟，但是已经为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选择。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要走的是新路，所以要倍加重视历史经验和理论建设。当前，还有不少观点有意无意地照搬西方理论。例如，根据西方历史发展经验，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生态环境都必然先恶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缓解。如果仅仅满足于认识规律，就会对我国收入分配和环境问题视而不见，认为现在还没到解决的时候。但是，西方国家收入分配和环境状况改善，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经过工人阶级长期斗争才实现的。这一规律并非历史的宿命，而是可以通过积极的作为而改变的。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如果其他国家的弯路都要走一遍的话，还干什么社会主义事业呢?
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是要在人类发展的一切历史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力求超越兴亡更替的“历史周期律”，而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所谓“规律”而无所作为。当前，我们一度瞩目的苏联模式已经成为历史，全球金融危机也宣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重大缺陷，资本主义本身也在深刻反思，这为我们树立理论自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本身也需要不断改革，改革是常为新的。只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向历史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学习，不断总结经验、破除迷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这样或者那样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从对这种经验或者那种经验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我们的事业就必将获得新的胜利。
(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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