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如今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农村学生甚至比例已经不足10%了。为此,清华、北大等高校以特别的招生计划对农村孩子降分录取,有的甚至已经降到了一本录取线,但是,受教育过程不公平所致,即便如此,农村学习最好的孩子还是很难考试重点大学。很多人却说“这种降分录取根本就是不公平”,你真的知道什么是公平吗?

最近清华大学公布了该校农村专项招生计划—2016年“自强计划”招生简章,今年,对于获得“自强计划”认定的考生,清华将降低30~60分录取,体质测试成绩优秀者还可以获得额外的5分降分。
这些年来,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比例低,有些高校农村孩子比例甚至不足10%,与人口比例严重不符。这是对教育公平的伤害。于是,很多学校相继推出了向农村学子倾斜的政策。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的“圆梦计划”,该计划原则上要求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前10%且家庭中三代之内没有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北京大学的“筑梦计划”,主要招收农村学生,申请考生须符合201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
但是这些政策一出,引起了一番热议:








显然,这些争议忽视了倾斜政策下农村学子的努力和教育不公平真正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转型期,社会财富的分化让社会层级趋于固化,寒门学子通过读书改变所处的社会阶层越来越难。“跳农门”考大学曾是很多农村学生摆脱贫穷、走进城市的重要途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出身贵贱决定了受教育的质量”成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一、我们都在这个制度下用尽一切努力来争取优秀
案例来自知乎上一位清华网友分享的他的一位参与“自强计划”同学的真实经历。
该同学就读于广西河池市下的某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县中,自强计划推出后,进行了积极的准备。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多数都是第一。另外,她还获得了广西省物理和化学竞赛的二等奖。在材料初审之后,清华大学专门派老师到她所在的高中调查,综合学校和同学的意见,再结合其家庭情况,决定降分幅度。
整个流程上,她要提交经济水平证明、家庭情况证明、户籍证明、学习成绩证明、各类奖项证书证明等材料。这些材料会通过所在高中的遴选,之后再通过清华的遴选。初选之后清华再派人实地复查,当面了解。最后综合所有情况给出降分的幅度。
也许你只看到提交材料和审核材料的过程,而忽视了在这些材料背后,这些学生所付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和通过高考上清华的同学无异,和通过竞赛成绩获得保送资格的同学无异,和参加自主招生最后获得降分的同学无异。
为了扩大农村的生源,高校在努力;为了在教育资源相对于城市较缺乏的背景下实现大学梦,寒门学子也在努力。针对农村学生的招生政策都有其审核的流程,为了通过审核,他们的付出并不是仅仅通过其得到的降分幅度就能衡量的。
所以努力并不是单向的,我们不能说人家不努力就可以上好学校。
二、没有根据的阴谋论式的怀疑,是对寒门学子努力的抹杀
上面案例的主人公是她所在的高中几十年来唯一考上清华的学生,是她所在村县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学生。对于这样的计划、这样的流程,我们可以质疑降分幅度是否过大,可以质疑这项计划是否真的促进了公平,可以质疑对贫困农村地区的考生是否有更好的扶持方式。
但如果我们仅仅认为对穷人的“照顾”破坏了公平,无视该项计划下寒门学子的努力,那么我们每一句没有根据的阴谋论式的怀疑,都是对所有通过这项计划考上清华的同学的努力的抹杀。
不可否认,各大高校推出的类似计划的招黑,与民众对政府普遍不信任的体制环境有关。借鉴某位清华大学自家学生对这一事件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下的许多答案,都将自己对阴暗面的所谓了解,夹杂着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毫无逻辑且不加证明地嫁接了过来。
也许你会质疑每一项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会有暗箱操作,会有财富和权贵的诱惑,但因噎废食并不能改变当前城乡教育不公的现状。
三、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之前,这样的政策是必要的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具有两面性,并未涉及导致分数差距的经济和社会
根源。在政治、道德和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也许以“不平等”的方式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和教育发展才是公平的。
下面这组数据来自于一位学者的抽样调查结果。(《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7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王伟宣,教育研究,2013年第7期)
调查对象为六大阶层: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和农民。
调查结果发现,2000年之前,阶层间的辈出率(辈出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该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2000年达到了43.6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43.6倍。2010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为30.1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30.1倍。
尽管数据有所下降,差距依然很大。
而教育环境、家庭环境、基因优势都能成为解释这一现象的理由。不能否认的是,人与人之间有基因差异,但基因的作用能否得到发挥,仍然依赖于环境。占中国职业人口70%的工人农民子女所面临的竞争劣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所致。所以,我们也不能否认,改善他们的教育环境、使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加公平的重要性。
“不平等教育的种子,在不同阶层出身的孩子入学时即已种下。”
追求公平,既有对能力、经济等有优势的人的权利、利益缺位的关注,也有对能力、经济等环境不利人群的权利、利益缺位的关注。在当前贫富差距带来一系列包括教育在内的不公平现象的背景下,我们更倾向于关注后者。
经济不平等,社会和教育就很难平等;经济没有效率,教育的效率也很难体现。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本身不均衡,就可能导致有钱办好教育、没钱办差教育的两极分化的格局。
政治不平等,如不同群体和阶层间,或者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投资、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质量形成明显差距,特别是使贫困人群子女的教育形成高投资、低就业、低收入的结果,必然导致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
教育公平的实现需要从问题的根源出发,各高校推出的针对农村学子的政策确实治标不治本,而治本就需要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让社会各个群体实现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公平和平等。但是在此之前,这样的政策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讲述了一个来自贫民窟的印度街头少年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如何从教育资源贫困的地区脱颖而出,也是中国很多有志青年的梦想。收入不平等造成教育不平等,带来前途、仕途的差距,进而再次出现收入的不平等,这样的恶性循环已经在中国形成。在实现“治本”之前,通过“治标”为寒门学子提供更多的机会难道没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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