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杂志》编者按：昨天转发了方方老师致广东省高院院长的公开信《作家方方：我的批评权在哪里？》，今天转发光明网关于此事件的评论。读者朋友对此事有何评价，欢迎留言。
刚才，在网上读到了作家方方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龚稼立院长的公开信!写信的起因是广州市越秀区法院的一审和广州中院的终审，两级法院都判她在“柳忠秧诉方方侵犯名誉权纠纷案”中败诉。她当然有异议，当然要申诉，但对她打击最大的是，她“接到来自广州法院执行庭一位女士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如果我不删除微博，不公开道歉，就将我列入‘失信人名单’。我向律师了解所谓‘列入失信人名单’的含义。律师解释说，就是今后我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高铁，连动车的一等座也不能坐，不能高消费。实际上，我的人生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被限制了。这种严厉的惩罚令我愕然，而我受到这样惩罚的起因，竟然是我对柳忠秧在鲁迅文学奖评选推荐前夕四处活动、笼络评委的不正之风进行了不点名的公开批评！”
关于案子的来龙去脉，因为几乎家喻户晓，我在这儿就不复述了，我想说的是观点。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判例释放了一个危险信号，今后从事文艺批评者或将寸步难行，当“作品与人品”成为不可分割的评论对象时，一旦批评家涉猎人品，就有可能面临法律的制裁，这无疑是给本就差强人意的文艺批评现状一个沉重的打击。
习近平强调：“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他还说，“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为什么总书记会说这些“狠话”?那是因为，他对文艺批评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不满意在哪儿?不满意在“表扬家”多过“批评家”。
柳忠秧的表现，是典型的总书记说的“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方方提供了非常具体可信的证据。作为法院，怎么能够避开柳忠秧“是否跑奖”的直接议题，将焦点集中于是否“把所有评委搞定”呢？难道因为方方愤怒之下的“用词不当”，多说了“所有”二字，就能改变“跑奖”的本质吗？受贿十万与受贿百万当然轻重不同，但是受贿这件事的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能说，“你既然不能证明我受贿百万，那就是诽谤!我就会告赢你!”于是把受贿十万的糗事也一笔勾销了，而且还理直气壮!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咱们的反贪部门，绝不会对你的“举报不实”处理你，并且明确宣布，允许举报者略有纰漏，只要贪腐是确凿的，还会奖励你的举报。
这还让我想到前不久的另一则“案子”：一位影评人撰写了一篇质疑《夏洛特烦恼》的文章，将它与另一部名片《教父》作了画面和情节对比，揭出了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这本是文艺批评的题中之义——对“原创力不足”的批评，总需通过具体作品说明验证。然而片方居然以“文章对作品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为由，将告到法院，并向索赔221万余元。该质疑文章或许有可诟病之处，但一个社会，倘若容纳不了文艺批评，被批评者动辄以“侵犯名誉权”的名义打击批评者，而法律和舆论都“无所作为”，怎么可能产生横刀立马、正气凛然的批评家？虽然北京法院起初“受理”了这个案子，但在汹汹舆论下，最终并没有看到所谓的判决。显然这是考虑到社会效果的考量。
两个湖北作家，官司打到了广州。一个作协主席居然不能对自己的作协会员提出正常的批评，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对其作品的“文艺批评”，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咄咄怪事。假如这样的判例都能被这个社会接受，不但是对中国文艺批评现状的极大讽刺和打击，而且是对整个社会风气的雪上加霜。
道德舆论和文艺批评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为倡导或平衡价值观、审美观所用的。方方对柳忠秧的质疑，就是在行使这个功能。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必备通道，否则“黑箱操作”就能搞定一切，社会不就“墨墨黑”了吗?方方对“跑奖”行为的道德谴责，以及对柳忠秧诗歌水平的文艺批评，都是一个公民、一个作家的自由选择，是具有社会良知的行为。看不到或低估这样的前提，是极其危险的短视。对这种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的直率批评，法律、道德、舆论、民情、整个社会，都应立场鲜明地予以支持!尤其在社会风气堪虑的当下，更应鼓励这种难得的勇气!
如今广州的两级法院以“技术派”的立场对待案子，死卡“把所有评委搞定”的技术细节，而坚决摒弃“思想派”的立场，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把舵”案例的导向意义，这是非常危险的。在社会转型期，“优秀案例”的正面意义，是对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社会的有力推动。法官如果缺乏博大的胸怀、广阔的视野、坚定的信念、美好的理想(注意，这不是“虚词”而是“实词”)，就很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被所谓的“过硬细节”牵着鼻子走，不但伤了大众的心，还会加剧社会风气的堕落。任何人应该懂得一个道理：法槌的尘埃落定并不是真理的尘埃落定，“赢了案子”并非就是“赢了人心”。柳忠秧们如果觉得“胜诉”就能挽回其道德形象，而并无一丝一毫的反思和检讨，那么，即便方方们再一次“败诉”，也只是“形而下的败诉”，却是充满道德勇气的“形而上的胜诉”。
最后我还是用方方的“申诉”为本文作结：广州两级法院的法官不认可我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他们反常地将微博文字的重点放在了所谓“把评委全部搞定”七个字上，要求我提供柳忠秧“活动”所有的评委的证据，好像我不把全体评委请到庭上，当着法官的面亲口说出“我是被柳忠秧搞定的”，就应该算我举证不足，我就必须承担侵犯名誉权的后果。这种判决的思路不仅没有学通和理解最高法院《解答》中第八项的法律解释，做法十分反常和几近反智，这样的判决，同时也损害了法院形象。
反常，反智，损害法院形象——我同意!希望文学界、文艺评论界不要沉默，在这事关文学风骨、道德风气、民族诚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大家都站出来说话，这不是为方方一个人。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一项正常的文艺批评，不但输了名誉官司，还竟然要把批评者列入“失信人”名单，剥夺部分人生自由，这样的霸道，简直激起人神共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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