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在进入政治斗争的新时期和新常态
望长城内外
我认为，在经过40年的主要抓经济建设的时期之后，中国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我国正在进入一个政治斗争此起彼伏，迫使党和政府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来加以应对的新时期和新常态。这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已将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
过去4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把中国当成他们的主要敌人，主要原因：
一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采取了联美抗苏的国际外交战略，又从80年代初开始实行了对西方经济开放的方针，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视作他们对付苏联的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把中国推上和平演变的道路，因此，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对中国采取了比较友好的态度。
二是在30年前中国的政治风波发生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希望基本破灭了，但为了对付他们最主要的敌人苏联集团，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制裁措施，但仍然没有把中国当成他们的的主要敌人。
三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发生之后，由于中国当时的综合实力与美国的差距很大，并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国际外交战略，在各个方面对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现实威胁，加之这个时期中东地区伊斯兰势力的发展对美国的全球利益甚至是本土安全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只是把中国视作潜在的威胁和敌人。
然而，2010年之后，由于中国快速的崛起，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加强，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加剧，使他们日益感到中国对其利益的现实威胁，美国更是感到中国对其全球霸主的地位正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于是，在此情况下，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布局，对中国实行战略遏制，特朗普上台以后，更是在2017年12月明确宣布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是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并于2018年6月开始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
应该看到，中美关系从合作为主转向斗争为主，有着利益、制度、意识形态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利益方面的原因。因为全球市场的份额是有限的，如果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占的份额增加了，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占的份额就一定会相应地减少。市场竞争有输有赢，但没有共赢。所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日益加强，再加上西方领头羊美国的政治运作，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不仅美国已将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而且其它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会陆续加入到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队伍里来。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政治斗争的升级将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香港和台湾正在变成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内地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桥头堡”
目前看来，我们与国内外敌对势力在香港问题上的斗争将会长期化。由于回归时中国政府没有完全收回国家对香港的立法、司法主权，回归后也没有完全掌握对香港新闻宣传和教育的控制权，因此，香港回归22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国家所没有掌握的部分立法、司法主权，以及香港反对派所掌握的一部分新闻宣传和教育的控制权，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政治风波。这一次，国内外敌对势力更是摆出了要与中国政府决一胜负，不夺取对香港管制权就绝不罢休的态势。
解决香港问题不外乎“短痛”和“长斗”两种办法。现在看来，“短痛”即中央强力出手的办法，一是代价太大，二是也太复杂。如果只是暂时平息动乱而不完全收回国家对香港的立法、司法主权及新闻宣传和教育的控制权，那么要不了多久，又会风波再起;如果要借平乱之机完全收回这“四权”，就必须修改香港基本法，这样一来，问题就会复杂化，后果难以预料。所以，只好接受“长斗”的办法。由此可见，我们与国内外敌对势力在香港问题上的斗争将会长期化。
说到台湾问题，过去主要是“统”与“独”的斗争。现在，由于多种原因，台湾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很有可能在对中国内地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问题上合流。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就不仅仅只是“统”与“独”的斗争了，还要同时进行反对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斗争。实际上，台湾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在政治上都是反共的，只不过过去我们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分歧被“统独”矛盾所掩盖了。由于国民党始终坚持“反共”这一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极其亲美的态度，因此，在美国的政治运作下，国民党与民进党在政治上合流，把台湾变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内地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桥头堡”，这种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
如果香港和台湾都变成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内地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桥头堡”，那么，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就是绝不能低估的。如果我们掉以轻心，当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想就可能真的成为现实。
第三，中国内地的社会与阶级关系也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内地的社会与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改革开放之初，党和政府出于调动全国人民积极性的考虑，给“地富反坏右分子”都摘了帽。可是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后代，却把共产党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始终忘不了共产党对他们的管制和杀父、杀祖父之仇，有的人甚至写了《软埋》这样的文学作品攻击污蔑新中国的土改运动。至于借“反思历史教训”和“伤痕文学”之名，影射攻击污蔑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和作品更是举不胜举。
还有不少人，被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洗了脑，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他们与上面说的那些人一样，在思想深处与香港和台湾的反共分子是相通的，一旦有了合适的时机，他们就会跳出来闹事，我们绝不可以轻视他们。
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内地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例如，由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的进行，出现了类似于当年洋人买办那样的社会阶层;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被称为“民营企业家”的社会阶层;此外，还出现了不少腐败分子，等等。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在党和政府带领全国人民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中究竟会持什么样的立场，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分析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将会站到党和政府与全国人民的对立面，与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流合污。
综上所述，在经过40年的主要抓经济建设的时期之后，中国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已将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由于香港和台湾正在变成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内地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桥头堡”，由于中国内地的社会与阶级关系也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我国正在进入一个政治斗争此起彼伏，迫使我国党和政府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来加以应对的新时期和新常态。对此，我们必须及早谋划和做好有关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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