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作为奥运会指定猪肉供应商的某食物公司集团,在秘密的地点饲养生猪,保证食物中不会有残留抗生素和类固醇,确保运动员通过兴奋剂检测。
这个做法无疑令人鼓舞,公平竞争的奥运精神将不会因食物安全问题而笼罩阴影。然而,这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现代饲料中可能含有对人体不利的成分。国民不是奥运会运动员,他们的身体不需要经过兴奋剂检测。但是,人们的日常食品安全问题就该忽视吗?
尽管此事已经过去了16年,然而事件反应的问题直到今天似乎改观不大。某集团是在秘密的地点养猪,为的是避免市场竞争和保证商业利润。可谁来为国民生产放心有机食品呢?为了保证广大人民健康素质大幅度提高,国家应当鼓励在公开的地方,采取公众监督的做法,尊重动物的生物学规律,用生态的办法养殖。这样做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保障了食品安全,还节约了大量的粮食,等于粮食增产。
仅以草原养鸡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我国有各类草地60亿亩,是农田的3.3倍,但其产草量只有3亿吨,是农田生物产量(4.8亿吨粮食和6.3亿吨秸秆)的27%。可以看出,草原的优势是空间大,产量低;农田的优势是产量高,而空间小。养殖是利用空间而消耗粮食,种植是生产粮食而需集约化管理。在养殖方面,空间也是一种资源。在农区养殖,因为空间昂贵,农民只有加速动物们的生育周期,拿时间来换空间,粪便还会严重污染环境。
目前国民年消费鸡47亿只,但以农区养殖为主。集约化的养殖将120-150天左右的“长大成鸡”时间缩短到45天,鸡饲料里含有大量饲料添加剂和药物。而在喂养过程中,农民们怕死鸡还不停地给鸡喂药。
因为缩短了生理周期,且农区养殖缺少天然食物来源,在农区养鸡完全是用粮食换肉,每2-3斤(散养是5-6斤粮)粮换1斤肉。我国每年有2.4亿吨粮食是作为饲料消耗了。如果我们能够将鸡从农区“牢笼里”释放到草原、林下等有天然食物(昆虫、草籽、树籽、草叶等等)的地方,则我们可以实现从动物嘴里夺粮,实现现代版的“向草原要粮”。
上世纪50年以来,曾发生过几度开垦草原浪潮,进行粗放的耕作经营。“文革”期间,又在“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的政策指导下,变本加厉地“向草原要粮”,仅内蒙古就开垦草原93.3万公顷。那么人们要了多少粮食呢?由于靠天吃饭,加上干旱、风沙大、养分贫瘠,产量很低,有的地方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向草原要粮的严重后果是草原退化,直接诱发了沙尘暴等生态灾难。
有一年,笔者小组曾在内蒙古正蓝旗用生态办法饲养了5万只蛋鸡;在山东省平邑县丰产林下饲养了2000只草鸡。初步结果表明,在山东散养每长1斤肉需耗粮6斤左右,而在草原上放养,由于食物充足,消耗粮食在3-4斤之间。解剖结果显示,草原鸡胃里玉米粒仅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是鸡在草原上采来的。
就按最保守的“生态养鸡可节约三分之一粮食”计算,如果我们实现了“禽北上”草原,或让鸡进入林下自由觅食,那么,全国仅从鸡嘴里就可夺食329亿公斤(以草鸡3.5斤计算),相当于全国粮食产量在现有的基础上增产6.8%。很显然,这些增加的“粮食”是鸡从草原上自由觅食来的,而不是人类开荒“垦”出来的。农区就远没有这个优势。草原之所以具备这个优势,是因为那里有的是空间,有的是资源,有足够的时间供鸡生长。
从空间上看,全国1/3只鸡进入草原,那么每只鸡可享受的空间是3.85亩(2568平方米),而“工厂化”养鸡的空间是0.1~0.12平方米,只有喂什么吃什么。近4亩的草原生态空间,加上大量的草籽和昆虫,即使一点粮食不喂,养活一只鸡是根本没有问题的,对草原根本不会造成危害。
草原生态养鸡的最大收获在于为牧民增收。目前,由于草原退化,牧业收入每亩不足10元,即使每亩散养10只鸡(需要补充少量粮食),净收入也可以实现200元/亩,草原升值10倍。养鸡后的草原,由于粪便直接回到草原,避免因每年打草造成的养分损失。既不产生污染,又有效地控制了草原虫害,并使草原生产潜力提高。牧民打草或者利用现代技术加工成“面包草”,实现牲畜冬季吃“鲜草”,那么草原的潜力还可继续提高。上述“替代产业”的实施,可使国家免除草原退化引起的沙尘暴之患。
困惑国家禽类食品安全问题可迎刃而解。在草原养鸡,由于生态环境优良,喂养的是纯粮食,不需要任何添加剂,鸡们基本上不生病。我们的试验表明,草原养鸡除了常规的免疫,根本不需要喂养药物。这样的话,国民吃的鸡肉就和奥运运动员们所吃的一样放心,社会得以和谐平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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