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根源》一书提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一论断，但是本文援引很多研究认为这一论断并不准确，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对威权政府存在着依附和恐惧的现象，他们已不可能成为民主制度的推动者和创立者。从拉美和亚洲国家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来看，政治转型的主要力量是城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学生运动。
引言：中山大学黄冬娅教授最近在《社会》发表了《私营企业主与政制发展：关于市场转型中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想象及其反思》一文，引发了部分劳动政治和劳动关系学者对资产阶级阶级与民主关系的讨论。本人在讨论中谈了一点看法，现应广怀邀请整理成文。必须说明，以下文字并非原创，是本人对文献中若干既存观点的阐述和发挥。
谈到资产阶级与民主的关系，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巴林顿-摩尔“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一著名论断。摩尔是在他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根源》一书中提出这一观点的。这部历史比较的经典之作是要探讨为何现代化的过程会导致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制：议会民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摩尔的核心观点是，一国资产阶级强大与否，决定了该国的政治道路。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封建专制国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严重障碍，所以新兴的资产阶级有强烈的制约国家权力、实现个人自由的诉求，这是现代宪政民主体制和公民权利产生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摩尔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在英、法、美三国建立，是因为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削弱了土地阶级，使得资产阶级能够完成建立议会民主的历史任务。而资产阶级软弱的国家，或者是如德国和日本，资产阶级和地主结成了压制农民的政治联盟，形成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或者是如俄国和中国，农民受到左翼知识份子的革命动员，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历史比较，摩尔建立了资产阶级与民主的正面关联，得出了上述那个那个被广为引用的著名论断。
那么，摩尔的这个论断对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是否还适用?很多研究的结论是否定的(包括黄冬娅的研究)。摩尔的分析已经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支持和推动民主，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认为，一旦民主体制违背资本利益，资产阶级就会反对民主，而这恰恰是许多后发威权国家曾经发生或正在经历的状况。因时代的变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再可能象它们的西方前辈一样，成为民主的热情支持者和推动者，相反，它们更可能是民主的反对者和颠覆者。布兰代斯大学的比较政治学教授贝琳(Bellin)曾以数个后发国家为案例，指出了后发国家资产阶级反对民主的两个根本原因：依附与恐惧。
依附
后发威权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产阶级关系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已完全不同。西方的资产阶级是经济上自主的阶级，其产生和发展完全独立于国家，而且是在与国家的对抗中壮大起来的。强大的经济利益激励它们去限制国家权力，实行代议制。但是，后发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却在经济上高度依附国家，这种依附表现在私有企业的利润取决于多种形式的国家支持，包括对收入的补贴、市场保护、压制工会以及经济决策的合作等等。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对国家的依附尤为严重，资本创业的门槛远远高于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而且必须面对全球竞争，没有国家政策的保护和扶持，企业生存会十分艰难。后发国家对资本的支持有两种逻辑：在发展主义型国家，国家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为最大目标，视私有企业发达攸关国家繁荣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大力扶持私营企业;在家长式国家，国家同样认为私企发展同繁荣密不可分，但其支持私企的目标并非是为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而是为了更有利于统治精英攫取私人利益和累积家族财富。但不管在哪种国家治理逻辑下，国家扶持的重要性都会都导致资本家阶级怯于支持民主运动和推动政治改革，因为他们清楚，只有依靠和顺从国家，才能有效从事经营活动和积累财富。因此，在发展主义国家里，只要国家能保证企业的投资和营商环境，企业主就没有建立民主体制和要求国家问责的需求;而在家长制国家里，企业主赢利必须依靠与统治精英的暗中勾结和幕后交易，所以他们对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政治透明毫无兴趣。简言之，在后发的威权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和资本的“合作赢利”，或者如黄冬娅说的“私营企业主与国家之间共享政治价值和共享利益”以及“权力共谋”，使得工商阶级完全没有实现民主化的动力。
恐惧
恐惧，是后发国家资本家阶级反对民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诚然，所有国家的资本家都毫无例外地以维护财产和追求长期赢利为根本目标。但在许多后发社会，由于财富分配高度不均，贫困普遍存在，而低下层又具有潜在的动员能力，这使得资本家对民主化产生高度恐惧，因为民主会给低下层带来政治参与的机会，造成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压力，损害资本的利益。但为何同样的问题没有成为阻碍早期西方资产阶级支持民主的原因呢?这和民主内涵的时代变迁有关。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民主是的含义是狭隘的，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或“第三等级”)的自由和参政的权利，资产阶级推动民主化，是向封建国家争取本阶级的权利。虽然资产阶级在向封国家争取权利的斗争中“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马克思、恩格斯)，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低下层，即所谓“第四等级”，是被排斥在这个权利之外的。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资产阶级统治国家以后，会有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也是为什么几乎在所有欧美国家，工人阶级不得不为争取组织权和罢工权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斗争。但是，如果说西方早期的民主理念具有排斥性，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民主，那么在当代，民主理念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大众民主，具有包容(inclusive)、普遍和开放的特性的，一旦实施，就难以排斥任何特定阶级和公民群体。换言之，民主运动必定会为工人阶级和社会下层带来政治参与的机会，使他们获得影响政策过程的能力。民主对工人阶级和低下层的充权(empowerment)效应，以及激发再分配诉求的潜力，是资本家阶级抗拒民主的重要原因。比如，七十年代拉美国家的资产阶级参与颠覆民主体制，与独裁政权结盟，是因为害怕民主政治会壮大工人运动，损害资本积累。又比如，香港工商阶层反对普选的重要理由，是担忧一旦普罗大众有了投票权，就会迫使政府走向福利主义。所以，民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涵义，导致了不同时空里的资产阶级对民主的不同态度。简言之，由于资产阶级和国家关系的变化以及民主涵义的时代差别，摩尔“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论断已不合时宜。
当然，在某些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资本也可能会不满威权政治和接受工人和下层民众的权利诉求。比如，赛德蔓(Seidman)在她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巴西和南非的国家与资本曾经长期结盟，两者在保持投资环境、加速资本积累和压制劳工等方面有着高度共识。但七十年代后期，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国家-资本联盟关系发生裂变。在巴西，国家为应对外部危机而扩大投资的政策，使得曾经依赖国家的私人资本深感威胁，不得不与国家争夺市场和银行贷款。在南非，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政策的经济制裁使得国内资本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两国的工商界都对被排斥在经济决策之外日益不满。国家-资本之间的矛盾动摇了了它们的联盟，削弱了镇压性的劳动体制。巴西的资本家开始接受工会组织，同意通过谈判和妥协解决劳资冲突;而南非的工商阶级则主张废除种族歧视制度，赋予黑人平等权利。这些变化是为两国工人运动的复兴提供了机会，也为国家的民主转型创造了有利的因素。当然，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即国家-资本联盟关系发生动摇)，资本家为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有可能会调整对政治开放和民众权利的看法，但他们已不可能成为民主制度的推动者和创立者。从拉美和亚洲国家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来看，政治转型的主要力量是城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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