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葛长生、宋福宝起诉《炎黄春秋》杂志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犯他们父辈名誉权一审胜诉的消息传来，我心里并没有喜上眉梢的感觉，反而涌起一种莫名的悲凉。这种悲凉，是一种类似“退守城墙”的悲凉。城墙，是城市的最后一道防线，城墙失守，城市也就沦陷了。所以在城墙上击退敌人，与其说是值得欢呼的胜利，不如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警报：城市已危在旦夕。
法律，就是共和国的城墙。在城墙的外围，应该是舆论和社会公众通过自发的“社会驱逐”行动所构成的一道又一道绵密防线，并且有足够的纵深。城墙上发生战斗，意味着这些防线全部失守，或因为无人值守而形同虚设，敌人则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直接兵临城下。
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理解包括狼牙山五壮士在内的革命英烈与共和国的关系。简言之，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革命建国，共和国的合法性、正义性和正当性来自于革命的合法性、正义性和正当性。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制订的四部宪法，都在宪法序言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了完全肯定的评价。而革命英烈，则是革命的图腾，侮辱革命英烈，就构成了对革命的否定，也就构成了对共和国的破坏。
这套逻辑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所有现代国家所共有的。每个现代国家都有自己不能否定的历史，对于那些曾经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则表现为“革命历史”。比如，对法国来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不能否定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不能否定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当事人只能被赞誉为是起义者而不能被贬斥为暴徒，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国父们是不能随意谩骂的。当然，也有的国家不太介意这些事，他们的知识精英的更有兴趣挖掘“真相”，比如前苏联，他们否定了十月革命，否定了列宁、斯大林，否定了卓雅和舒拉，否定了保尔柯察金……，最后，看似坚不可摧的超级大国也就轰然解体了。
正是因为“革命历史”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其社会中坚和主流知识精英会自发地用舆论或“社会驱逐”行动来保护自己国家的革命历史，保护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构成前述的外围防线。不是说这些社会中没有质疑、否定的声音存在，而是说，由于主流社会的驱逐行动，这种声音只能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存在，“城墙”无须戒严，国家机器也备而不用，因为它是安全的。
举一个例子。2012年，一个轻狂的美国女子，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前竖起中指，并拍下照片上传到社交网络，她很快受到舆论铺天盖地的指责，并被雇主开除，她甚至一度受到邻居的围堵，不得不数次搬家，终日生活在惊恐不安中。显然，这种“社会驱逐”行动给予这名胆大妄为的女子的惩罚是严厉的，也足以以儆效尤。既然她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那当然就无须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中的美国烈士的后人去起诉她了。
反观中国，侮辱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一文的，不仅没有受到主流社会的惩罚，反而以主流自居;试图对他采取“社会驱逐”行动的公民，差点被他利用法律的手段来了个“反驱逐”，这不是非常危险吗?
对于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评价，不可能有比宪法序言更完整、更清晰的表述了，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主流的知识精英——主要是文化和舆论精英，承担起自己保卫“革命历史”的责任。
不过，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提这样要求有点与虎谋皮，甚至是贻笑大方了。因为这些精英的兴趣和前苏联的知识精英相似，他们不是要守卫防线，而是要偷袭城墙。所以，共和国的城墙仍然是裸露的，公知精英蚁附而上，保卫城墙的战斗还会不断发生——这是最令人忧虑的现实，也是一两次胜诉所不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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