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图为 亚洲思想运动报告现场(2014) 许宝强 图片来源：网络)
我今天计划从一个简单的案例来切入，因为要报告整个香港的左翼发展是很困难的。我选取一些我曾经参与过的活动，做一个粗略的介绍，希望能从这小案例探讨香港的状况。
首先，我这个题目里使用了“左翼的文化研究”，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左翼”，一个是“文化研究”。从我们之前的讨论就能看出，“左翼”这个词的含义其实是不太清楚的，特别是在不同的语境下用这个词是很困难的。在香港的历史里，陈冠中先生就提到了，“左翼”起码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分别是作为名词的左派和作为形容词的左翼。选用这个题目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们不主动讲“文化研究”在香港的定位，大家在谈论“文化研究”的时候，大概也会自然而然将“左翼”作为形容词加在前面来理解，这个理解产生一些很实际的效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也不能回避。
我所讲的“左翼”是什么意思呢?“左翼文化研究”首先指的是第一代由英国发展出来的思想资源，是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左翼思想资源，来自马克思和阿尔杜塞、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另外一个分支是在跟工人与成人教育的互动下产生的。第一代英国文化研究的朋友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思想运动，或比较狭义地继承马克思、阿尔杜塞、葛兰西以及往后欧陆的批判思想资源，也有跟在地的社会运动脉络紧密相关的面向。第一代的所有人，比如理查德德·霍加(Richard Hoggart)、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跟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他们全都是在成人教育领域工作的，影响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的很多重要的著作，像《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Class)这一类书，其实是长期跟工人在教育场域中对话产生的成果。指出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我要讲的香港的故事就是这两个方面的思想资源跟社会运动互动之间产生的一种状态。后期的文化研究学院化，就是在大学建立文化研究学科以后，也就是我们今天站立的位置，虽然批判性的思想资源在不断扩充，但同时又受到学科规训体制的影响，包含学科评审、课堂上互动的各种规矩等等。
我下面用的“左翼”这个概念，大概就是指思想资源与社会运动及成人教育互动这几重意思，当然这绝对不是唯一的理解。
我觉得需要从三个方面理解所谓“左翼”的发展：第一，价值取向，或站在哪一种政治位置。例如，在香港的脉络中，“左翼”大概是指反资、反殖，或站在底层、反对剥削和压迫边缘弱势社群的价值取向。第二，思想资源，就是所参照的是否传统意义理解的左翼思想资源。在香港的脉络中，这些资源主要是指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欧陆哲学的批判资源。最后，知识实践。我用知识实践而非社会实践，因为社会运动跟知识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能才是左翼的第三重，也是最重要的一重意思。思想资源和价值取向，往往都被认为是跟社会运动没什么关系的部分，我不想把社会运动跟思想运动分离，真正的“左翼”应要把两者连在一起考虑。
(本图为 亚洲思想运动报告现场(2014) 图片来源：网络)
下文我会简单介绍90年代香港的情况。在香港，作为名词的左派，是有一个政治实体在后面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力量，尤其是1949年以前在香港本地的共产党支部中慢慢发展出来的一种政治力量，也包括他们所吸纳的大学里的一些学生领袖，我们用“国粹派”这一个概念称呼他们，也就是陈冠中先生所讲的“名词的左派”里面的学生，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比较接近中国官方立场的左派。我是80年代初才进大学的，那个时候他们的影响已几乎没有，或者是很弱。
80年代以后，大学生之中冒出了一种新的左翼力量，我们叫“社会派”。这种“社会派”之中不少活跃分子，已成为了今天我们的民主政党里面的头面人物。香港有很多细小的民主政党，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位置活动，这跟台湾有点不一样。如果这些泛民主派的人士，现在还算是“左翼”的话，那么“左翼”在立法局或者政党里面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用选票来算，他们拥有约55—60%的选票，但是在我们的畸形选举制度之下，他们拿不到超过半数的议席，所以他们在立法局还是少数，但仍有一定的力量，起码能够对某一些政府的政策做出实际的调整。“社会派”当中的一些人，在八、九十年代提出了“民主回归”的口号;而在今天，其中一些在立场上已越来越接近90年代以前作为名词的国粹左派，有一些人甚至进了政府当官员。90年代以前，还有一些左翼是比较倾向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又或是倾向少数族群、工人运动等等，这些在学生运动中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当中有一直在香港长期参与社会运动，在立法会里面也有一些代表。
90年代以后的香港“左翼”比较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在民间组织，或者是NGO(非政府组织)与自主工会。香港的工会有两种，一种工会跟中国共产党或跟国民党关系密切，另一种是70年代之后成立的“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慢慢演化成为今天的独立工会(职工盟)，还有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也就是教师工会，这些都是独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独立工会力量。这些于90年代形成的“左翼”，是一种在价值观、社会实践方面比较倾向站在低下阶层位置，尝试做一些社会改造工作的社会力量。第二种就是古典的左翼自由主义，包括陈冠中先生和其他一些朋友，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周保松先生，他们不久前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去讨论左翼自由主义。在香港，一些推动类似左翼自由主义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一些大律师和学者。学者就是刚才讲的那一些，大律师其实是英国体制底下对古典自由主义核心价值最认同的一批人，他们组织的一个政党叫公民党。古典自由主义在某个意义上讲就是左翼的自由主义，比较重视平等、人权等等这些普世的原则，跟左翼的价值观是接近的。在香港，如果说右翼的力量是大资本家和政权的时候，这种古典自由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左翼的声音，这主要是从价值观和思想资源上去理解的。然而，他们跟工人运动和一般民众的距离还是蛮大的。最后一种我会花多一点时间来谈，因为我想各位可能也很关注最近香港的发展，我想提供一个历史脉络去理解思考最近的状况，就是影响比较广泛的青年左翼思潮。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相对缺乏思想资源，没有发展出系统的论述;古典(或左翼)自由主义则缺乏了跟一般民众及社会运动的联系。然而，今天我们看见的这种新的青年左翼思潮，包含了前述价值观、思想资源与社会实践这三个方面。
在谈香港青年的左翼思潮之前，让我先简单介绍香港的“文化研究”是怎么回事。它跟左翼的关系怎样?我简单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发展时序，最早是陈清侨组织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化研究中心(1994-)，接下来有岭南大学在90年代后所开设的文化研究课程和学系，香港中文大学在2004年建立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其它不同大学的学系如港大的比较文学、社会学系、香港中大传播学院、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浸会大学人文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等等，也有朋友在零散地做一些类似的事情。这些是90年代以后慢慢发展起来的，当然也受到了西方左翼思潮的影响。也有些体制外的文化研究工作，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机构叫“香港当代文化中心”，黄英琦、荣念曾这些朋友在文化艺术界做了大量的工作，举办很多类似我们在学院里面搞的文化研究活动，这些是学院体制之外的。陈清侨等人的香港文化研究计划办了九期《香港文化研究》杂志，出版了九册《香港文化研究丛书》，五册香港文学专书。我和岭大的一些同事当时也做了一些翻译的工作，这些都是在90年代同时期的两个不同的点上所发展出来的类似的工作，包括办一些杂志，类似于台湾的《岛屿边缘》。这种种发展，后来汇合成为90年代香港左翼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下文我会介绍香港90年代以降的社会动态，提供一个有助于我们理解香港文化研究和左翼思潮的历史脉络，之后会简单介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工作，作为一个具体案例。
我简单介绍一下香港90年代的历史社会脉络，从中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左翼的或者文化研究的思想/社会运动。下面简要地在经济、政治，以及科技层面上谈谈香港近二十多年的转变。经济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市场的两极分化。我们看到从80年代到201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越来越高，中国大陆和台湾可能也遭遇类似的情况，但或许没有那么严重。香港是全世界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研究甚至说是最严重的城市。不仅仅是以金钱来衡量的收入上的贫富分化，也包括其他领域，如果把时间看作为是一个“资源”的话，我们香港人的工作时数，可能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地方;我们的公共医疗，80年代以后越来越往私有化发展，在两极分化的环境下，低收入社群去医院就诊排队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高收入社群则可去昂贵的私立医院;我们居住的空间，可能也是全世界的大城市中最小的，公共空间的使用，也出现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此外，在文化上也涌现出一些新的矛盾，体现在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影响到各种文化资源的分配不均，例如最近香港电视不获政府发牌的问题，以至公共大气电波频道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这中间当然存在政治控制的面向，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垄断的问题，令香港的无线电视得以延续其垄断位置。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和经济垄断及权力集中，反映出的是不民主的政治体制和金融地产垄断结构所产生的问题。此外，在价值观的层面，一般民众的社会地位和既有的生活方式备受挑战和破坏，而单一狭隘的价值准则又同时压抑和限制了民众对多元生活的选择，令自在及有尊严生活的分配趋向更不平等。这种种矛盾，在自由行还没有开放之前已经潜伏，自由行开放之后，就将矛盾进一步激化。
下面我尝试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最近在香港影响颇大的“本土主义”。我们首先可以看看以下的这些数字：根据香港的旅游统计，2013年大概有2340万人次到港，主要来自内地，大部分是当天来回。为什么要当天来回?主要是为了购物。买什么东西呢?包括日用品，还有各种奢侈品。来自国内的旅客增长的速度很快，2002年只有638万的大陆游客到港，十年之间就从600多万增至4045万，占总旅客比例从41%增长到75%。2003年到2009年，大陆进一步开放旅游政策，不同城市的自由行政策相继实施，让国内不同地方的人很容易就可以来到香港。我跟一些香港朋友辩论，指出自由行出来以后，激化了中港的矛盾，但却没有把这个矛盾放在刚才我提及的脉络底下去理解。事实上，可以影响香港民众生活的不是一般的中国大陆的民众，我们刚才讲的4000多万的人次，最多可能只有约1000万人，或者更少，他们一年来港几次。1000万不及中国人口的1%，其中一天来回的大概都是具备一定购买力的。所以，这跟香港社会的互动产生了张力的少于1%的中国大陆民众，很可能是国内的中产阶级或富裕阶层，他们有改善生活的要求。然而，这种冲突或者矛盾对香港底层民众的影响更大。为什么会这样?让我举一些例子，最近几年你如果有到过香港，不难发现，无论铜锣湾也好、尖沙咀也好、旺角也好，以至整个新界，所有的商场和街道上的商铺，大部分已改造成剩下两至三种商铺，一种是卖药及日用品(主要是奶粉或者婴儿用品)，另外一种是卖黄金的，还有就是奢侈品店。这样的改变，令香港本地民众生活压力增加，商铺转型后，与本土日常生活需求的呼应逐渐减少。
不幸的是，这种发展和矛盾是透过香港政府的“中港融合”或“自由行”的政策浮现出来，其根源基本上是一个阶级的问题，但却被转化成为中港矛盾的问题，这当然跟香港政府的论述有关。用“中港融合”这类概念或者“自由行”这些政策，发展出来的论述，很容易把阶级矛盾转化成为一种族群之间的矛盾，加上“本土主义”和媒体(尤其是网上)的渲染，更放大了中港的矛盾。在这个情况下，出现很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状况，或者误解，甚至整代人的情感也会受到影响而改变。比如中国大陆来港的同学，他们生活在孕育了排外的“本土主义”环境里，面对香港民众对“自由行”的反弹，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
但是反过来说，从香港方面再思考这问题，情况又有点不一样。香港青年们怎么理解和回应中港矛盾这问题?让我们先看一些简单的数字。香港2012年人口普查的数字，显示香港过去十年中学生升读大专的比例，上升了一倍，从大概20%上升到40%。香港高等教育系统的膨胀是非常迅速的，但这十年扩充的，其实不是大学的学位，而是副学士的学位，念完以后成绩好的话，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升读大学拿取学士学位。当然，大部分副学士学生是没有机会完成学士学位的。此外，大部分副学士是要自费的，他们没有获得政府的补贴。然而，这些副学士学生接受到的教育，跟中学的训练很不一样，而是与大学比较自由的教育方法更接近。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最近几年这么多青年人会愿意出来参与一些社会运动或者是民主运动。另外一个背景是，15岁到25岁的青年人每月的收入，2001年是8000港元，2003年SARS以后工资减少，从2006年中期普查可见，跌至7000港元，之后2011年又涨回到8000港元。15到25岁的青年在过去十年的经济收入不仅没有提高，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他们的实际收入其实越来越少。以上都是青年左翼思想回潮的其中一些物质条件。再看一看他们居住的空间，2001年大概有九成左右的人跟父母同住，这个趋势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到2011年有94.6%的年轻人还是要回家跟父母同住，这就是他们现在身处的物质环境。还存在另一种论述，就是香港跟中国大陆接轨以后，香港年轻人可以在大陆寻找一个新的发展可能性。有一个朋友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发现大概二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论述还是有效的，真的存在一些空间，新一代香港青年在大陆的确开拓了一些可能性，并且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是到了现在，又或过去五年，中国大陆可以开放给香港的工作职位，几乎全是经理和行政人员，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员。那些适合普通青年人的工作，比如服务工作、文员工作，减少了很多。换言之，现在中国大陆提供的就业机会不是给香港的年轻人的，而是给四十岁或者以上的。香港的青年人几乎没有享受到与中国大陆的接轨的好处，但是他承受的代价可能是其中最高的。
目前香港大概有七十多万的大中小学学生，其中大绝部分是本地学生。2000年香港政府推出“大学国际化”的政策，要求香港的大学吸纳越来越多的境外学生，由10%逐渐上升至20%，扣除外来自资学生，接受香港政府补贴的学位，有越来越多开放给外来的学生，也意味着香港本土学生入读大学的机会进一步减少。上文讲到香港高等教育的膨胀，不是大学学士学位，而是副学士，这主要是自费的，学费比大学本科生还要高一倍半左右。香港受政府资助的大学学费，一般是4万块钱一年，副学士则大概是6—7万，课程两年，没有政府的任何补贴。在这个状态下，进一步推动所谓的国际化，其实对本土学生造成很大的压力。而在研究生里面，超过七成的研究生来自中国大陆;本科生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有11%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大学人口的变化，影响了大学的日常操作，包括教学语言用普通话还是广东话还是英语。大学只追求要吸引外国学生和中国大陆的学生，一刀切地要求英语教学，但没有做得很好的系统配置，大部分过来念书的是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不懂广东话，其实母语也不是英语，于是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只要有一个不懂粤语的中国大陆学生修读，整个课堂就一定要用英语，没办法转成广东话，这对本土学生的压力也是蛮大的。香港虽然是所谓的英国殖民地，但是90%以上的人口的母语是广东话，同质性很高。在这种状况底下，因为大学的政策和经济压力底下而导致的矛盾，在“本土主义”的论述下，让一个原是阶级的矛盾和政府政策失误，转化为一个中港两个群体争取资源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了今天所谓的“本土主义”。
我希望以上所解释的社会脉络，可以帮助大家理解近几年香港青年人的左翼思潮，它跟我们这代(40岁到60岁左右)的民间组织也好、古典自由主义也好，生成的背景有点不一样。除了上述所指的贫富分化、希望短缺外，还包括文化价值上的各种压力，例如不断要求青年学生要“个人成长”，做“生涯规划”，目标就是单一狭隘的升读大学，觅得好的工作。然而，如果只有20%的学生有可能成功升读大学的话，意味着80%的学生无论如何努力，都根本没机会。社会迫令青年提升对自我的要求，但是又不给他们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在欲望扩张与希望短缺[1]的两重压力下，把青年挤压或变得犬儒，或是走向激进。现在香港青年处在很困难、缺乏出路的状态，这是我理解青年左翼思潮生成的前提。
近年对全球两极分化产生的反弹是很明显的，最近很多地方都在讨论《21世纪资本论》那类书，甚至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变成畅销书。透过这些现象，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全球左翼思潮的复兴，是对上一阶段全球“新自由主义”所产生负面后果的反弹。然而，香港新一代左翼思潮的生成，除了上述的“中港融合”和“自由行”的背景外，还有另一些特殊的社会脉络。
下面想谈谈香港青年在面对上述的困局时，如何转化成为一种左翼思潮的养份，从中或可更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愈来愈愿意参加各种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我集中从我较熟悉的教育领域来谈。香港的教育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论述下对学生提出的要求：适应性、创造力、批判能力等等。要发展这些东西，以前那种直接讲两个小时课的教学方法，就不能再用了。香港教育当局直接用这些关键词推动教改，于是产生了两种不经意的效果：第一，学生被要求要看报章、留意新闻，又需要跑到社区里面去观察调查、写报告，但是因为香港过去十几年的社会变动，社区的矛盾呈现得很尖锐，所以让学生接触到各类矛盾尖锐的社会议题，产生了一种不经意的效果——使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化了。香港这种“新自由主义”式的教育改革，已经经历了十多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这么一代人的成长里面，他们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留意时事，跑进社区，社会矛盾的尖锐性越来越呈现出来让他们看到。
另一个“新自由主义”式的教改造成的不经意效果，是大量的大专院校自资课程，尤其是上述的副学士课程，这批副学士学生的人数在过去十多年急增，现在跟大学生人数同样多，但他们面对的“成长压力”和“希望短缺”比大学生更甚，然而却经历了相对于中学更为自由的教育洗礼;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高举的“自付盈亏”的原则，也让大学能获得一些空间，开办一些规管相对较少的自资硕士课程，大概也是香港教改所产生的不经意效果，在某程度上促进了今天香港青年左翼思潮的发展。
下面我会以我们的文化研究系为例子，谈谈我们大概在这转变中做了些什么，怎样回应上述的脉络。我们是1999年开办文化研究学士课程，2003年开设自资授课式的文化研究硕士课程，这个课程比较接近英国第一代文化研究的成人教育传统，也跟社会运动之间有一些联系和互动。我们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媒体、教育、文化艺术和小区工作等领域，它是一个为在职学员提供思想资源的兼读课程，前几年的学生平均工作年资约10年，所以在他们的领域里有一定的经验和位置，我们希望在学院提供一些相关的思想资源，与他们的社会经验进行良好的互动，促进相互的反思。要处理学院生产的思想资源跟社会运动和成人工作需求之间的张力，所以课程一开始就不能完全依据学院里面的操作逻辑，而是需要一直跟不同工作领域的朋友在教学互动中发展出不同的活动，所以我们除正式上课以外，还定期办以学员为主体或对象的各种研讨会，做网站杂志。课程处理的一些课题，也是从学生的工作领域提取出来。比如说有学员是从事音乐工作的，我们就办有关于音乐的专题研讨，也会透过网络杂志的专题呈现出来。我们的网络杂志已经出了三十几期，现在还在继续，每一年我们都把学生做的相关课题放在这个网络杂志里面。除此以外，我们每年还有各种研讨会，就是让师生把讨论共同关注的课题，同时邀请外面一些相关的专业界别的朋友互动对话。我们选取的对话场地主要是大学以外的公共领域，例如尖沙咀、中环等地方，以至青年小区中心、中学、教会等不同的空间，尝试跟学院体制外的公众进行更开放的对话。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不定期组织一些跟当前议题相关的研讨会，包括探讨最近的“占中”，以及教育改革这些议题。同学经常跟我们回馈的观点，是这课程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思想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搭建了一个平台，让不同领域的朋友互相产生联系，组合发展出一些新的可能性。比如说教育界跟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又或跟社会工作领域的朋友互相组织新的平台，发展一些新的计划，而我们就帮忙为这些学员组织整理出版一些书籍。
我们学系的老师，跟很多别的学系有点不一样，差不多每个同事都在学院以外与不同领域的社会运动有联系，包括妇女运动、同志运动、保育运动、新媒体运动、小区发展、宗教社运、少数族裔、文化改革，以至参与政党。同事之间的社运计划尽管互相间很少直接合作，但简接的呼应还是不难看到的。这种跟社会运动进行积极互动的状态，或游走于体制内外的存在，大概是从学系建立后已开始，并一直维持到至今。
(本图为亚洲思想运动报告现场(2014) 与会嘉宾合照 图片来源：网络)
最后作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必须承认，我还没有做很好的反思整理，我希望下面的提问、评论可以帮帮忙，看看我的这种论述跟所谓的左翼文化研究的联系，或根据前面提的三种范畴去定义的“左翼文化研究”的工作可以是什么，怎么把学习思考或思想置放于我刚才讲的与社会运动的紧密互动之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用“社会实践”而用知识实践或者思想实践的原因。若用“思想运动”也非常好，因为思想本身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生产过程，同时跟不同领域上的实践所衍生的具体问题亦有直接联系，例如中学教师面对的思想和实践的问题就跟我们大学教师所面对的不一样，过去我们更多是邀请他们过来大学搭建的平台讨论反思问题，但是我们很少进入他们的工作场域去协助促进知识实践或思想运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往后“左翼”的文化研究工作可以更多地思考的。
香港的年轻人对过去三十年民主运动的不满，包括对形式化了的示威游行的反弹，反映出过去民主运动或社会运动的成效跟他们想象中的愿望，存在一个很大的落差，青年对过去的各种民主运动的做法感到失望，觉得基本上无效，于是产生了一种历史的断裂。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没有完全断裂的历史遗产。香港受左翼思潮影响的上一代，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分进入政治体系，在各个层级的议会里面工作，他们部分人对当代青年的社会运动，也在不同程度作出支持，包括提供物质资源、人力和各种组织的可能性，新一代青年的社运其实也是在这个基础下发展的。然而，在思想资源方面，新一代的青年左翼思潮，似乎并没有能从上一代手中承接很多，这很可能是我们这一代没有做好的工作，同时也关乎青年一代对思想资源的理解和重视，跟过去已不太一样，这个部分可能是其中一个断裂的地方。
原文注释：
[1]Ghassan Hage认为，希望的短缺包括三个方面：1. 有一些的希望多一些，另一些则缺乏，“希望”的分配不平均;2.“希望”给窄化为单一的价值，例如进更“好”的大学，找收入更高的工作，青年被要求往单一的方向流动;3.希望的短缺还包括不断延后人们的欲望，令生命力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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