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爆发的陇海路大罢工,似惊雷震响在西起观音堂(河南境内)东至连云港的千里铁道线上,自此以后,我国工人运动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这次罢工的最初发动者是洛阳大广的工程师游天洋(游泳),罢工开始后,中共北方区委立即派我前往协助和领导这次罢工斗争,罢工坚持了近十天,最后以实现工会提出的经济要求和撤换法人总管若里等条件而胜利结束。

导致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铜山站(今徐州北站)八号门事件发生地

古都洛阳城楼
这次罢工可说是我党初出茅庐,直接领导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罢工斗争。当时距我党正式成立还不足四个月,党员人数很少,没有实践经验。但是同志们却抱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笃实信念,以不计成败,勇往直前的精神去干,最后终于开拓了道路,团结统一了陇海全路的工会组织,涌现和锻炼了一批受群众拥戴的党的优秀战士,为北方地区以后进行的大小数十次斗争奠定了基础。取得这些成果是我们开始所未料及的,也使我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只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会出现奇迹般的力量,改变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面貌。这和当时的一些空谈的改革家们和所谓的社会党人以及国民党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陇海路工人的境况
陇海铁路是横贯河南、江苏二省的国民经济大动脉,它在郑州和徐州与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相交,在政治、经济、交通运输和军事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
当时,陇海铁路被三大反动势力统治着。陇海铁路是靠比利时借款修建的,根据合同规定,比利时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掌管着路政大权。他们掌握着铁路上的计划、人事、财务、材料、行车调度的权力,事实上又有确定铁路客货运价的实权。这是陇海铁路上的第一种势力,也是最主要的反动势力,代表着帝国主义的利益。第二种势力是北洋军阀政府以梁士诒、叶恭绰为首的交通系的政治官僚集团。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内阁虽然经常更换,但交通总长多由交通系充任,他们的爪牙布满了各条铁路,在全国铁路上的势力已根深蒂固,对陇海铁路进行着严密的控制。一九二○年七月直皖战争后,交通系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组织了内阁,由梁士诒任总理,叶恭绰任交通部总长。交通部设立职工教育委员会,在各路开办学校,如郑州就组织了“交通传习所”,在陇海铁路上,指使其爪牙利用同事同乡的关系拉拢一部分工人组织团体,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争夺铁路工人群众。第三种势力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事政治集团。当时,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的军队进驻河南,坐镇洛阳,在陇海铁路沿线的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地驻有重兵,对河南和陇海铁路实行反动的统治。这三种反动势力之间虽有明争暗斗,但对陇海铁路工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却是完全一致的。

陇海铁路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生活上受虐待,过着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生活。陇海铁路工人的劳动时间很长,全年的工作日数为三百四十天,星期日亦不停工,多是每月在分班时休息一日或两日。工人又被分为长牌工(即长期工人)和短牌工(即临时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一般都在十至十二个小时,最长的达十六、七个小时。但工人的工资却极其微薄,被帝国主义分子称为“廉价劳工最好的猎取市场”。铁路上雇佣外籍人员很多,而比我国人员的薪金要高数十倍或上百倍。例如:当时外籍会计处长月薪为二千六百法郎,车务副处长月薪为二千四百法郎,如以六法郎折合一银元计算,均在四百银元以上,并且还享受有回国休假、旅游报销等待遇。而中国的一般职员月薪为三十二元至四十元,工人的薪资却仅有四元至十二元,悬殊如此之大!而当时的米价每石要十六元。我国工人生活之苦可以想见。工人为了生活,不得不仰鼻息于工头。工人为了进厂工作,必须先向工头缴纳一笔贿赂金;进厂后,为了保持工作,还须给工头一笔酬劳金,逢年过节要送礼物。河南地处中原,是军阀混战的战场,直系军阀旲佩孚不仅截取车辆,强迫工人运兵运粮,还经常霸占路款,克扣工人工资,有时只发给工资的八、九成,拖欠薪资更是常事。他们奴役和惩罚工人的手段,更是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对工人任意虑待、污辱、打骂和惩罚。工人在政治上也毫无自由可言,组织工会和罢工,是非法的。陇海路局以北洋军阀政府制订的“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为依据,明文规定,同盟罢工者,要判处有期徒刑或处以罚金。“最高当局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宁……决定采取一切力量,来制止一切工人的结会及行动。”甚至明文具体载明禁止工人在以下情形中举行集会:“有领导怠工情形者,有领导罢工情形者,有领导要求增加工资情形者,有破坏社会秩序及公共安宁者,有违反一切良好道德习惯者。”这种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生活折磨,使陇海铁路工人心中蕴藏着民族恨,凝聚着阶级仇,反抗的情绪十分激昂,一触即发。

姚佐唐(左)、罗章龙(右)、王荷波(中)
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十分重视陇海铁路工人运动的情况。当.时的陇海铁路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非常突出的地方。由于陇海铁路工人长期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具有强烈的反帝反侵略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最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加之,陇海铁路有五千左右工人,又多集中在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地,有利于阶级的团结和战斗,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当时几年间,全路有些地方时而发生过一些自发性的小型怠工斗争,带有浓厚的帮会色彩,迫切霜要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基于上述特点,我们把陇海铁路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
早在一九二〇年秋,与我党有过联系的唐山交通大学毕业生游天洋同志到洛阳陇海路局工作。他平日利用自己工作的方便,深入调查工人的劳动、生活情况,了解工人的要求,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工人周刊》征聘了一些通讯员,并在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大站设点,设有经理人员,散发《工人周刊》,经常不断地介绍国内国外劳工解放运动的消息,开拓工人的眼界,促使广大铁路工人从沉沦于数千百年的旧传统中觉悟过来。还邀约洛阳、开封、郑州等地工人来长辛店参观、学习办工会的经验,为此,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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