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意见很不成熟
── “中央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质疑
“中央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该意见”)关系国企改革，关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认真阅读该意见后，我对国企和国家的前景深深忧虑。请各级领导、广大国企职工、以及对该意见赞赏的朋友们仔细过目我所说的道理和所举的实例。
这次国企改革是第二轮改革。
对前一轮国企改革民众自有结论。违背宪法，给国家的经济基础造成严重破坏，巨额国资流失，大量职工失业，冒出一大批猖狂蚕食国民经济的暴发户……。法院还不受理此类案件 ……。这些都属实。
现在形势不同了：1、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只剩10%左右。它们在坚守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阵地，它们光明的发展前景还受到海内外许多势力的嫉恨。必须精心保护它，形势已经容不得我们再有失策失误了;2、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针对改革做出了一系列批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对法治做了全新的论述。按说，该意见应当大大有利于国企的“做强做优做大”。
但品一品该意见，你就感到它脱离了当今国际大形势、崇拜性地照搬欧美的模式、抛弃或漠视了自己的经验、忘记了沉痛的教训。让人觉得它包含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意图、体现着两种相反的思路，从头到尾都在较量。
该意见中维护国企公有制地位的力量好像底气不足，对美好前景的论述也显得很虚，看不到落实的保证，仿佛是镜中花在诱使你接受本轮“改革”的措施;而对一系列很强势的硬性规定之出台依据避而不谈，依然使用貌似权威的让人吃不透的语言，对其效果都表达得似是而非、让人难以捉摸。不会又是陷阱吧!那样灾难就会降临，再想重返今天的局面也都不可能了，因为最后一点国有经济已经化为乌有。
再读一遍，还是觉得其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只是个点缀，如同房地产开发商挂出来的大楼效果图，它让你着迷、让你期盼，就是不让你拿它去较真。会是这样吗?怎么不会：党政高层机构里处心积虑要扳倒公有制经济的势力不会自己跑掉，前几年国务院发改委请来前美国政府高官、高盛公司副总裁、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国际金融垄断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作顾问，带来削弱国有经济的“顶层设计”毒药。请诸位睁大眼睛，看看它已经被清除、还是伪装的更巧妙。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国有企业改革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都是上一次的老调。 “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幌子)，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真正目的)。……积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为什么?)，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能同心同德地共同发展吗?)。”这一段有多少同志认可呢?
既然“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评价一个国企的优劣，自然先要看它对国家的贡献。促使国家的经济走向独立走向富强是基本标准，大庆油田则是国企的光辉榜样。而从“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的论述里，我们根本感觉不到这个“国企”与国家的安危和发展有什么关系。
问题还不止于此：我们国企之间的关系，应该如同战争年代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野、二野、三野和四野，他们并肩作战、争挑重担、相互配合。可是上面的论述中，一味强调国企单打独斗、各顾各。金一南在新书“苦难辉煌”中，根据收集到的新史料和刚解禁的史料，对抗战以前的历史做了补充和修正。从中我们得知，红军长征胜利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国民党四分五裂。根源在于蒋介石坚持独裁，始终要利用“剿共”之机吞噬地方武装。于是湘粤川黔滇以及北方的杂牌军，都先留有一手来防蒋，必要时给红军网开一面。这就从反面说明我们的力量必须互相团结。
该意见对主要目标的总体论述，开头就是“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得!这么急切，5年之内就要取得“决定性成果”，要变成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变成“市场化经营机制”。
市场化真的就那么好吗?广大人民群众从黑心棉、苏丹红、地沟油……豆你玩、姜你军、蒜你狠……倒牛奶、杀奶牛、砍果树……不对等合同、商业陷阱、电信欺诈……领教过市场化的苦果，特别是医疗、教育、住房三个市场化，使百姓们感到又被压在新三座大山底下。连政府也承认这些市场化失败了。近些年又刮起一股文化市场化之风，许多有识之士就指出，这会把我们的五千年文明葬送了，使民众都成了甘愿受西方奴役的羔羊。
于青于2009. 3.23在人民网-《人民日报》上，推荐日本持续畅销的、三度担任内阁智囊的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岩的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自灭?》(副题——《结构改革急先锋的忏悔书》)，书中说，“日本套用基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进改革，结果导致日本丧失优良传统和产业竞争力，日本社会开始分裂。”……“过去相信资源分配应该尽可能交给反映个人自由意志的“市场”， ……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过度相信“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现在看来既愚蠢又危险”。因为“1、“市场效率”它假设市场参与者都拥有完全信息。但在现实世界，……信息被操纵，“市场”也就没有效率”。“2、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投机”，投机必将产生泡沫并导致破裂”。“3、贫困人口增加和社会分裂”。这个反思激起日本学界和社会大众的热烈反响，99%的读者给予好评。经济评论家内桥克人认为，市场万能、竞争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是就业体系破坏，社会纽带断裂。
说到市场化，就不能不把话题引向这些年来的“改革”。 改革是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的，但是鼓噪一番就凭借权力武断地下了结论(包括说国企没有效率、没有活力)，一帮“精英”们起劲地跟着呐喊，于是“改革”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就被垄断了，……。关于真理的讨论进行了吗?没有!“不争论”!“时间耽误不起”……。
改革近四十年了。要说好，大楼林立、“GDP总量全球据第二” ……;要说不好，自主权的丧失、私有制泛滥、治安堪忧、环境恶化、两极分化、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信任危机……。究竟怎么估价，总该回顾总结一番，让全党全民都来讨论吧?总该拿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一下，看看改革带来的得失利弊，找出经验继续发扬，找出教训不要再犯吧?不!把持改革解释权的权贵们，继续了总设计师的风格，不容讨论，只许听令，否则就“杀开一条血路”，继续“深化改革”。
其实，对这些年改革的基本结论早就有了，正是总设计师自己做出的：他不是说过十个“如果”吗?当年信誓旦旦打的保票(也就是十个不可能)全部成为现实。这不明明白白表明这些年的“改革”方向和主要举措都错了，的的确确错了，千真万确错了吗?
“解放思想”，被裁定为只有私有化才算解放思想，只有私有化才是“改革”的方向。这是谁家定的规矩?
习近平主席说过，“改革是我们党中央领导的，全国人民参与的社会发展事业”。又说“改革是甚?应该怎样改?应该让人民群众有最大的发言权。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就不是真正的改革。人民群众不满的所谓改革举措就要叫停，人民群众期盼的改革举措就要尽快制定和推行、落实到位。”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指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要求“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要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还要“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而该意见本身就有问题：说它是法律法规吧，没通过全国人大;说它是修改法律的指导文件吧，与国企改革这么重大的改革相应的公司法、投资法、劳动法等还没有、或没有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审查修订，怎么就直接规定了改革的总进度，5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呢?
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世界还很不太平。国际金融财团操纵的某大国政府极力推行霸权政策，我们新中国被列为它的首批屠宰对象。而国内疯狂叫嚣推进私有化的势力，正是它们的爪牙……。所以改革的话语权与领导权就特别的重要，关系国家民族的兴亡。
回头来看该意见。先看体质改革方面：“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 ……“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 ……“对于适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以上这些意图很明显，就是极力给其它资本开绿灯，逐步挤压国资的控股地位，直到它变成配角。这会带来什么变化呢?
“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通过一系列入股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实行同股同权，切实维护各类股东合法权益”。这里说得清楚，入股不止为分红，而是要参与重组与企业的管理。他们参与管理主要不是为了水涨船高多分红，而是“切实维护各类股东合法权益”。什么叫合法?这里没有对他们的诉求设立衡量标准，但却立下了“实行同股同权”的死规定。不妨设想一下，假设这是个制药公司，本来要全力开发价廉物美的新药帮助大众恢复健康，但新股东却要求抽出相当一部分力量去开发药效平平的高价药去忽悠危重病人和中等收入家庭。“同股同权”，不答应还真不行。一旦国资变成参股，说不定这个企业还会去制造有问题的药。
看来“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就令人怀疑了。从表面上看，只需计划中的部分国资就足以维持企业的运营，省出来的国资还能再经营一些企业，无形之中国资能量被“放大”了，净赚不亏，多美呀!其实，说“放大”那是忽悠，走样了“失真”了才是大实话。“放大”在电讯传播、遥感遥测、工业控制等领域都广泛运用，但其基本要求都是放大后信号不得失真。如果最终输出与原始输入大相径庭，还能把它称作“放大”吗?
尤其令人奇怪的是，连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企也必须“支持”其它资本侵入：“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别的先不论，这国家的重大机密还怎么保守呢?连普通百姓都晓得现代战争中信息的厉害，它可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胜败的要素。当年我们没吃没喝没弹药，也没有让外人介入战地兵工厂，今天我们就穷到这个地步了吗?这一条如果贯彻，我们国家在外敌面前将毫无抵抗能力。
还有吸收外资的规定：“依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相关安全审查规定，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注意，是“根据目录”来完善审查机制，不是根据我们用血汗或血泪换来的经验教训修订目录。这能够保障我们的国企不受伤害吗?
还有“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不可以分级管理呢?对那些不大重要、不大看好的国企，下放到省一级或县一级去，保留其国企性质，难道不可以吗?我们看到，在第一轮“改革”中，好像县一级国企全都办不下去，一刀切都给变卖了。农业税取消之后，县一级财政那就要非国资企业的税收。非国资企业就成了县政府的“衣食父母”，不论怎样也得照顾，即便发生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等也得把资方护着点。这增加了国家的潜在危机。现在有了消除它的机会，为什么不利用呢?
下面说说管理方面的规定：
众所周知，欧美企业里的白领、蓝领界限分明。蓝领被认为是会说话的机器。对他们的要求是绝对服从，从上岗到下班(含加班)，都要像机器那样精密地飞转。一旦发现磨损和老化，立即被更换。企业活动靠谁组织呢，说是白领，其实是核心中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终极决策层是股东会。他们高高在上，不可侵犯，拥有绝对的权威。
不幸这种基本格局被该意见继承了：“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党组织的政法核心作用，切实解决一些企业董事会形同虚设……”;“要切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完善企业内部监督体系，明确监事会、审计、纪检监察、巡视以及法律、财务等部门的监督职责，完善监督制度…… 建立审计部门向董事会负责的工作机制……落实企业内部监事会对董事、经营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进一步发挥企业总法律顾问在经营管理中的法律审核把关作用”。还要调动“外部”力量，“建立健全高效协商的外部监督机制。强化出资人监督，……开展总会计师由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委派的试点……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制度”。是外部的正能量吗?
虽然该意见在后边也提到“大力推进厂务公开，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础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加强企业职工民主监督。”但怎么看来也是与上面强势的专业管理专业监督规定是两层皮，揉不到一起，是实行不了就会被放弃的。
该意见多处“强调”党的领导，实际上除了党委书记担任董事长以外，党的领导主要限于党管党、管工会和共青团、管反腐倡廉。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产生、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使用人权相结合”，“强化党组织在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中的责任，支持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实行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董事会按市场化方式选聘和管理职业经理人，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加快建立退出机制。”注意，企业是多种技术含量很高的生产性营运性综合体，本来在用人方面，来自技术层与专业管理层的呼声就很强。按这里的规定，一旦党委的意见与经理层的意见相持不下，十有八九党委得妥协。那么“党管干部”也就只停留在名义上。这里还强调了党组织的“支持”“责任”。不是说“责权”要相适应吗?那权力在哪里?党组织有多大的选用人提名权?司法部门和纪委拥有对候选人资格的审查权吗?
文件最后一条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根据本指导意见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意见……，确保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顺利推进……”。这就意味着党只能根据该意见发挥作用，实际上把党的领导降低到该意见的水平，还要担负“确保”的责任。显然，在这里党要受该意见的领导了。
前些年有内部消息，清华大学为了创收，也为了“适应形势”，为了“满足”港澳台和沿海地区大老板们的“虚荣心”，多次举办MBA专业定向招收学生的短期进修班。这些学生的文化程度相差很大，品德作风良莠不齐，但个个是富豪。发毕业证也不过是走走形式。当时听了只是不屑一顾的笑了笑，如今看来问题可能不那么简单：谁又能保证，未来给重点国企“会诊”和紧接着捉刀启动“开膛剖肚”大手术的“专家们”中，没有这些只走一遍过场就贴金的“清华大学MBA毕业生”冒牌货呢?兴许有人早就把宰杀国企所需的队伍准备好了。
再看看该意见有关职工的规定吧：
提高效率增加活力，落实到职工头上免不了要增加劳动强度;
对职工也有奖励，比如参股持股。但是“主要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职工们的弱项)，而不以职工的发明创新、专利技术、有价值的方案和建议、技能绝活(职工的强项)等折价增股为主。这暴露了该意见并不在意蕴藏在职工中真正可贵的价值。以往凡是半死不活的国企，其领导人心态都与此类似，“咱们厂的工人谁还不了解，他们有什么积极性?有什么眼光?有什么水平?有什么能耐?能搞出什么新玩意?”所以他们对来自职工们的建议、批评、诉求都置若罔闻。
“企业内部的薪酬分配权是企业的法定权利，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建立健全与劳动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就是说工资待遇缺乏保障。按说，衡量某岗位的工资水平，需要考察其劳动艰辛程度、工艺复杂程度以及技术精密程度。具体到职工再酌情增减。但这里都没涉及到，涉及到的却是先和社会上失业人群相比较，要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然后看你的劳动生产率。近些年，在打工族强烈的呼声中，国家规定一些合资企业里，工会代表参与职工工资的协商和谈判。如今该意见又后退了一步。
“建立分级分类的企业员工市场化公开招聘制度”“建立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等的作用，解决好职工安置问题”，“真正形成”“员工能进能出的合理流动机制。” 这就是说，要在职工们的头上高悬一个失业大棒。
“建立健全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用工制度”，“真正形成”“员工能进能出的合理流动机制。”这就是“砸三铁”的继续。哪怕你一向勤奋，哪怕你多次荣获劳模称号，一旦你接近退休年龄，就可能乘合同到期之际堂而皇之地把你辞退。
现在，仿佛又听到解放前工头手举皮鞭的吆喝声“两条腿的狗不多，两条腿的人有的是”!请问，当职工们时刻担心被裁减，他们还能把自己当做企业的主人吗?还能一心为企业吗?他们的积极性还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吗?不可能! 他们除非有十足的把握，否则只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至于“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没有点到症结。
首先不该横加指责。有关上司不问企业创业时代的艰苦，像甩手掌柜一般斥责国企办了社会，“贪图大而全、小而全”。须知这些在人烟稀少生存条件很差之处从无到有的国企，如果当初“等、靠、要”，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和局面。当初“办社会”办错了吗?今后也会有这类需要，政府能做出无论多么偏远和困难也为企业解除上马之忧的承诺吗?
其次存在趁火打劫。来接收的政府要员，怀着趁散集来拣便宜货的心态，反正有日期限定，你不交也得交，对企业办起来的“社会”巧取豪夺。
第三，有些政府机构像刻薄的后妈那样对待接收过来的“社会”，明显存在歧视;
第四，接收后无意精心承担对国企的社会服务，也许在短期内还给你小鞋穿。
我强烈地推荐大家读一读6年前韩西雅、陈寒鸣合写的文章：“国企改革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主人地位的丧失”， 因为该意见中仍然大量地强势地重复当时的口气和举措。那些举措的轮番上台过程和结果都被这篇长文真实详尽地记述。那简直是一部国企由欣欣向荣逐步变伤变残变质、广大职工由主人翁逐渐沦成一无所有只能听命的打工仔的血泪史。
有人会问，你说这不对那不对，你给出个对的让大家看看。我自然没这个水平。可是我们国家早就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想听吗?
一、“鞍钢宪法”
新中国的工业从“一五”起步，前期主要靠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和后续补充的一批项目为重点。因为自己没有经验，基本上遵照苏联的模式(典型体现在“马钢宪法”里)。在实践中，我国的很多企业领导人、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都发现这个模式里有一些弊端，如一长制、专家路线、工艺修订装备改进都很难申报获准等。怀着极大的建设祖国的热情，建设者们创造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广大职工三结合)”等新模式，掀起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热潮。当60年马宾总结鞍钢双技活动的经验上报后，毛主席给予高度评价：我们自己的“鞍钢宪法”诞生了!有五项要点：政治挂帅(非利润挂帅);党的领导(非一长制);群众运动(非专家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于是全国公交战线又掀起新一轮高潮。但由于不少领导对此理解不深，又逢三年自然重灾，“鞍钢宪法”逐渐被多数人淡忘。
它再次闪光是在“TQC”活动高潮中。日本战败后经济急需恢复，而日货质次名声差。日本民族有志气有心计，特别擅长学习及偷窃技术。五、六十年代中日民间交流很频繁，一批批日本友好人士穿梭般来华访问。他们文化程度高，熟悉欧美的数理统计理论;又因受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把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热情的经验以及两参一改三结合学去了。二者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TQC”模式(全面质量管理)，推动了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不久它就高踞世界第二。八十年代初，朱镕基率团访问日本，把这个成果引进来，当时还以为全是日本的创新呢。
当我在学习班上，看到首批学员捧着教材迈力地讲解“三全：全领域，全员，全过程的管理”，QC小组，5W1H，PDCA循环……的概念和方法时，越来越觉得这其中有我们中国的元素。经一番资料查证，确实如此。小松制作所等日本文献中，就有“三个臭皮匠，合成诸葛亮”，就有精神奖励重于物质奖励，……甚至提到“两参一改三结合”是质量管理的最高形式。
我认为搞TQC活动的人应该政治思想、业务技术、管理能力都强，自己比较合适。恰逢厂里搞部优产品，就调我负责“全质办”。尽管手脚没给放开，我还是通过它把厂里的质量工作推进了一步。这里简述我在QC小组学习班上的讲课内容吧：
TQC是日本民族在质量管理领域开发的嫁接成果。其母本清清楚楚是数理统计，来自欧美;其父本经考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新中国工人的创造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
请看，QC小组多么像我们的马恒昌小组，郝建秀小组，劳模表演队指导队，安全行车三十万公里队，无差错运行岗，安全检查岗、技术攻关队，一帮一、一对红，学哲学用哲学小组……;QC成果发布多么像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
人家就是在我们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形式上名称上统一(不搞新花样)，活动方式上基本一致，但在精细程度深入程度上力求突破，“让数据说话”而不满足于凭经验说话，“不良品率”限定在3‰以下，工程能力指数Cpk就是有效的过程控制中考核的目标……。
我们按“矛盾论”抓主要矛盾，那个排列图起此作用，而且更加客观;我们集思广益共同寻找问题的根源，那鱼刺图就是从“人、机、料、法、环境”各角度，一层又一层追源的直观工具;情况查明后我们制定行动方案，人家叫“对策表”，其中“5W1H”就是表中必须明确何因何事何时何地何人何法诸要点，从而“抓紧”和“落实”。
他们的P(计划)D(执行)C(检查)A(处置)循环轮，每转一周都上一个台阶，其实就是贯穿“实践论”的思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每一次循环都上升到更高的高度”。
但是我们因为生产水平低，数量概念粗，总以“几成”，百分之几来衡量目标值，标准就低;许多人还懒得做详细记录，事后再回忆思想就难统一。……我们得向人家学习。
经我一讲，大家有了自豪感，解除了排斥和畏难情绪，愉快地依照TQC的要求，QC小组活动得到迅速广泛的发展。……
后来我听说，美国经济学专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称作“团队精神”的典范。
相信对“鞍钢宪法”的进一步理解和深入贯彻，会大大加强国企的实力。
二、大庆油田
这是按我们中国方式兴办的第一个特大型国企。它的水平很高，贡献巨大，世界领先。起码在国内，至今没几个企业可与它相比。它高产稳产几十年，总是我国纳税首户。但它可不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决策人不是洋专家，不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没有引入其他资本(本世纪另说)。说它先要说余秋里。
余秋里是江西农村一个穷孩子，没上过学。因不堪忍受地主欺压而参加红军。他的文化、技能、眼光、魄力都是从革命战争中学到的。长征中他失去一条臂膀;抗战时在冀中指挥部队连打胜仗，一年内部队由三百人发展到五千;解放战争中，发现并培育出“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互帮互学共同提高”的经验，部队通过“诉苦”“三查”提高觉悟的经验，都推广到全军。著名的“硬骨头六连”就出自他的部队。全军军事素质迅速提高、大量俘虏兵几天后就变成勇敢的解放军战士、解放战争三年多就胜利，都与此有关。
58年国家急缺石油，毛主席点名余秋里挂帅。他拜访李四光，虚心向周围的内行和专家学习，很快就成了石油工业事实上的专家。59年松辽平原发现大油田，他请示中央后亲自上阵，率领部机关骨干、调动玉门等老油田的主力、又要来几万复原军人，齐聚萨尔图。
当时那里是莽莽草原和水泡子，冰天雪地。他们挖地窝子、搭帐篷、破冰取水……。粮食不够吃，副食品很缺，队伍里出现逃兵。余秋里敏锐地发现了“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王进喜等榜样人物和1202、1205钻井队等英雄集体，党委决定大力宣传他们的事迹，同时号召全体职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职工们学习之后，明白了“这困难，那困难，国家没有石油是最大的困难”。于是接受了“先生产，后生活”，纷纷向铁人学习，掀起了建功立业的高潮。
这么大的油田一定要搞好。余秋里要求和组织技术人员摸清情况，反复论证，实现一切开发方案都非常科学、有充分的依据、有远见。他还要求各级领导机关“三个面向、五到现场”，及时切实地解决基层遇到的问题。在他的榜样作用、指挥和大庆党委有效地领导下，会战中迅速涌现出很多火花和经验：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严细准狠”;“取全取准第一手资料”;工作不分界限、工作不讲条件;人人有事管、事事有人干;“岗位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月度大检查;岗位练兵、大练基本功;项项工作高标准、人人出手过得硬;不达标的工作坚决推倒重来……。油田每年趁隆冬搞休整，“评功摆好”、大力表彰先进、总结先进经验，保证了极端困难年代队伍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很快大庆原油就源源不断地运出来。
余秋里把大庆的工作与部机关和整个石油部的工作相结合，及时总结经验推广、调整开发方案，制定新的方案。大庆会战成为高度革命精神与高度科学作风相结合的典范，成为体现“鞍钢宪法”的活教材。新发现的几个油田相继开始会战，炼油领域也绽放出“五朵金花”，整个石油部成为标杆了。
毛主席提出“工业学大庆”，意义深远。今天也没有过时!
有人说今年中纪委查处的大老虎里就有大庆的头头，石油系统也是重灾区。这不奇怪，大环境变了嘛。 比如周永康凭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坐镇胜利油田一年，硬是把腐败分子陆仁杰扶上局长的宝座。 再如世纪之交，中央硬把石油系统一分为三，还统统引入外资。至今不知这里边外资所占比例、外资话语权比例和分得多少利润。如今互联网上“三桶油”倍受民众斥责，其实真正该负责的还不知是谁呢!
三、两弹一星、和后来许多的重大装备重大战略武器诞生过程中所包含的宝贵经验
这些都是令世界华人倍感骄傲、使民众热血沸腾的事件，无不是惊心动魄奋斗所取得的灿烂成果。但是又有哪一个体现出今天讨论的该意见中搬过来的规定呢?
我从中感到的是：中国人的志气，敢为天下先的胆识，经得起考验万无一失的认真态度，“全国一盘棋”的大团结，百折不挠的毅力，穷则思变的集体智慧，一进基地就不能和家人联系、一辈子甘做无名英雄的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忘我精神，以及上级领导依靠自己力量的坚强决心。这些，在“该意见”中得到体现与否?
四、其他比较零散的好经验
俗话说“寸有所长”，众多不那么出名的国企里也有过辉煌，也创造有真经。在党的光辉照耀下，这是普遍现象。
比如大规模进军前先搞试点，种“试验田”;“解剖麻雀”，举一反三来取得认识;从制度上保证群众参加管理参加监督;“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的风格;墙报、板报、擂台赛;取经求教和传经送宝;结对子共同前进;共产主义大协作;……这些我们熟悉和赞赏的方式，曾经推动我们企业快速发展的方式，在该意见中好像都不值一提。到底是谁错了?
现代企业是由人、设备、厂房、资源、管理运作方式、作风传统等要素组成的有机体。管理运作方式属于上层建筑，它的性质取决于其经济基础。现在的天下基本由资本主义势力控制，国际上盛行的(非技术性惯例)基本都是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惯例”。资本主义世界的上层建筑能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服务吗?
把该意见与我们自己的经验相对比，就发现前者突出“资本”，资本决定一切;后者突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突出了“人”的作用，“资本”由人来统帅，为人民服务。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发达国家的科技可以称作“现代”，而它的上层建筑本质上就落后与我们。如果非要用“现代”表达，就只能说它玩的花样那可真是超现代。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发布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文件，其精神可浓缩为一句话“责权利相结合”。我认为它同样适用于国企：
首先是责任，明确国企对国家、对人民的根本利益、对行业、对自己职工要负的责任;
其次是权力，包括资本、机构、规章等的规定，给国企比较宽松的环境。现在讨论的该意见，把国企框的太死，而且用的是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框框。这些年来，它虽然促使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深深地伤害着国家和人民，使国家呈现病态，严重的病态。我们应该允许国企把自己的经验与国外的经验进一步结合，通过实践，拿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武器，真正摸索出更好的发展道路;
第三是利益。上一轮国企改革从损害国企利益开始，一步一步没完没了地再损害。今天的该意见中规定“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为什么这么着急?好像多么关心公共财政是似得。历史上许多开过皇帝还懂得减轻赋税，给人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呢。我们的国企身上还有伤，需要养伤。这一轮改革还不知道是福是祸呢，总要保证企业能维持生产、能略略开展再生产吧!这个规定显然非常主观武断。容我再多说几句：
中共领导的政府从中央苏区开始，毛泽东任第一届主席。当时(特别是兴国县和长冈乡)“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柴米油盐都想到……”，民众自心眼里拥护。以习仲勋为第一任主席的陕甘苏区政府也一样，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生存，平易近人，连刘志丹同志都像他致敬。整个延安时期政府的好传统一直保持着。进城前夕，毛主席告诫“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建国初又开展“三反”“五反”，后来还有不少运动。所以到七十年代后期，政府的形象都很好，人民不断地在“感谢党、感谢政府”。
政府形象的恶化开始于改革开放。在铁路运输非常紧张的时刻，某高干子弟公然要铁道部无偿调给他许多车皮，供他自己搞运输;又有高干子女插手外贸……。于是一批高干子女开始自己“先富”。这些情况通过小道消息飞快地传播，令民众吃惊，但没有办法阻止。迎合上司逐渐成了政府顾员升迁的诀窍。党政机关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了。
逐渐的，政府作为机构也开始腐败：纵观今日的政府的大楼、楼前广场、广场的公园，哪一个不豪华地令美国官员眼馋，我国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吗?再看招投标腐败、禁变罚腐败、公车腐败、高尔夫球腐败、裸官腐败……。民众对政府官员不服了。
有媒体报道，我国的行政开支高达总支出的1/4，也有说是1/3，总之远远高于世界上别的国家。太惊人了!若要谈“效率”，应当先从政府的效率谈起。古今中外，凡是花钱如流水的，如果不是他爹(或情夫)给的，就是自己抢的偷的骗的。政府部门需要认真切实地查，不能走过场。
任何劳动者(这里包括企业)，通常要把生产率(或收益)提高哪怕是5%，也得拼上吃奶的力气。政府提现倒是轻松，20%,30% 顺口就出来了。政府怎么不去想把自己的行政费用降一降呢?按现在的水平，降30% 很轻松，降50% 也不难。为何对国企苦苦相逼呢?
我们的人民，有着踊跃交公粮、多交公粮的传统;我们的国企也总是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害怕国企“肥了”就忘娘、“肥水不流外人田”吗?那是所谓“现代企业”的通病。该意见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想必市场化的推进者们还想否定我的说法。好，以理服人，请拿出实例来!
该意见第29条中说，“大力宣传……改革的典型案例和经验”，第22条说，“完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设立统一的信息公开网络平台，依法依规、及时准确披露国有资本整体运营和监管、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以及管理架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关联交易、企业负责人薪酬等信息，建设阳光国企。认真处理人民群众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的来信、来访和检举，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好，说的非常好! 不过，不要等“改革”完成以后再实行，现在就兑现，马上兑现!
就拣几个符合本意见规定的、市场化的推进者们满意的典型企业，把它们的上述资料统统公诸于世，把它们的情况真实、具体、生动、详尽地加以报道，允许想参观学习的单位去实地考察。
如果它们真的赢得了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该意见今后将会一帆风顺，暂停一年半载也绝不会耽误什么。怎么样?公布吧!
阳光职工 201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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