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究竟缺什么
张志坤
东北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长期以来,东北的经济都每况愈下,现如今已经跌到全国的末位了,虽然全国经济形势都不是很好,但东北的情况尤其严峻。为此,从上到下都采取了不少措施,特别是轰轰烈烈的“振兴东北”行动计划,大张旗鼓地实行了好几年,结果东北的经济未见回暖,反倒愈呈颓势。东北到底怎么了,类似这样的讨论不时出现,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北一定是在关键地方、关键领域或者关键要素上缺了点什么,迄今为止也未能对症下药,以至于沉疴不起。那么,东北究竟缺什么呢?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东北不缺自然资源。理论上讲,东北具有发展现代工业的一切自然条件,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现代工业的三大材,钢铁、石油、煤炭,都是东北的长项,至于粮食、森林等副业支撑,东北也居全国前列。整体来说,东北地区的自然禀赋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属于良好上乘。
其次可以说明的是,东北并不缺少必要的基础。改革开放伊始,东北的起点就很高。以一个普通县为例,1978年前后,东北大部分县份都有几个像模像样的工厂,比如笔者的老家,县里就有机械厂、针织厂、药材厂、粮米加工厂等十几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厂家,而此时此刻的南方江浙诸省,许多县里则毫无工业根基,只能用“鸡毛换糖”的原始办法起步。至于东北的大工业,以及大工业背后的技术与人才队伍,更是南方大部分地方所难望项背的。可以说,当时全国工业基础最好的地方,除了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一些大城市外,就大区而论,东北无疑是基础最好的地方。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东北也并不缺少政策支持。一直有人坚持这种论调,什么东北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多,转型慢,没有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以至于造成现如今经济落后了。这是一种过不去河埋怨裤裆兜水的说法,实际上,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全国都一视同仁,所有的政策都是面向全国的,没有划定哪里可以搞哪里可以不搞,无非是捷足者先登。抛开国有大企业不谈,以县里的集体企业为例,南方的一些县改革开放之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出了许多成功的集体企业,而东北绝大多数县里的集体企业却搞得一干二净。不但集体企业是这样,个体私营企业也是这样,整个东北的个体私营企业也始终萎靡不振,同样是市场经济下,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其实,国家在政策上对东北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仅以“振兴东北”计划为例,真可谓要政策给政策,要钱给钱,几乎是要什么给什么。结果东北的一干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半死不活,整个东北经济依然不见起色。
不缺资源,不少政策,同样的条件下,全国其它地方的经济发展就比较快,而东北却死活上不去,东北到底缺什么呢?
笔者挖空心思,搜肠刮肚,想来想去,以为东北最缺的还是文化底蕴、人文素质。
东北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东北人当然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但严格说来,东北却差不多是中国汉民族开发最晚的地方。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先进的汉文化与汉民族进入都较晚,大规模有系统的开发更是近三百年以内的事情。明清以后,大规模进入东北的主要有五种人:一是逃荒要饭的,俗称“闯关东”;二是作奸犯科的,为躲避官府的缉捕逃到东北;三是流放罪犯,俗称发配;四是战乱民俘,明末清初,满八旗军队多次侵入内地,大规模掳掠汉族人出关,仅明崇祯12年(1639年)入侵山东,就掠走46万汉族人,十五年(1642)又入侵河北,掠走36万多汉族人;五是逃兵,清朝中后期,东北边防严峻,清军大量屯驻,当兵的无法忍受,于是逃亡流落在东北。上述五种人构成东北民众的主要来源。
由上述这些人所组成的松散社会,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临时性,视东北为流浪谪居之处。于是父传子、子传孙,口口相告,老家在关内何处,一定要回到故土、祭奠祖宗庐墓,不但盖房子不像在关内那样为百年之计,而且生活中一切也大都不为长久计,多为临时凑合;二是掠夺性。由临时性所决定,对自然做破坏性的开发,对社会做抢劫性的掠夺。所以每一遭逢历史变乱,东北都是土匪多如牛毛,日俄战争期间,蜂起了张作霖、吴俊升等一大批土匪;日本战败满洲国垮台,蜂起了座山雕、许大马棒等一大批土匪。大小胡子(东北话管土匪叫“胡子”)漫山遍野,大肆抢劫掳掠。在几百年的演进当中,上述这些特性深深地积淀在东北人的心理、习惯与行为当中,所以,就文化底蕴与人文素质而言,东北是全国最低的地区,东北社会的人文生态极其恶劣,其来有自。当然,清朝大兴文字狱,也使得许多文化人被流放东北,当时有“江南才子多塞北,南国佳人半辽东”一说,但毕竟也只占东北人的极少数,改变不了东北人群的总体状况。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上,怎样才能取得进步,实现现代化的大发展呢?
历史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东北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工业现代化时期。一次是日伪满洲国时期,一次是新中国建国的前三十年间。在日伪时期,伪满洲国就是一个警察国家,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建国后到改开以前,东北工业执中国快速大规模工业化之牛耳,不但整个东北工业体系成龙配套,而且还大力支援内地建设,东北许多大企业都是内地工业企业的“母鸡”。而上述两次大发展,都与市场经济毫无瓜葛。与此相对应,恰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东北却从顶峰上跌落了下来,并且一路下滑,直至今天这般萎靡难堪的境地。究其原因,就是高压强制的统治或者严格规范的计划经济有效地压制住了东北人群中的那种临时性、掠夺性劣根,没有给其留下胡作非为的空间与资源。
笔者以为,东北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也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转折变动,这次转折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释放出张作霖、座山雕等类型的土匪,但却无法压制东北人群体性中掠夺的劣性。所以,奔向市场经济,东北人瞄准的不是市场,不是开发,而是盯住了现有的这点资产,极尽所能地把黑手伸向现有一点可怜的经济与工业“肥肉”。因此,当南方的各地纷纷进行“鸡毛换糖”原始积累的时候,东北却在热火朝天地瓜分国有企业资产,短短几年功夫,大部分县级企业就归于湮灭,接下来就是地市一级企业。时至今日,东北的企业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大中型企业,且大部分还是央企,因为即使是省属企业,许多也已经被搞得徒具外表空壳。
笔者以为,现如今东北的社会人文生态极度恶化,根本不适合企业的生长发育,像笔者老家的县份,很难想象会有企业在那里能生存下去,无数的恶狼张开血盆大口在等着,更不要说盈利。造成这种状况的,罪责在于如下三股恶劣要素:
一是东北官场生态严重恶化。东北官场生态恶化到何种程度,可能超乎外人的想象。可以极端地说,从上到下都烂透了。领导干部一般都善于夸夸其谈,实际工作却根本不靠谱、不着调,但以权谋私都是好手。别看东北各县基本上都是穷县,但各级领导捞钱的本事却一点不差,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一个村长,没个十万八万别想当上,一个乡镇长,没个几十万休想,十八大以前是这样,即使十八大反腐败以后依旧还是这样,只不过做的更加隐蔽、更加黑暗了。
二是社会潜规则泛滥。人们都知道,东北人情味特浓,办点什么事,都得报答个人情才行,各种制度形同虚设。如果说过去这还算好事的话了,现在则早已演变为办什么事都得求人走通门路,只要使上钱,找好门路,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不然,就算制度范围内的事情也不行。笔者以前还不大相信,后来回家才发现,就算计划生育极其严格的八、九十年代,居然也有公职人员生二胎的,一问,托人办的。所以,如今东北社会,从上到下,一年到头365天,上蹿下跳地找门路托亲友,而对此无能为力的,只有那些可怜的老百姓。
三是黑社会横行。在如今的东北,越是基层越是黑社会猖獗,许多县里都有全县知名的“霸”,乡村分别有乡“霸”、村“霸”,大小“霸主”招摇过市,比之过去的座山雕还张狂。尤其是粮食行业,许多地方为黑社会所垄断,老百姓卖粮得先卖给黑社会的“霸”,然后“霸”再卖给国储粮库,当然要从中赚取差价,以此聚敛财富。至于杀人越货、包揽词讼、贿赂公行,更是司空见惯。他们和政府大院都有密切的关系,许多要害官员都被他们所收买利用,事实上变成了他们的鹰犬。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叫大嚷搞市场经济改革,以为靠更加市场化就能管用,无疑于缘木求鱼,一些人还为此走了极端,说什么只要彻底私有化就能管用。笔者敢断言,如果把东北硕果仅存的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换来的将不是东北振兴,而将是更加进一步的堕落;而在如此恶劣的社会人文生态基础上继续乞灵于市场,也是竹篮打水。振兴东北,不从市场经济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东北不可能获得拯救;不对东北的各级官员进行彻底的大换血,东北也不可能得到拯救。仅仅空降几个官员到东北,譬如将一杯清水倒进大染缸,根本不管用,何况空降的也不一定就是“清水杯子”。
所以,要问东北真正所缺的是什么,笔者以为,东北现如今缺的是正义的警察,缺的是铁血的政策。但遗憾的是,这两项在现如今的中国都根本不可能。那么,就请东北继续煎熬下去吧,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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