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为什么近些年宗教在中国的渗透这么严重，尤其是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和城市“俘获”了大批教众，而且是以独立于“三自”爱国教会的体系野蛮式扩张，就必须找到它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原因。
宗教说到底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源在社会存在。在经济层面。有心人会发现，私有制社会，宗教特别盛行，欧洲这些老牌宗教国家自不必说了，美国是当今世界最虔诚的宗教国家之一，在美国不信基督教，会被主流排斥。民主党设计桑德斯的计策之一，就是向公众强调他是无神论者，让他在选民中失去支持。亚洲的韩国，不但信基督教的比例特别高，还自我创新，衍生出很多邪教组织来。
私有制社会为什么宗教特别容易流行?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人是需要有集体归属感的。私有制的社会的共性，是社会原子化，人被市场经济切割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人和人之间被过度强调为竞争关系，个人工作和生活压力是很大的，很多时候会有孤立的无助感。这个时候，宗教就来了，给人提供一种人文关怀，比如基督教，就喜欢把大家称为“兄弟姐妹”，营造一个集体气氛，宗教的成功，在于它虚拟了一种互助友爱的集体幻觉。我听到的很多加入基督教的，并不是他们真的对上帝有多么大的好感，而是被基督教那种集体氛围吸引。在私有制社会，宗教却营造了这样一种集体的归属感，这就是很多人选择宗教的原因。基督教是这样，伊斯兰教也是这样。世人公认伊斯兰教是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宗教。英国学者伯纳·路易认为:“集体主义的而不是人文主义的态度,表现在伊斯兰教思想和制度的每一个方面”。美国学者莫里斯将世人生活方式分为13种,其中将伊斯兰教以“集体主义生活方式”概括,认为它的特征是:“不主张自我为中心,而应当把自己归并到社会集团里去,享受合作与友谊的快乐,与别人一起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活动。”先用集体幻觉吸引人，再用宗教教义对其进行洗脑。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信教群众。中国的宗教扩张与私有化经济的夸张几乎是同步的。基督教正是趁中国集体经济组织被解构，社会重新原子化，人又重新变成孤立的个体，而很多人在社会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又特别渴望有集体的归属感的时候，大规模卷土重来。
所以，宗教问题，表面看上去是一个信仰问题，一层层的剥开分析，会发现它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当然也就是政治问题。
基督教从来没有脱离政治。基督教从产生那天起，就和政治勾连在一起，欧洲的宗教史就是一部政治斗争史，欧洲的政治和文化就嫁接在宗教上。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都是用宗教的名义进行的，很多政治原则都是从宗教中引申出来的，西方的政治体系也是从宗教体制中演化出来的。中国的宗教虽然也会跟政治发生联系，但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世俗国家，宗教总体上是处于出世的状态。西方的基督教是入世的状态，宗教和权力长期融为一体，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宗教和政治似乎被隔离开，教权和政权不再混沌在一起，但基督教并没有真正的与政治说再见，而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继续保持着“苟合”状态。西方政治的原则和基督教义结合，变成对外进行思想渗透的工具。
基督教在中国的蔓延，背后有西方实力的推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地下传播，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些脱离三自爱国教会的所谓家庭宗教，很多时候都是在教义中掺杂了反共的意识形态。很多基督教徒在一起可不是只谈论上帝多么全能，他们经常关心国家大事，追求自由宪政。这就是基督教在中国泛滥的可怕之处，这些地下宗教，打着传教的幌子，在传播西方那套意识形态。中国的一些宗教人士早就不加掩饰他们通过宗教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目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很容易解决颜色革命的社会基础问题。西方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却一直苦于没有找到群众基础，虽然自由人权等理念在精英中间找到了共鸣，但是在社会大众层面，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群众基础。这是颜色革命在中国没有成功的最重要原因。这些讲政治的基督教众，很有可能被塑造为颜色革命的“群众”力量。比如图，宗教“维权”人士范亚*峰就相当露骨的说：“对于大陆而言，民主化战略积累主要是通过两个路径。一个路径是家庭教会的整合和动员”，“家庭教会的整合和动员是一个社会动员”。
思想的问题，根源在经济。解决基督教泛滥的问题，不能光靠思想教育，更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找到问题根源，从治本角度，找到解决办法。私有制是宗教传播的温床，需要通过重建社会集体经济组织，让人们重新找到社会的集体归属感。宗教给人的是一种虚幻的集体归属感，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才能重建社会公众真正的集体归属感，这样才能够夯实防范宗教渗透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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