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两位耄耋老者忽然开始批判爱国主义。
一位是87岁的茅于轼，他在自己的微博上说：“各人都爱自己的国家，仇视别的国家，就容易发生战争。所以普世价值里没有爱国这一条。要用爱人代替爱国，对世界和平更有好处。”
另一位是已经106岁的周有光，@展江 在其微博中转述说：“今天上午有幸聆听近106岁的周有光先生高论。他说全球化首先改变了人的世界观。过去讲爱国主义，常提到阿尔封斯·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结果两次世界大战打得一塌糊涂。如果再那样讲爱国主义，岂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爱国主义应升华为爱人类主义。”
《最后一课》是世界大战的原因?真是吓坏了……
对这两位老者的高论，有网友评论说“狗屁不通”。爆粗口不好，我不赞成，但他们的“不通”则是很明显的，因为爱国主义是一种朴素自然的情感，就好比人人都爱自己的家并不必然导致去破坏别人的家一样，爱国主义也不必然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之所以发生各种战争，主要是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引起的，根本动因是资本要追逐超额利润，这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是不是有爱国主义完全没有关系。反过来讲，如果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亚非拉人民如果连最起码的爱国主义也没有了，那不是要他们引颈就戮，任人宰割吗?
今天虽然是全球化时代，但全球化无非是各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新形式，国家在竞争中或胜或落败，与国民个人的自由幸福干系甚大，在一些“失败国家”里，爆炸和冲突无日无之，国民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没有，哪里还能谈得上其他?所以，除非出现了一个能够公平对待每一个地球人的“世界政府”，否则爱国主义是永远需要的——至少，对那些曾经被奴役和侵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是永远需要的。
茅、周两位或老糊涂了，或本就无知，我无意做更多的分析。令人费解的是，这种明显“不通”，悖谬常识言论却得到了不少媒体人、大学教授的追捧，这就值得深思了，原因究竟何在呢?
在我看来，这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起源有关。
从远古到近代，中国和西方不能说完全没有交往，但总的来说，西方外在于中国，中国外在西方，各自独立发展。但是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由于某种历史机缘，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并建立了自己主导的世界体系，随后，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西方用自己的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到这一体系之中，并使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近代历史，不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一个被西方强行扭转的历史过程，因此，中国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也失去了“正常的”生长环境，而是深深的打上了这一历史进程的烙印。
概括地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封建的，二是买办的。封建知识分子是中国固有的，洋务运动之前，封建知识分子在知识、文化界居于主导地位，洋务运动失败之后，买办知识分子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即便经历了20世纪漫长而深刻的中国革命，这一格局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知识分子的封建性比较好理解，买办性是怎么回事?
买办的概念最初是经济上的，主要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随着西方入侵程度的加深，买办开始形成一个阶层，最终变成买办资产阶级。买办最主要的特征是他们政治、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地位是和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越深，他们获益就越多。所以，他们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都是指向西方的，他们是西方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
买办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他们的基本特点是依附于买办资产阶级，依附于西方。识别他们非常容易，因为他们的情感、立场都是在西方一边的。比如袁伟时、贺卫方都认为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入侵纯属咎由自取，沈志华则考证出中苏破裂、抗美援朝等都是错在中方，萧功秦则论证了日本侵华是中国高调的民族主义所致，等等。对自己的祖国，他们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对欧美日，他们却无时无刻不在顶礼膜拜。正如宋美龄所言：除了黄皮肤和黑眼睛之外，我哪点不是美国人?在近代中国，胡适则可以说是买办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
买办知识分子，一部分是伴随着西方强势的文化入侵，在半殖民地环境中“自然”产生的，还有一部分，则是西方有意识培养的，比如美国用多收的庚子赔款办清华，后来是司徒雷登办燕大，办各类教会学校等。周有光毕业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更是买办知识分子的摇篮，圣约翰大学是一所在中国历时最久的教会学校，完全用英语授课，民国时代买办资产阶级的标志性人物宋子文，也毕业于这所学校。
在封建知识分子和买办知识分子之外，近代中国还有第三个知识分子传统，即“延安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起源于五四运动，正式成军于延安整风。毛泽东、鲁迅是五四/延安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延安知识分子超越了“读书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性，也超越了“全盘西化”的买办性，他们在毛泽东的亲自培育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获得了革命性和人民性。延安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团结奋斗，最终完成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
在漫长的中国革命进程中，由于依附性的原因，中国的封建知识分子和买办知识分子基本处于旁观者(如果不是反动的话)的地位，他们对革命最大的贡献是站在路边手持小彩旗欢迎解放军进城。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共同建设新社会的考虑以及毛泽东对改造知识分子的自信，新政权对他们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将他们纳入体制之中，所以，他们虽然对中国革命并无寸功，却成了革命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封建知识分子还是买办知识分子，最终都要走延安知识分子的道路，即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思想感情要回到人民一方，要把知识和能力当成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牟取个人名利的资本。从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批判《武训传》、整风反右、批判《清宫秘史》，直至文化大革命，无非都是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指出，对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条无比光明、无比光荣的大道，知识分子将由此汇入到人类解放洪流中去。
但遗憾的是，伴随着文革的失败，毛泽东的这一努力也至少暂时的失败了。文革失败的另一个后果是延安知识分子作为一支队伍也随之瓦解了，比如曾为延安知识分子领军人物之一的周扬就选择了带枪投靠，只有丁玲等少数人以流浪的革命游击战士的身份孤独的坚持着。
讨论文革失败的原因，不是本文的目的。不过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概由于虽然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中国仍然内在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中国革命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改变在文化上被围剿的基本态势，即便是在中国国内，延安知识分子也是处于封建、买办知识分子的包围之中，延安知识分子也远没有比中央苏区的红军更为强大，而在失去了自己的领袖之后，打破围剿基本就没有可能了。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排闼直入，中国深厚的买办知识分子传统乘势而起，迅速成为知识、教育、文化、舆论界的主流，一些买办知识分子的重镇如《炎黄春秋》，甚至掌握了历史的阐释权、改写权。这一状况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他们给自己贴了一张新的标签：“自由主义”，而民间则将不无贬义地将他们称为“公知”。
了解了这一历史渊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有光、茅于轼、袁伟时、资中筠、贺卫方以及党内的李锐、何方、杜导正等人何以会受到如此的趋奉与追捧了——他们代表了买办知识分子的传统，说出了买办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封建知识分子，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近年来在振兴“国学”的名义下强势复苏，但他们不能抵御买办知识分子和买办文化，这已经是被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能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必须同时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崛起。买办知识分子统治中国思想、教育、文化和舆论界的局面，同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中国的历史使命是完全不相称的，这是一种怪异的、扭曲的、令人痛苦的统治，这种统治使中国崛起的势头正在趋于自我瓦解，因此也是必须亟需加以彻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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