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4月7日报道 西班牙《起义报》网站3月31日刊登题为《欧洲和拉美反民主的资本主义》一文，为米夏埃尔·洛维 萨穆埃尔·冈萨雷斯。文章摘编如下：
让我们从一篇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写于1906年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论著开始：“认为俄国正在引进的、以美国为典型的大资本主义与民主或自由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这些概念怎么可能长期共存?”
民主犹如空集装箱
事实上，这段精妙的评论出自著名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之手。虽然上述想法没有得到发展，但它表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存在内部矛盾。
20世纪的历史似乎印证了这个观点：很多时候，当统治阶级权力受到人民威胁之时，民主便成为不能允许的奢侈品退居一旁，被法西斯主义替代——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欧洲，或者被军事独裁所替代——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拉美。
幸运的是，这并非欧洲和拉美的现状;但特别是在最近几十年，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我们正在经历一种低强度的、没有社会内容的、犹如空集装箱的民主。没错，我们还有选举，但是好像只有一个“政党”，即“统一市场党”，它的两个变种差异也有限，一个是“右翼新自由主义”，一个是“中左翼社会自由主义”。
民主已衰落到最低
民主的弱化在欧盟的寡头统治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欧盟，议会的影响力微小，而权力被牢牢掌控在非选举机构例如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手中。按照欧洲佛罗伦萨学院教授詹多梅尼科·马约内的话说，欧洲大陆需要“非多数机构”，也就是说“不向选民和民选官员负责的机构”，这是保护我们免受“多数人暴政”的唯一道路。在这些机构中，“素质、经验、知识、专业判断力和一致性等比民主责任要重要得多”。从他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对欧盟寡头和反民主性质赤裸裸的“表扬”。
在当前经济危机下，民主已经衰落到最低水平。法国《费加罗报》在最近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当前形势特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民主程序不能总是得到尊重;当形势恢复正常时，我们将可以重建民主的合法性。因此民主水平降低是因为我们处于“特殊时期”。但是又有什么主权有权统治“特殊时期”呢?在1789年到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有这个权力的是君主。
现在，欧洲的君主不是波旁王朝或者哈布斯堡家族，而是与大工业资本结盟的金融资本。所有欧洲政府都是这个专制、霸道、反民主的君主的大臣。无论是右翼、中间派还是伪左翼，无论是保守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所有人都狂热地服务于君主。因此当前欧洲的全部和绝对主权的代表是全球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决定每个国家的工资和退休金、社会支出、自由化和失业率。不久前，它还直接任命了政府领导人(希腊前总理帕帕季莫斯和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挑选了他忠实的仆人，即所谓的“专家”。
“金融皇家”不管民意
我们来看看这些全能的“专家”，他们都来自哪里?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曾任高盛公司经理;马里奥·蒙蒂，曾任高盛顾问。蒙蒂和帕帕季莫斯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是具有决策权的精英政治家和银行家的俱乐部。换句话说，负责将欧洲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专家”们过去都为一家直接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银行工作。这并不是说欧洲被交给了高盛，只是它让人想起管理欧盟的“专家”精英的寡头性质。
欧洲各国政府对公众抗议、罢工、群众游行以及百姓意见和感觉漠不关心，他们只关注金融市场及其职员以及评级机构的意见和情绪。在欧洲伪民主中，以全民公投方式来咨询人民意见是危险的异端，甚至是反神圣市场的罪行。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下的希腊政府是唯一有勇气举行全民公投的政府。
希腊公投不仅尊重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而且首先尊重了民主。61.3%的民众说“不”意味着对“金融皇家”否决权的挑战。这可能成为欧洲从资产阶级君主制向民众共和国转型的第一步;然而，如今欧洲的寡头机构对民主的容忍度少之又少，它们马上就对希腊人民的拒绝进行了惩罚，专制又回到了希腊，希腊被强加了针对经济倒退、社会不公平、人道方面不可持续的一系列措施，德国右翼政府制造了这个怪物，并在奥朗德、伦齐等假朋友的串通下，将这个怪物强加给希腊。
拉美民主巨大倒退
在拉美，民主依然面对资本的强烈冲击。独裁政权倒台后，农民和城市工人再次被暴政围困，这些暴政带着浓郁的新自由主义色彩，在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是如此，在今后更是如此：这是统治阶级针对全球经济形势和大众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建设过程而实行的进攻。面对企业委员会制定、得到服务政府执行的决定，拉美地区不同国家的农民、土著和工人开始在本世纪初组织民主运动。玻利维亚的水战争和天然气战争就清楚体现了民主运动的崛起。这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征服，体现了社会层面与直接民主运动之间的深刻联系。
再一次，只有民主运动才能阻拦资本前行。大众民主的崛起遵循了以下发展轨迹：从抗议到获取对抗某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否定权的能力，到在整个地区推动新政府上台。很多民主运动证明，民主的深化(从群众参与度到社会公正)与旨在获得某种社会职能(土地控制权或者安全等)的强大社会运动和民众组织之间关系密切。
然而，资本主义在拉美并没有被打败。在整个拉丁美洲，右翼组织正在根据本国的现存力量和政治历史使用不同的战略重新组织起来。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例子当数巴拉圭、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还有厄瓜多尔、巴西和墨西哥。2009年洪都拉斯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被最高法院以叛国罪罢免总统职位。从深处来讲，他背叛的是大资本，因为塞拉亚政府与加勒比石油公司建立了关系，加入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并提出通过全民公投推动制宪议会成立的倡议，这些民主意愿都是与大资本利益相悖的。2012年在巴拉圭，卢戈政府成为一场由参议院组织的议会政变的受害者。参议院指责卢戈政府在公共力量和农民争夺土地运动之间制造暴力氛围。显然这次政变反映出民主的巨大倒退和红党政府的回归。
巴拉圭和洪都拉斯的例子证明了拉美右翼力量多样化的战略。与此前时期不同，由于力量相对减弱，他们选择依靠媒体操纵和宪政操纵来推翻民选政府，这些政府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政府比起来，甚至不带激进色彩。当然，委内瑞拉是头号目标，因为帝国主义不能容忍一个左翼政府控制最大的石油储备。形势的发展已经促使委内瑞拉出现了不同的右翼派别，他们试图拔除左翼力量民主斗争的重要旗帜。自从查韦斯去世后，右翼力量在政治和选举领域崛起，利用和挑起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美元化，煽动社会不满。
随着危机恶化和公众愤怒不断增加，欧洲不少政府试图用外国移民作为替罪羊来转移公共注意力。这显然为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半法西斯主义或者公开的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出现提供了不少机会。
唯一的希望是欧洲能够走出野蛮的竞争、粗暴的紧缩政策，建设一个民主、生态和拥有社会保障的欧洲，但是这离不开欧洲各国人民跨越种族和国界的共同努力。
我们也不应相信反对资本的民主斗争在拉美已经取得胜利，应该看到资本在拉美依然保存着大部分实力，这是对政界的长期威胁。我们急需通过人民权力的建设来深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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