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越南，校尉关注得不多，除了最近的短篇《阮富仲逝世，越南会转向吗》，就没有写过别的文章。
当然，这不是忽视越南，更不是因为越南不重要，而是单纯地觉得中越关系总体可控。
就跟很少谈及伊朗一样，不是因为伊朗不重要，而是因为伊朗的战略回旋空间很小，因而中伊关系总体可控。
不过最近，随着阮富仲去世，校尉觉得，有必要聊聊越南了。因为阮富仲之后的越南政局，已经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岔路口。
在这个岔路口，越南面对双重选择：一是外交政策方面，到底是亲美还是亲中；二是内部政治架构方面，到底是苏联化还是中国化。
不出意外的话，后阮富仲时代的越南领导人，大概率还是北派，并且几乎肯定就是苏林。
苏林（左四）已经成为越南的二号人物
既然是北派执政，越南的外交政策，大体还会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但会更接近中国一些。也就是说，过分地亲美或是全面亲中，都不太可能出现。
但越南的内部政治结构，是走苏联化的高度集权体制，还是走中国化的民主集中制体制，却面临微妙的选择。
虽然不管越南是苏联化还是中国化，都不会彻底改变中越关系，但却会带来一定的变数与冲击，值得我们关注。
此外，从研究历史、体悟历史的纯学术角度，这种变化，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一、从决策机制的角度理解苏联化与中国化
亲中亲美不用解释，但何谓苏联化、何谓中国化，校尉却必须啰嗦几句。
校尉一直说，权力的要义在于平衡。
所谓平衡，就是在任何一个社会结构中，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都要得到基本保证，否则结构就会崩塌。小到家庭、大到国家，无一不是如此。
上世纪农民家庭分家的场景：为何要分家，就是有人觉得家庭利益分配不均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周期律。
王朝盛世，就是利益平衡接近完美。底层小民也罢、官僚地主也罢、王公贵族也罢、当朝皇帝也罢，都拿到了能够让自己满意的蛋糕。
王朝末年，就是利益平衡被彻底打破。要不活不下去的底层百姓揭竿而起，比如层出不穷的农民大起义；要不受到威胁的王公贵族带头造反，比如西汉七国之乱、明初靖难之役；要不皇帝沦为傀儡失去国家控制权，比如唐朝末年的藩镇之祸、宦官之祸，东汉末年的外戚之祸、诸侯之祸。
而要实现利益的平衡，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决策机制的平衡。体现在结果上，也即利益分配的平衡，体现在过程上，也即民主与集中的平衡。
请大家注意，这里说的是决策机制而非选举制度。关于选举中的民主，是一个颇具争议也颇为复杂的话题，这里就不说了，而是只聚焦决策过程。
决策太民主肯定不行。
因为屁股决定脑袋，任何社会阶层、利益集团，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太民主，就意味着谁也压不服谁，只剩下无穷无尽的内耗。
大家可以参考欧盟，基本不太可能形成一致意见。尤其是蛋疼的一票否决制，更是导致欧盟的决策效率极其低下。
还有历史上号称欧洲盾牌，长期站在抵抗蒙古和俄罗斯一线的波兰第一共和国，就因为采取了任何贵族都具有一票否决权的所谓贵族民主制，导致国家行政体系长期停摆、国力逐渐衰落，最终被俄、奥、普三家瓜分。
决策太集中也不行。
决策过于集中，其实就是独裁。在独裁体系下，独裁者一旦出现决策失误，根本就没有办法补救。
而历史告诉我们，越是独裁体制，独裁者就越是愚昧不堪。
这方面，最典型的反面事例，就是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昏君。
我们现在施行的民主集中制，其实就是对决策过程的一种平衡，先在领导集体内实行民主，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与平衡性，最后再实施集中，保证决策的权威性。
美国的决策制度，其实类似于集中民主制。总统拥有很大的决策权，但重要决策往往需要参众两院的批准，尤其是在内政方面。
简而言之，就是中式决策先民主后集中，美式决策先集中后民主。
这两种决策方式的纠错能力都比较强，但执行力有巨大的差异，中式决策一旦推出就必须落实，美式决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
我们经常看到，美国总统想推出什么政策，往往会提前放风甚至漫天要价，通过与参众两院漫长的利益博弈后，最终才会形成大打折扣的具体政策，甚至很多政策都胎死腹中。
有人可能会说，美国总统有幕僚班子，决策过程也有先民主后集中的特点。但美国总统是否愿意听取、采纳幕僚的意见，包括幕僚的聘用，完全靠总统自觉，并没有制度保证。
甚至可以说，美国总统的幕僚，对总统存在很强的政治依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幕僚只能对总统的决策锦上添花，却很难对总统的决策进行纠偏。
拜登虽然年老体衰，但在外交政策上，他也不会任由布林肯摆布
即便幕僚团队尽职尽责，能够帮助总统提出完美的施政计划，但在参众两院的审批过程中，也总是被改得面目全非。
也就是说，前期民主征求的意见再好，也经不住后期民主决策的损耗。
相比之下，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法定要求征求班子成员意见，法定要求通过集体表决的方式做出决定，没有经过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出的决策，理论上都是无效的、非法的。
虽然在落实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会有一言堂、家长制的现象，突破了制度的约束，但这并非民主集中制本身的问题。相反，正因民主集中制对那些独断专行的人形成了制约，他们才会设法进行摆脱。
相比中国的先民主后集中、美国的先集中后民主，苏联的决策体系，基本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
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之所以失败，就与决策过程缺乏纠错机制有很大关系
而苏联之所以形成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架构，从长期因素讲，是因为俄罗斯的强权崇拜国民性格，从短期因素讲，则是因为斯大林时期形成了依赖克格勃、内务部等强力部门治理国家的惯性。
说白了，这就是一种秘密警察统治制度或者说特务统治制度。当权者把强力部门异化为维持统治的道具，使得强力部门的权力日益膨胀，最终凌驾于整个国家的行政体系之上，而国家权力的运行与接替，最终也被强力部门所控制。
如果贝利亚没死，苏联还会创造集权统治的高峰
在强权崇拜国民性格的影响下，在斯大林制度的惯性作用下，虽然苏联已经解体，虽然俄罗斯名义上采取了西式民主制度，但经过叶利钦时期的混乱、到普京时代重新形成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时，俄罗斯依然呈现出强烈的苏联化风格——普京政权最大的支柱、最核心的权力体系，依然是号称希拉维克集团的强力部门。
这是权力过于集中的必然结果，越集中的权力，越依赖强力部门的支持，最终导致强力部门尾大不掉，反过来威胁权力中心。
为什么瓦格纳兵变这种严重落后于现代政治体制的现象会发生，就与俄罗斯这种苏联化的权力架构有很大的关系。
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叶利钦时期的混乱，说明在某些国家、某些特定环境下，集权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斯大林的集权，同样是苏联熬过二战的重要制度保证。
没有普京时期的集权，大毛大概率就要从休克变法克了
关于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皇权时期也有典型例证。
中国皇权早期，比如汉、唐、宋时期，其实更类似于民主集中制与集中民主制的结合。国家政务，首先需要行政机构提出意见，再交由皇帝决策，皇帝直接发起的决策，行政机构可以封驳，也即封存起来不下发执行。
但到了明、清时期，国家行政权力逐渐集中到皇帝手中。尤其是明朝，为了保证皇权的绝对集中，先是太祖朱元璋设立锦衣卫，锦衣卫膨胀起来后，为了防止其一家独大，成祖朱棣又设立了东厂，再后来宪宗朱见深又成立了西厂。
这些特务机构建立之初，确实稳固了皇权，但最终却变成了明朝最大的毒瘤，也成为明朝灭亡最主要的内因之一。
但不管是明太祖、明成祖还是明宪宗，却都被视为一代雄主。
这就是历史最为吊诡的地方。雄主就必然要集权，集权就很可能会发展特务力量，特务力量又必然成为中央权力最大的威胁。
就跟明朝深受特务政治伤害一样，强大的苏联轰然倒塌，也与秘密警察体系下的高压统治有很大的关系。
这种吊诡，说穿了也简单，其实就是没有处理好王道与霸道的关系。
集权相当于霸道，乃是动荡时期的雷霆手段，民主则是王道，乃是长治久安的政治理念。
只有王道没有霸道，关键时候就会掉链子，只有霸道没有王道，时间久了就会超过社会承受极限，最终导致社会的崩溃。（关于王道与霸道的关系，参见《真正的王道，必须比霸道更霸道：也论中美博弈中的王道与霸道》）
明朝的崩溃，无非就是霸道过甚过久，没有及时得到纠正。
面对暴力，以暴制暴，即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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