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在面对各种社会情境和压力时，会表达与真实想法不同的偏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们在公开或秘密投票选择一些公共政策时，会表显著出迥异的偏好，而在公开和秘密场合下所表达的态度间的差异就是偏好伪装的程度——通俗来说，明着说一套，暗着想一套，明着暗着之间的差距就是偏好伪装的程度。
在威权体制之下，因为 “不当” 言论会被 “查水表”，所以人们在表达对政府的态度时会有所保留，甚至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诸多案例研究都曾对这种现象进行阐释，但学界仍鲜有以量化的方式展示政府行为和人们掩饰自己态度之间关系的研究。
一项对偏好伪装机制的研究
最近，芝加哥大学的蒋俊彦和杨大利利用调查数据展示了偏好伪装的具体机制。他们选择了 2006 年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下台这一事件为案例。2006 年 9 月，上海政坛风云突变。中纪委以 “挪用上海社保基金投资” 为由对陈良宇进行调查，并免去了其上海市委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社会各界对这一事件看法不一。
研究者利用这一政治事件作为 “自然实验”。他们使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的数据，分析了民众偏好伪装程度在陈落马前后的动态变化。
为了研究受访者真实偏好和所表达的偏好之间的差异，利用了调查数据中的以下两组问题。
用于直接测量 (explicit measure) 人们政治态度的问题是：
1) 你是否认为政府永远不可能出错;
2) 你是否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并不需要提高民主的程度;
3) 你是否认为较之那些与政府决定相左的司法判决，我们更应该尊重政府的决定。
用于间接测量 (implicit measure) 人们政治态度的问题是：
1) 总体上你如何描述自己的生活;
2) 你认为法院应该与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保持一致;
3) 以下哪个社会群体在过去十年中受益最大 (农民、工人、政府官员等)。
前三个问题直接问及受访者对于政府的公开看法和偏好，而后者则通过间接地询问受访者的总体生活状况、对某些个体事件的看法来得出民众对于政权的内在态度。研究者以对问题的答案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相减的指数，来代表偏好伪装的程度。
研究设计和研究数据
在研究设计上，研究者巧妙地利用了每一位调查者被调查的时间，以被调查者接受问卷调查的时间点在陈落马之前还是之后为标准，分为控制组和实验组——陈落马之前受访的是控制组，之后受访的是实验组;以受访者是否来自陈所管辖的上海作为空间上的区分，对样本进行了双重差分 (diff-in-diff) 的计量分析。
研究者运用 Google 搜索的实时数据，对控制组和实验组的分类进行了解释。他们指出，在陈落马之后，Google 上 “陈良宇”、“上海帮” 和 “腐败” 这三个与陈落马极其相关的关键词搜索量陡然暴增。而上海作为陈曾经担任过地方大员的地区，当地民众对陈落马的搜索量则是全国最高，比排在第二位的江苏省高出近一倍。
与此同时，为了佐证陈良宇事件对受访者的冲击是接近于随机的 (as-if random)，研究者对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受访者的各项背景信息 (年龄、性别、职业、宗教派别、党员身份等) 进行了平衡性检验 (balancing test)。此外，他们还运用了一种叫做熵平衡 (entropy balancing) 的再赋权 (re-weight) 方法对样本进行了处理。
关于偏好伪装的研究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陈良宇事件对民众的政治偏好造成了一定影响。在上海，实验组中政治支持度的直接测量指数显著提高了，但间接测量指数却有所降低。这说明，陈良宇事件使得民众更多地伪装了自己真实的政治偏好。还进行了多个分析，验证了研究的稳健性。
有意思的是，研究者还对不同群体的偏好伪装进行了详细分析。他们发现，那些收入水平较高、教育水平在本科以上、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人们，在陈良宇事件中偏好伪装的程度更高。研究者的解释是，这类人群或许是陈良宇在上海任上改革的受益者 (收入水平高)，或许能更加批判性地看待政府 (教育水平高)，也许能够通过更丰富的信息渠道来了解陈良宇事件的本质。
此外，比起国企职员，私企职员在政治偏好上更不隐晦自己的想法，这也许是由于私企与国家间的联系不如国企那么紧密。
尽管这一研究选用的调查数据并不能准确地对政治偏好进行测量，以上海与非上海受访者作为差分的方式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这项研究还是为我们理解威权政体提供了新的思考。传统理论认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懂得运用新媒介和收入水平较高的精英是推动政治转型的核心力量。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越是精英，与体制的羁绊越多，可能更会在政治偏好上伪装自己真实的想法。反而是那些收入一般、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可能因为 “一无所有” 而敢于 “无所畏惧” 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参考文献
Jiang, J., & Yang, D. L. (2015). Lying or believing? Measuring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from a political purge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9(5), 60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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