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评价机制的要害及改革对策
欧阳健
2018年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文件中，包括《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会议指出，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是推进科技评价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要遵循科技人才发展和科研规律，统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门类，科学设立评价目标、指标、方法，发挥好评价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营造潜心研究、追求卓越、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会议强调，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要坚持预防和惩治并举，坚持自律和监督并重，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制度化，严肃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营造诚实守信、追求真理、崇尚创新、鼓励探索、勇攀高峰的良好科研氛围。作为一名年近八旬、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近四十年的专业研究者，我表示坚决拥护。
我们一定要明确：科研评价机制，要评价的是科研成果。所谓“成果”，应该是“收获到的果实”;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已完成的著作或论文。然而现行的科研评价机制，却是评价那些尚未完成、甚至尚未动笔的“项目”。大学天天在喊“学科建设”，其实不在号召教师提出新颖的有突破性的创见，形成了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是争着去拿哪一级基金的项目，或者得到哪一级的奖励等等。
须知，人文社会科学不是工程技术。嫦娥号飞船、蛟龙号潜水器，只能由一两名专家主持，外行根本无法插手。但是从诗经、楚辞，到《水浒传》、《红楼梦》，能发言的何止千万，能申报项目的又何止十百。面对成十上百份申报表，评审委员没有亲眼看到成果，单凭寥寥数语的“论证”，就能判断出其中的高下?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对科研经费的投入日趋提高，这种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却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后果：
首先，让巨额的国家资源，通过各种潜规则，落入少数体制内人之手，造成学术界的空前腐败。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将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应尽快将各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列为重点监察对象，相信定会挖出许多大大小小的老虎。
其次，让缺乏学术抱负、学术眼光与学术激情的人，垄断宝贵而稀缺的学术资源，却将各行各业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排除在外，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历史的经验证明，“学在私人”是学术繁荣的重要因素。国史馆与翰林院只能出实录与类书，重大学术成果几乎都出于在野的平民。
最大的恶果，是导致版面费与书号费的狂涨。获得学术基金的单位和个人，出不了有份量的学术成果，却能用金钱轻易买到版面与书号，从而吊高了刊物与出版社的胃口。已经很少有出版社愿意接受个人来稿并按质量发放稿费了，这就彻底断绝了非体制内研究者的出书之门，造成了学术泡沫泛滥、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难以面世的严重境况。
2016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就在两会上提交提案，呼吁废除科研立项制，指出：“由于体制机制的制约，最受诟病的就是科研立项制，各级各类的立项资助占用了大量资金，同时，一些埋头苦干、取得原创性真实研究成果的学者却得不到应有奖励。”2018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韩庆祥指出，目前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报销制度没有完全、真正体现并尊重脑力劳动的本质特征，而复杂的脑力劳动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所从事科研的脑力劳动较多是依靠长期的学术积累，它要在一定时间内厚积薄发;二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科研工大多是在本职工作时间之外在读书思考、分析研究问题，然后再形成观点写出文章;三是科研人员大多是在晚上从事复杂的科研劳动，这种脑力劳动时常以牺牲科研工的身体锻炼和娱乐时间为代价。所言都是切中时弊的。以繁荣学术研究为初衷的各种基金制度，早已成为有碍社会公正的规则，成为繁荣学术研究的桎梏。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张亚忠建议实行购买成果制，具体说来，便是“在各级财政中设立专项资金，可由原科研立项资金直接转用，将所有公民的科研成果，包括论文、专著等可公开获取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全部纳入国家奖励范畴，对于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持有人要给予重奖。取消项目资助经费和专属科研经费，在公平、公开的前提下，实行政府购买公共性知识创新成果和企业购买应用性技术成果、专利等的制度，倒逼各类高校和科研机构眼睛向下，面向科研一线、组织精兵强将去创造经得起检验、真正管用的科研成果。”“应注重从相关原创性公共知识成果中获取改革创新的参考资料，推动相关立法、行政工作改革创新，对于重大知识成果，国家可通过二次购买提升其经济和社会价值。国家所设立的各级各类奖项，应通过奖金形式平等地奖励到每一个获奖者，而不管其所属单位及其个人的身份地位。”
韩庆祥则建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实行成果购买制，具体思路是：申报立项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的30%，应当用于支出资料费、会议费、差旅费、设备费、专家咨询费、劳务费、印刷出版费等，凭发票报销，部分尊重项目制的原有“资助”性质;其余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的70%，可直接作为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及对本项目成果作出贡献的项目组核心成员的特殊劳动报偿，不用发票报销。这70%的实质，体现为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的直接“购买”性质。
相比于张亚忠主张废除科研立项制，韩庆祥则是在保留现行基金项目的前提下，对经费管理办法加以“改进”，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他们的共同点则是实行“购买成果制”，这样做行不行呢?
首先要问：“购买成果”，是由谁来决定?是各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还是各级人民政府?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广阔，门类众多，各级规划领导小组与各级人民政府，都能识得真货，给出合理的价格?其次要问：在“成果”产生之前，研究者的投入从哪里来?复杂的脑力劳动，除了韩庆祥所说的三个特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料。
要解决这一有碍社会公正的难题，我建议废除彻底基金制度，代之以低额学术贷款与高额学术稿酬。
什么是“低额学术贷款”?即凡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论来自何行何业，都可向银行(通过一定的机构)申请无抵押无担保低额学术贷款，项目课题完成并得到社会检验，可凭有效单据实报实销(不包括餐饮费用)，多退少补;不能按期完成或未能通过社会检验者，全额退还贷款并缴纳利息。
什么是“高额学术稿酬”?出版社是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权威鉴定者与传播者。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高下优劣，出版社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不会有意推出伪劣产品，更不会刻意排斥优良产品。国家可将原先拨划的各种基金，发给各类出版作为补贴，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提出高额稿酬的标准。同时，对所有出版物的社会经济效益，实行全方位跟踪，无覆盖监察。如发现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严肃处理;对出成绩的出版社，给予大力奖励。
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领导，紧密结合深化机构改革推动改革工作。废除基金制度这一措施，简单易行，只要有关部门有清理有碍学术公正的决心，励行推动促进社会公正的改革，马上就能付诸实施，并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
2018年3月29日晨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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