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 / 江南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南京安德门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田野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一些制度性因素实际上无视女性农民工的公民权利,致使她们在劳务市场这一制度性空间里遭受各种歧视与侵犯。但女性农民工也在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治理术里不公平的部分和男权主义宰制下的 “身体政治” 进行周旋与反抗。她们成为 “身体的政治” 之典型场所的同时,又 进一步转变成 “政治的身体”之积极行动者。
劳务市场的外面，身着蓝色棉衣、外套一件枣红色的连衣围裙的志英，拖着锈迹斑斑的行李车不断徘徊，寻找着一丝的就业希望。当有雇主的汽车在她身旁停下时，她却不像其他男性农民工那样蜂拥而上，而是静静地站着，等待着雇主的主动搭讪。“像我这么大岁数的，要的人也少。如果他(雇主)相中我的话，肯定会来找的。”看来，志英已经对这一切场景早有体察，也对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有所领悟与定位。作为一名离开村庄的女性农民工，如同其他打工者一样成为了声势浩大的“民工潮”中的一分子。这些流动的女性农民工因其庞大的数量，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并成为一幅倍受世人瞩目的社会景观。
尽管许多研究成果在视角上存在种种差异，但它们仍然具有共同之处:一方面，力图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语境中，探索打工妹群体在工作生活环境中所遭受的体制性的压迫和剥夺。这些研究皆向读者展现着她们艰难的生存样态和处于底层边缘的社会地位，并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群体中的部份被市场以及传统文化所利用、剥夺，甚至抛弃、淘汰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尽管打工妹群体处于当代中国社会底层边缘，但研究者们都采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建构打工妹群体的主体性，并借此反映出该群体在社会结构与现行制度的夹缝中，如何进行抗争。但是，有关女性农民工的研究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年轻的打工妹范围之内。这一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女性农民工群体境遇的整体理解与思考。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市场化以及国家权力主宰之下的女性农民工并非只有借助“劳动场景”才能被加以呈现和揭示，还有其他能够对其进行分析的场域。本文通过笔者在农民工劳务就业市场进行的田野研究为个案，描述在劳务市场应聘的中年女性农民工被性骚扰和侵犯的生活经历。并将女性农民工置于“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的话语中，重点关注在结构性暴力中的女性农民工，考察她们如何在空间性隔离体制下被关注、利用和控制。而来自男性农民工的性骚扰与侵犯，又是如何使她们的身体遭受到活体试验般的恐惧与疼痛。笔者还将揭示她们如何通过利用自己的身体斡旋于男性之中，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驾驭劳务市场。笔者将此考虑为来自底边的一种抗争。
▍社会科学里的“身体政治”话语
“身体政治”是一个涉及实践和策略的概念——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借此规训人类身体，同时个体及其身体对社会控制做出反抗。它涵盖了政府与法律中的制度性权力，经济生产中的纪律处分权力，消费中的自由选择权以及谈判中的个人权力等等。当主体及其行动设法消减强加在身体上的权力时，身体政治便得以显现。因此，身体政治是一个围绕着身体、政治、文化为主题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研究领域。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学者们对此讨论激烈。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讨论了身体政治的内涵与社会意义。有关话语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洞见。当代中国，随着全球化、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农民来到城市打工。然而，户籍制度与城市管理政策恣意地将农村和城市进行人为隔绝，形成了“一堵看不见的围墙”。他们每天处于工厂制度的规训之下，剥夺了劳动阶级主人翁的主体地位，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了资本，从事着异化劳动。这种“身体”在城市工厂岗位上的“在位”与社会身份为农业户口的“错位”状态，是影响中国公民无法拥有平等公民权利的主要因素。“农民工”这一称谓就足以说明这一特殊群体的尴尬状况和社会结构的底边位置。对于农民工群体中的女性而言，这种处境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走出家门的女性农民工处于国家对社会治理模式的管控之下，无论她们身在哪里，户籍制度仍然控制着她们的生育，进而控制了她们的性和身体。女性农民工的身体与国家的治理联系在一起，并使她们局限在以身体为中心的场域中。社会转型削弱了性别平等的制度支持，并在城市的劳务市场中加速了性别的离析。跟男性相比，女性农民工要想进入主流的工作职位所遭遇的困难更大，她们只能挤身从事地位较低的工作，忍受着从属低贱的屈辱。这一切让女性农民工们的身体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对她们而言，属于私人领域的身体都是政治的，而政治问题最终都通过个人问题呈现。
实际上，本文所讨论的身体和政治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身体的政治，另一个是政治的身体。人类学家邵京指出，在身体的政治里行动的主体是统治者，客体是被统治者，治者主动施政于受治者的身体，因而身体的政治是一种治理术。与此相反，政治的身体首先是被政治化了的身体，而且是受治者主动施行的政治过程。作为主体的受治者对抗的是统治者，是强加在其身上的权力。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的主要问题是:女性农民工如何成为“身体的政治”之典型的对象(subject)呢?在国家与市场当中，她们为何会遭受同样来自底边的男性农民工的百般欺凌，而转变成“政治的身体”之积极行动者的呢?
▍何以家为?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如同潮水般地流进城市，成为了制造业中蔚为壮观的主力军。而以临工为生的女性农民工的遭遇却与制造业里的打工妹大不相同。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市场上近百个女性农民工大多已是40、50岁的年纪了。她们之所以来到农民工市场，主要由于夫妻离异或家庭暴力。来自巢湖的志英对笔者说:在20多年前，她经人介绍嫁给了外村一个能干的小伙子，并在次年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这是志英从娘家嫁到夫家，迈出了女人成功的第一步。妇女生了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她在夫家的社会地位顿时会得到承认。然而，之后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夫家人嫌弃她脾气急躁，又没本事不会赚钱，从起初的看不起她到后来的打骂，甚至虐待她。在一切都被“钱”侵蚀的年代里，志英成了牺牲品，只好选择离婚来躲避无休止的家庭矛盾。这种因为离异而出来打工的女性在劳务市场比比皆是。用她们的话说，“有家的话谁还出来呀?”
家庭暴力也是女性农民工离家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自湖南的素梅就是因为不堪其害而从家里逃到南京打工。素梅告诉笔者，其丈夫原是一位退役军人，脾气暴躁至极，对家人的要求极其苛刻，稍微有点不顺心，则对家人拳打脚踢。她左手臂的伤痕就是因为丈夫赌博输了钱将怨气发泄至其身上所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从农村到城市的女性提供一个发挥才能的广阔平台。因此，这些女性在家庭矛盾的风口浪尖上，无奈地选择离开。女性因反抗家暴从农村出走是对传统男权主义的家庭制度的挑战，农村妇女逐步从任人摆布的角色中摆脱出来，获得了主体能动性，积极地走向城市选择打工生活。由于治安部门通常对家暴不作为，因此进城找工作对于经历了不幸的她们来说，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然而，对于一个单身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来说，找工作并不那么容易。即使能获得一份工作，往往也是临时的，只提供基本薪水和食宿，其他的保障一无所有。她们所具有的技能和城市职位的要求存在着差距。志英曾经应聘护理年迈老人的工作，但是刚工作几天，脾气古怪的老人说她为人不够乖巧灵活，对志英的活计也挑三拣四。雇主见志英无法让被照顾的老人满意，便在一个月后打发了她。而红云曾被一家私人幼儿园聘请去厨房洗菜做饭。这份工作的工作量比起工地小工要少很多，而且可以随便吃饭，她很满意。但是新的问题让充满希望的打工生活终结了。幼儿园辞退她的理由是:只会做大鱼大肉的简单菜肴，不懂得幼儿食物营养的合理搭配;菜肴的口味浓重，不适宜幼儿的胃口;这些菜肴完全忽视了幼儿身体的健康成长，长此以往会影响到该幼儿园的招生。
对于已过中年的她们来说，现在能找到的不过是洗菜、洗碗、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目前城市的职位标准对求职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由农村进城打工的女性过去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又没有经过职业培训，因此在整个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小。虽然全球化所引起的就业结构的变迁让更多的女性农民工参与工作，但由于再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女性农民工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条件。女性要想进入主流的工作职位所遭遇的困难更大，她们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工厂和服务行业。这无形之中使女性农民工被边缘化与隔离。另外，她们的经济收入、赋权、机会、能力以及安全感等面临着更大程度的体制性障碍，陷入贫困深渊的几率大增。没有工作的她们，只得回到结构性之内或之外的空间——劳务市场继续找工作。
▍侵犯与抗争
在工作面临种种困境之时，处在劳务市场上的女性农民工的人身安全也越发令人紧张与不安。国家的治理术把农民工与其家庭隔离开来，男性农民工长期与配偶、异性伴侣的分离，他们的欲望无法从正常渠道得到的满足。其结果一方面催生并繁荣了性买卖市场，导致农民工感染STD和HIV的几率大增。另一方面，必定会对特定范围内的异性实施性骚扰甚至性侵犯。笔者调研的劳务市场就属于演绎着这些故事的特定范围。
由于形象好，五官长得端正，一些女性时不时地便被其他男性农民工调戏和骚扰。志英告诉笔者，曾有一次她所谓的“老乡”利用她在劳务市场旁边的饭馆里吃饭的机会，趁机在她身上乱捏乱摸，还抱起来搂着亲嘴。但倔强的志英使劲儿反抗，并大声喊叫。没能得逞的“老乡”恼羞成怒，一把薅住志英的头发，把她重重地摔在地上，对着她的头一阵乱踢。还叫前来围观的人评理，诬蔑她借钱不还，想逃跑。直到现在，每逢变天或转季时节，志英的头部还隐隐作痛。“在南京我没有碰上过好人，我不喜欢南京。”志英的遭遇让人听起来就已经毛骨悚然了，而她的同伴红云却有着更可怕的遭遇。红云同样是离了婚，从皖北夫家出来打工的妇女。为了省钱，她放弃了投宿旅店，而选择在尚未拆迁完的破房子里将就过夜。半夜时分，两个男性农民工趁她熟睡之际，悄悄地溜进来欲行不轨。因她拼命抵抗而未得逞的两个农民工气急败坏地狠狠地揍了她。结果她的两个门牙被打掉了，一根手指也被砍断了。在其他人看来，这些事的起因是“谁叫她长得白呢?”
一个女人长得五官清秀、皮肤白皙，应该被认为这是上苍对她特别的眷顾，感到欣慰才是。然而，有些女性农民工却为此付出了泪与血的惨痛代价。这些被毒打、被性骚扰与性侵犯的遭遇在劳务市场的女性农民工身上时有发生。经济边缘化与社会隔离，加之与家庭和社会网络支持的疏离，强化了移民女性不平等的传统性别角色，致使其在男女性关系中处于劣势，反过来会促使她们更易于受性剥削和从事不安全的性生活。面对这些随时会出现的恐惧和危险，劳务市场上的女性无奈地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正如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个人首先对身体的基本能力与所处的环境有所熟悉，然后才能实践其身体的能力。为了生存和获得庇护，志英在劳务市场里找了一个“大块头”做相好，待业时，就帮助他洗衣做饭。随后的日常生活便安静许多，再也没有人敢对她怎么样了，虽然偶尔会有来自“相好”的拳打脚踢。在一项对农民工性行为的调查中也显示出类似的结论，孤独、省钱、安全感成为了女性农民工和男性生活在一起的最普遍的因素。而且生活来源不足的女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男性发生性关系，反过来男性会帮助她们渡过难关。他们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但这最终很少会形成真正的婚姻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女性常常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因为她们完全依赖于男性，而男性却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地随时随地抛弃她们。
红云白天在劳务市场里嗑着瓜子闲逛，并不刻意寻找工作。到了夜晚她便凭借出众的身体优势，利用男性农民工生理需要的机会，趁机顺势增加自己的收入。更能吸引她的是，男性会“大方”地提供包括可口的晚饭、干净的床铺、洗澡热水等待遇。这些附加收益使漂泊在外的红云多少感到一丝家庭的温馨与短暂的安全。一些研究表明，女性农民工相对高比例的失业率和工作集中于服务、娱乐业是她们从事临时的或商业性的性交易的关键因素。因为移民和性别不平等双重风险加剧了她们卷入从事性交易的高危活动当中。年轻的女性在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加上脱离家庭环境监督的情况下往往寻求临时或商业性性行为作为谋生手段，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女性农民工有着比男性更高的从事性交易比例。笔者注意到，红云并不主动寻找客户，恰恰相反的是红云挑选找上门来的客户——年老且有钱的农民工。用红云的话来说“晚上可以睡得安稳一些。”有钱人出手大方，绝不会只办事不给钱。在一切向钱看的年代里，经济主义的观念深深地影响着身临其境的每一个人，对身处在户籍体制、市场资本、男权主义和劳务市场之“底边社会”的女性农民工而言更是如此。
然而，不管是志英还是红云，这些女性农民工的身体并不是单纯地处于如福柯所言的被训练、被折磨、被强迫的位置上，而是具有主体能动性。她们通过自我的身体去利用、操纵、甚至控制围绕在她们身边的男性，男权宰制下的身体政治因此而遭到来自女性身体的抗争。笔者在调查中经常见到男性农民工为了女人而互相打斗的血腥场面。素梅阿姨向我道出其中玄机:在市场内与其他男性发生冲突时，有“相好”的女性便马上跑去告状。于是，打架就在所难免了。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经问红云:“如果你被欺负了或被勒索了，怎么办呢?”红云看着我，信心百倍地对我讲，“谁敢?老娘找人砍他!”红云告诉笔者倘若遇到大事，她不会找市场里的人直接帮忙，而是叫市场里的人帮她到下面的街上去请打手，原因是要让对手慑于她的能量和势力。当然，这些激烈打斗的场面毕竟不是时刻发生的，更多的是她们会在待业的男性农民工中间穿往来梭，谈天说地，以期利用男性的遐想来为自己谋得一份晚餐或一件漂亮的衣服。
除了寻求保护之外，女性农民工还以身体为资本与雇主进行抗争。在田野中，笔者发现经常有雇主招聘夫妻工。这时，这些男女“相好”搭配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另外，有些雇主也不是省油的灯，往往招聘时开出的条件与实际的工作待遇完全不同。为了避免盲目的就业，许多女性会利用男性人脉资源找到相对“理想”的工作。当然，这些还不是最要紧的。倘若碰到欠薪的雇主，一般情况下农民工往往落得自认倒霉的无奈境地。然而，劳务市场里的女性却并非逆来顺受、任人摆布。红云的姐妹亚芬的例子能够给我们展示这个抗争的力量。亚芬被雇主聘去给工地装修的工人煮饭，口头协议是一天50元，包吃包住。但一个多月后房子装修好了，雇主只发给她1200元，尚欠850元，亚芬追讨多次无功而返。誓不甘心的她说服了市场里对她“有意思”的几位男性农民工，带着榔头、斧头、凿子等劳动工具上门讨薪。雇主被这出乎意料的阵势震住了，最终将所欠的薪水付清。然而，亚芬付出的代价是需用身体来交换。
我们可以看到，俨然种族隔离一般的户籍制度无情地将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的一些公民权利剥夺，在工作无望、生活艰难的境遇下，使其成为以身体作为最后一份私产之赤裸生命。女性在自身身体受到难以磨灭的规训、压迫甚至性侵犯的同时，又游刃有余地利用自身的身体，达到其利用、控制男性甚至抗争的意图，亦即身体的政治和政治的身体在女性农民工身上同时得以展现。
▍简要的讨论
身体作为个人最后一份私产，连一个穷困潦倒的乞丐都会拥有，并能对其驾驭自如。然而在权力和资本的合谋下，“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无论是志英、红云还是素梅、亚芬，她们所经历的遭遇比产业工人来的更加隐蔽。她们是一群被户籍制度、市场资本以及男权社会压迫、剥夺、侵犯的赤裸生命，是现实活剧里的一号主角。虽然福柯的权力与性的关系被女权主义解读为具有某种非政治化倾向，使之失去女权主义的旗帜。然而，从劳务市场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并未看到一个采取政治行动的女性群体，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处于福柯的观照中演绎着权力和反抗故事的群体。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大量农村劳动力。然而，一些城市的管理者利用户籍制度把进城的外来者加以限制，将他们污名化为素质低下的群体。但同时他们从事的都是需要体力的廉价的“险、脏、苦、累”工作，并处在“招来挥去”的弱势地位。
如果我们从“仪式”(rites)的视角来审视农民工就业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处于“阈限”(liminality)阶段。由此，相关的问题变得清晰起来。人类学家范杰内普(A.van Gennep)在《通过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中，将群体之间的转换和从一个社会情境过渡到另一个社会状态视作一种具有生存意义的仪式。在他看来，所有的通过仪式的过程都包括三个阶段:分离(separation)、阈限(limen)和聚合(aggregation)或重新进入(reentry)。可见，仪式具有鲜明的“过渡性”(transitional)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特纳(Victor Turner)在过渡性仪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宽和发展。他认为仪式的阈限阶段具备超结构(extra-structural)的社会属性，将之称为“共态”(communitas)。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减弱或消失，所有的仪式参加者彼此间差别消失，变成地位平等的一员，完全服从那些仪式长老的安排。这种卡在“门槛”上的人在没有结构性地位、没有财富特权、人人平等的情况下生活。实际上，特纳所说的“反结构”的“反”有两层含义:自愿的和非自愿的。有些人出于自愿，主动处于门槛上以规避严密的社会结构。例如，修女主动放弃了世俗生活嫁给了上帝，而尼姑弃离红尘一心向佛。但也有些人是被迫陷入结构性局外人状态，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便是一例。可见，仪式的研究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从这个独特的角度考察当代中国发生的事情。全球化引发深刻的社会变迁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原本务农的人们被工业化的浪潮席卷进城打工。徘徊在非自愿性的临界状态中的他们，即使想跳出来，但权力压制的空间却令他们始终无法动弹。假以仪式，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民工为何进城打工，处于何种共态或临界状态，甚至怎样回归等等具有过渡性特征的超结构现象。
虽然特纳的阈限理论指出“门槛”(liminality)里的人没有结构性地位、没有特权、没有财产而且人人平等，但这里并不是理想中乌托邦式的空间。毕竟阈限还具有即时性的特点，最初的动力和能量很快就会因资源条件约束而消散在时空中。这大概已经超出了特纳的本意。梁山泊的好汉们当初上山时称兄道弟、亲如手足，然而结构夹缝里的好汉们后来也逐渐被嵌入诸如总兵都头领、机密军师、参赞军务头领、步军头领、步军将校等一系列的结构式安排中，以对抗朝廷。而且他们最终还是被集体招安，又回归到缜密的社会结构中。因此，所有这些仪式中的“反结构”都是对现存结构的确认与加强。国家的、市场的结构性力量将劳务市场设定为一制度性空间，而进入该空间的农民工成为了永远卡在门槛的人。不同的地域、相同的身份、所遭受的歧视与排斥令他们在“共态”层面上似乎达到平等，却因长期的生存压力导致彼此间互相倾轧，形成强者欺压弱者，男性凌辱女性的丛林法则。“过去”社会结构中“身体政治”的治理术在“现时”的“共态”中得到延伸和加强。因此，劳务市场并非“阈限人”(laminar)的乐土。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皆汇集在此，其间也往往鱼目混杂。坑蒙拐骗、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等事件司空见惯，而对女性的性骚扰和性侵犯依旧在不断上演。
这一切的事实表明，同样处在一国范围内的公民，却不能获得同等的公民权利。这令人不得不怀疑马歇尔(T.H.Marshall)所断言的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必定会催生并强化一个国家国民的公民权。当然，笔者并不否定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这并非表明我们可以忽略那些为此做出巨大贡献与付出巨大代价的农民工群体。本文透视劳务市场中女性农民工的底层边缘的生活之意义在于:提醒当政者在追求效率优先的同时，也须关注、尊重和保护农民工，特别是女性农民工的利益，给予他们公正平等地享受公民权利的机会，绝不能让他们承受转型阵痛的折磨，更不可使他们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牺牲群体。
【致谢】衷心感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范可教授的精心指导，感谢杨德睿副教授、张玉林教授、胡艳华同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马惠娟在本文写过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本文 原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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