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聊“公知”这个话题的人了，因为我基本上经历了“公知”这个社会现象酝酿、发生、发展、表面上式微的全过程，当年我在学术会议上见到后来著名的某个意气风发的大“公知”的时候，社会上还几乎没有人用“公知”这个概念呢！后来因缘际会，我在“公知”的边缘圈子里面混了十几年，如果不是理念不和，说不定早就成了有名的“公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颇有点《敌营十八年》中做卧底的感觉。不过这些经历却让我既能够从内部即“公知们”自己的角度，也可以从外部即“公知”批判者的角度，相对比较超然地看“公知”这种社会现象，我比“公知”们多了一个批判者的角度，比“公知”的批判者多了一个“公知”的角度，因此可以说我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公知”的人。当然，那些当年和我一起在“公知”边缘圈子当中混的人，肯定会骂我是叛徒、奸臣，无所谓了，当年因为沉迷“剑沉更依天”的诗句我就给自己取过一个平时写小作文的笔名“剑沉”，预备着写反面的文章的时候可以署名“奸臣”，年龄大了以后可以署名“渐尘”，将死之时可以署名“见尘”，如今我已经到了渐尘之年，如果能够被骂“奸臣、叛徒”也可以算是对我的肯定和表扬了，等我见尘的时候，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不说废话，还是谈正题吧。
一、“公知”现象起源于忽悠孤陋寡闻的年轻人
稍微好一点的大学的文科专业，有一个现象很普遍，就是有一批人天天在想着自己何时能够成名，尤其是那些学习成绩不错考了硕士博士留校做了老师的更是如此，再加上身边就有知名教授的例子，而且看起来这些知名教授也不比自己强多少，因此现实存在的成名的可能性就让成名的渴望变得更加强烈。说的刻薄一点，这些人不知道在梦里成名过多少次了，当然在梦醒之后也就失落过多少次。这些人成名的途径也就是写书、写文章、讲课，书出版了、文章发表了、课讲完了，总会有一个反馈的，这些人逐渐就会发现，自己写什么样的书和文章，讲什么内容，会获得更加热烈的反馈，根据反馈做进一步的调整，如此反复，就会发现一条成名的捷径。这个“输出-反馈-调整”的模式最后发现的就是必须要忽悠孤陋寡闻的年轻人，原因很简单，年龄大的人忽悠不动，这里面既有见多识广、思想成熟的原因，也有年龄大的人不愿意改变学术圈既有利益格局的问题，年轻人尤其是大学中的学生一方面孤陋寡闻另一方面不牵涉学术圈的利益问题，动员起来容易得多。
学术圈利益格局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谈了，专门就谈一谈年轻人的孤陋寡闻吧。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舆情传播主要靠嘴，大学生的寝室就是主战场，因此要想成名必须要动员出来尽可能多的嘴。当时的年轻人受的主要是正面教育，往好处说淳朴的很，实事求是地说是孤陋寡闻，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吧，发挥点自我嘲讽的精神。我出身于偏僻山沟中的国有军工厂，到北京去上大学，有一天和天津的一位老兄说起来《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的片段，这位老兄立马对我刮目相看，连说想不到我竟然还看过《帝国反击战》，我也一脸洋洋得意，实际上我真没看过！只是在某一本杂志上看过介绍，《帝国反击战》要到二十多年之后托我儿子的福才看上，现在的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当时那个时代的。我那个时候对社会的阴暗面知之甚少，我记忆中当时只是知道有一些不良的录像片，至于是什么样的录像片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有这个事是因为由于我们家是厂里比较早买录像机的，有一天我父母几个鬼鬼祟祟的同事拿了一盘录像带到我们家看，我父亲是老好人，没有说啥，我母亲的道德感堪比英国老太太，严词拒绝，那几个人落荒而逃，结果我就丧失了第一次了解不良录像片的机会。
说到这里，大家就能够理解，当我们这些孤陋寡闻、满脑子都是正面信息的年轻人在课堂上听到那些所谓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时，是多么的耳目一新、多么的震撼，是多么的发自内心的欢迎。大家如果了解了这个过程，就能够理解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公知”们为什么渐渐式微，因为互联网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通识教育的机会，大伙不再孤陋寡闻了，对社会的阴暗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脱敏了，“公知”们的影响力自然也就变弱了。
当然，大家如果了解这个过程，就不会妖魔化“公知”们，绝大多数“公知”都只不过是急于成名的学者而已！当然他们是有问题的，他们比较统一的一个特征就是把自己成名的需要摆在了扎实的学问甚至是道德操守之上，这是他们后来逐渐被抛弃的根本原因。不过，这种事也不能全部怪他们，民国初年甚至是清朝末期的时候中国的学术界就这么搞了，北京的某大学就出了不少这种人，到现在依然如此，具体的校名、人名我就不提了。
二、“公知”的标志性特征是如何形成的
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认识，那就是把“公知”和批判社会阴暗面直接联系起来，似乎只有“公知”才有良心，这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公知”们自己也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单纯地批判社会阴暗面就是文化上的“扒粪”，是一种顾头不顾腚的行为。原因非常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阴暗面，就像我年轻的时候看到漂亮女同志把眼一闭，脑子里面就会有三万匹马在跑……，这种事是不能够给外人说的，如果轻易给外人说，可以破坏和女同志建立正常关系的一切可能。所以说，如果不加节制地暴露阴暗面，会破坏一切健康的人际关系。
“公知”们自己的定位当然是要高大上的，那就是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到这里实际上问题还不是很大，因为这种看法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理念，“公知”们自己并没有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他们是标准的中国人。其实，很多人心里面颇有微词的“三个代表”说的也就是这个事，顺便插一句话，我对“三个代表”是很认同的，而且年龄越大越认同，当然“公知”们认同的历史发展方向不是中国所确定的发展方向，而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认同的发展方向,所以，事实上“公知”们的所作所为就产生了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战略服务的效果，因此很多人就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抨击“公知”们。
实际上这是高抬“公知”们了，他们既没有为中国的利益服务的意识，当然也就没有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意识，那个特不靠谱的特朗普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爱自己祖国的人也不可能真正爱美国，特朗普先生的相关言论有感兴趣的可以到网上去查，我在这里不再重述了。“公知”们之所以认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方向，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西方的学术理论做自己的理论基础，因为没有理论的批判就是骂街，有理论的批判者才有可能成为“公知”。
“公知”们为什么选择了西方的学术理论呢？表层上的原因是他们学的就是西方理论，这个事有机会再展开谈吧。深层次的原因是，西方的理论是动员民众的一把利器，“公知”们把西方的理论略加改造变成了让自己可以快速成名的利器。我实事求是地说一句话，过去一直到现在，西方人在意识形态问题或者说在文化工作上是世界第一，其世界性的领先优势甚至比金融领域的领先优势还要大，这倒不是因为西方人特别厉害，而是因为意识形态斗争是西方人的看家本领。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佩服天主教早期的几个教皇，人家凭借意识形态工作就给天主教争取来了教皇的地位，注意人家是靠嘴而不是靠兵，我对教皇伟大的格里高利可以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人家被选上教皇马上逃走了，结果被抓回来，强迫他做教皇，反而做得很好。我就整天问，这种事怎么就没轮到我呢？可见我比人家的水平低多了。不说废话了，回到正题。西方社会不是铁板一块，贵族阶层、商人阶层从来就没有甘心做教会的附庸，当然如果想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必须要在意识形态上战胜教会，于是意识形态斗争就贯穿了西方的发展历史，而且是在教会所创造的高水平上贯穿了西方的发展历史。近代以来，经过上千年的意识形态斗争，商人阶层终于逐渐占了上风，上千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也就是动员民众支持自己夺取政权的经验教训，都凝结在了西方现代的学术理论之中，首要的就是法学和政治学。“公知”们对于如何让自己成名是非常敏感的，于是不出意外地，他们把西方现代学术理论这个西方商人阶层夺取政权的神器改造成了让他们快速成名的利器。
中国从“独尊儒术”之后，就不搞意识形态斗争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本领早就荒废了。这就让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公知”现象出现后不久，“公知”们就迅速地取得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是因为他们师承有自，他们是从历史上干的最好的意识形态工那里攫取的斗争经验。
至于这样做会配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战略，“公知”们才不管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法国皇帝路易十五是一样的：“我出名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三、“公知”们为什么总是怒气冲冲
“公知”们激烈的批判态度可以说是“公知”们最鲜明的特征了，大家从网络上可以轻松地发现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可是有切身体会的，和大家不一样的是，我是从寝室里、宾馆房间里、饭桌上、私密的微信群和QQ群、学术会议的讨论中体会这个问题的。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很疑惑，平时聊天说话的时候很温文尔雅的人，怎么一谈起自由、民主等“公知”的常见话题的时候，就和打了鸡血一样亢奋，而且是批判性的亢奋？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十几年的时间，直到近些年我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之后，疑惑才逐渐解决。
我的发现就是：“公知”们隐瞒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那就是西方近现代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事，西方国家的政权本来是掌握在贵族阶层和教士阶层手中，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政权被商人阶层夺走，并牢牢掌握在商人阶层的手中。举具体例子，贵族阶层的例子举不胜举就不用举了，教士阶层比如法国著名的权相黎塞留，也就是《三个火枪手》中的大反派，就是红衣主教，有兴趣的可以到网上查一查黎塞留的画像，可以一睹红衣主教兼法兰西首席宰相的风采。大家都知道自我革命是很难的，尤其是国家政权人事上的自我革命，西方国家的贵族阶层和教士阶层怎么可能把自己手里已经掌握的政权乖乖让渡给商人阶层呢？即使是对西方历史只了解一点皮毛的人也知道，西方国家搞的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就是没有采取常见的用大规模战争的手段去推翻旧的统治者，虽然也杀了一些人，但是比战争手段杀的人少的太多了。这说明了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西方国家的商人阶层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把贵族阶层和教士阶层搞得灰头土脸一直到走投无路，贵族阶层和教士阶层最后束手无策，只好把手中的政权乖乖让渡给商人阶层，当然这个意识形态斗争也是有经济基础的。
“公知”们为什么隐瞒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呢？因为，一个人只要有基本的学术常识，知道了这个重大历史事实之后，都会推导出一个结论：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西方的现代学术理论，是为商人阶层夺取和掌握政权服务的。
大家可能会问了，这和“公知”们的激烈批判态度有什么关系呢？说起来问题挺复杂的，不过大家只要知道一个点，也就清楚了，这个点就是“仇官”情绪。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商人阶层属于“民”的范畴，大家都知道，社会动员的一个常识是，要动员人的情绪而不要试图讲道理，所以，商人阶层主导的意识形态斗争一定会动员民众的“仇官”情绪；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商人阶层的主业毕竟是经商，同时考虑到成功之前动员“仇官”情绪的历史惯性，自己直接出面当官就会成为“仇官”的对象，如果再有人动员民众的“仇富”情绪，局面很有可能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能由代理人出面表面上执掌政权，大资本家自己在背后说了算。代理人不听话怎么办？毕竟执掌最终权力所谓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只能继续动员“仇官”情绪，削弱这些代理人的群众基础，让这些代理人乖乖听话。所以，西方现代的学术充满着对“仇官”情绪的利用。说到这里问题就很清楚了，由于“公知”们学的主要是现代西方学术理论，他们自己的“仇官”情绪就在学习过程中被动员了出来，他们再把这一套用到动员年轻人让自己出名上，发现这一招非常好使，于是乎就用起来没完了，怒气冲冲的“公知”们于是就出现了。
大家可能会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被这些“公知”们把我的愤怒情绪调动了起来，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情感泥沼，故人说吾日三省吾身，这个泥沼是吾日三骂他人，一天不骂上几次人都过不下来，呆在其中苦不堪言。我用了十几年才爬叉出来，转头一看，像我这样能够凭自己的力量爬出来的，少之又少，很多人的一辈子因此都荒废了。这帮“公知”们难道就不怕戕人慧命的报应吗？
我还算是好的，我学了这些“公知”们捣鼓的这些东西，知道在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用，最多也就是在背后发发牢骚罢了。我知道实际的例子，有些脑子直的伙计，学了这些东西，很实诚地就拿到工作和生活中去用，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大伙可以结合我前面的推导猜一猜。
四、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
我初次见一个著名的大“公知”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意外，我那个时候虽然年轻，著名学者倒也见过一些，比如我导师就领着我见过他的同学一位业内知名的一流学者，著名学者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内敛深沉，一幅人畜无害的样子，毕竟人家功成名就，早就不用再满足虚荣心了，而这位大“公知”却是异常地活跃，该他发言的时候滔滔不绝，不该他发言的时候动不动就插话，抢了很多人的风头。虽然那种场合也轮不到我一个小人物说什么，但是，我内心中对这个大“公知”就有点嫌弃了，而且升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位仁兄的心态不大正常啊？太虚荣、太过于表现自己了吧？要知道，那个时候他已经可以用名满天下来形容了，已经用不着再在我们这些小人物面前表现自己了。好在沉闷的学术会议有了他的不断插话，变得不那么沉闷，似乎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关于他的疑问从此就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
再后来又听说了一个他的轶事，据说他在一个专业特色性大学里呆的并不愉快，于是联系了一个综合性大学，准备调动过去。他提出申请后，原单位的领导也是一个辈份比他高得多的、同一学科的、业内的超一流学者代表学校和他谈话挽留他，领导说“你是个人才”，这位仁兄紧跟着就说“是从职称上看我是人才？还是从职务上看我是人才？”他当时是副教授，职务我记不清了，最多也就是一个中层副职，领导被怼得哑口无言，于是他就调动到那个综合性大学了。
这个事情虽然是道听途说的，但是基本可以认定是真的：首先，我是从和他比较接近的圈子中的人那里听到的。其次，这种和领导交流的方式，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力，我就是想编一个类似的奇闻轶事我都编不出来。最后，以我对这位大“公知”的了解，他就是这个性格，这种事他完全做得出来，也完全是他平时风格的体现，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甚至能够活灵活现地想象出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那是个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带着几分轻蔑又带着几分怨怒的表情。按理说他是不应该这么做的，人家辈份、职务比他高多了、名声比他只高不低、又是同一个学科的，无论是从尊敬领导、尊敬老一辈的角度，还是从日后说不定还需要人家照顾一下的功利的角度，都不应该如此。
我当时还年轻，听到这个事的时候，我还挺佩服他的，心里头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对领导硬气一点。这也是我为什么判断这个事是真事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圈子里，这不是坏事，至少不全是坏事，体现的是他的所谓“风骨”，很多人都是从佩服他的角度来传这件事的。前面谈过“公知”们利用“仇官”情绪问题，在这里是“仇官”情绪起了作用。
但是，这个事的另一个后果是我认识到，原来他的内心之中充满着“怨气+愤怒”。我就不理解了，他都这么有名了，即使是名校的教授对于他来说也是唾手可得的，这可是我这种人一辈子都难以实现的远大目标啊？如果是我当上名校的教授，我肯定就与世无争了，哪里还会有“怨气+愤怒”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认识到，原来是他自视甚高，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国家却不重视他，甚至是压根用都不用他，他的“怨气+愤怒”因此就产生了。
其实体制内不重视甚至是轻视他这种人，是非常正常的，中国的体制内非常轻视甚至可以说是鄙视夸夸其谈的人，这对谁都是一样的，所以中国的干部特别忌讳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过头的话，而他却特别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出风头，于是体制内比较普遍的轻视甚至鄙视他的情况就出现了，他是非常敏感的，否则他不可能这么出名，因为成名需要抓住绝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机会，所以他很清楚地就看到了对他的轻视甚至是鄙视，他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现象，只能忍受着，“怨气+愤怒”的产生不是很自然的事了吗？而且既然体制轻视他、鄙视他，他当然要反击，于是反体制的言论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当我看透他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在“公知”圈子里面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其实，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很中国，因为做“帝师”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只是做“帝师”一定要志虑忠纯，要有为国为民的情怀，抱着为了出名的心是永远做不了“帝师”的。
五、“公知”们为什么选择了“捞偏门”
此处所谓“捞偏门”主要是指“公知”们选择了与主流话语不一致的、甚至是反体制的立场。先说结论，“公知”们做出这个选择是成名的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各位请听我细细道来。
一位友人曾经给我说，“公知”们之所以反体制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体制内的轻视，自然就会反体制。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大多数人认识到被轻视，只能忍着，继续做老实人，我对这个事就有着深刻的体会。不忍着怎么办？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公知”们也不傻，他们没有出名之前，说的话没人听，他们也不可能拿着自己的头往墙上撞，也只能忍着。其实，被轻视只是“公知”们反体制的动机，而且是动机之一，真正的原因还需要对学术界有更深的了解。
首先要知道的是，搞学术要想成名是非常难的：一是，有大批必须读的书需要看，没有十几年的功夫，必须读的书是看不完的，必须读的书没有看完，也就是知识积累没做完，搞学术就和开玩笑没什么差别。二是，看书只是搞学术最基本的功夫，没有生活阅历，对书的理解都是肤浅的，“纸上得来终觉浅”说的就是这个事，所以还需要生活积累。三是，人认识问题、真正理解一个事，形成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有自己的思想，都是从一个点一个点开始的，再慢慢要形成一个面，最后，形成立体的认识，可以说是大悟三十六，小悟无数回，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个十几年是做不到的，这是思想积累。四是，写出来的东西要社会大众能够理解、接受，需要对社会大众情感的把握，写的东西再好，整天和社会大众呛着来，肯定也不行，这就需要情感积累，自己要和大众做到感同身受，这也是一个麻烦的不得了的事。所以说，做学术要想成名，一等一的天赋、一等一的努力，五十多岁能成名就是很幸运的了，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没有天赋的，压根想都不要想。正常的情形是，大批学者都是死了之后才被认可出名的，所以学术界有“死老白男”的说法，也就是我们学的都是死去的老年白人男性写的东西。想想看也真是令人沮丧，我拼了命写的东西，能不能传下去，是未知数，被认识到有用的时候，我大概率已经死了，不过，那时候我是“死老黄男”，不是“死老白男”，这个名分很重要啊，千万不能搞错了。跑题了，回到正题上哈。人都死了，成名还有什么用？而且，老老实实地按照正常的路子走能不能成名本身也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公知”们信奉的是“一定要成名”而且“出名要早”，所以坚决不肯走正常的成名道路。
其次，体制内成名的路子基本被堵死了。一是，大多数人都分不清学术成果的好坏，都是看名声、看职务，体制内主要是看职务，体制内的名声往往也是跟着职务来的。这就意味着要成名首先要当官。当官？一级一级地爬上去，没个二十年是不行的。二是，体制内大批的学者已经在上面压着了，人家不退下来，哪有年轻人的事！三是，人家出了名的老师还想提拔自己的学生呢！没有老师罩着的只能另寻出路。四是，可能是最重要的，青年人受的都是正面教育，对和主流话语保持一致的理论，早就有“审美疲劳”了，走体制内成名的道路付出的努力再大，说的再好听，可能也没有人听。“公知”们当然是明白这些事的，所以不会选择体制内的成名方式。
因此，我们就会明白，要想一定成名而且早出名一定要“捞偏门”，也就是走捷径，换道超车，即立场上要和体制内的主流话语保持距离，而且距离越大动员效果越好，反体制立场的动员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只有反体制的立场才可以充分调动“仇官”情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调动“仇官”情绪更好的成名利器。写到此处，不禁为之一叹，莘莘学子需留心，求名心切必成“公知”，不可不知，不可不慎，不可不防啊！
具体来说，“捞偏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或者说注意之处：一是，“捞偏门”相对容易引起激烈的讨论，尤其是那些既有受益者又有受害者且情绪上又比较激烈的话题，比如骂中医，其实骂中医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专业依据，纯粹是信口开河，但是却是公认的成名利器，使出来一定会引发大家的讨论，而且参与讨论的人越多越好，讨论的人多到一定程度，“捞偏门”的这个人也就成名了。二是，“捞偏门”说的话题特别是反体制的话题对年轻人来说很新鲜，大伙愿意听，容易产生反响。三是，如果再能够把这些“捞偏门”的话题和想动员的受众的个人利益联系起来效果会更好。四是，“捞偏门”调动的是情绪，最好是调动大家不切实际的期望，这种情况下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可能被调动起来，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会指责对方反理性，相互之间的指责自然就会把话题的热度带起来，切记不能够讲道理，讲道理会死的很惨。五是，要调动充足的理论资源，因为“捞偏门”调动年轻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所说的话题短期内不能重复，否则的话就会丧失新鲜感。所以说，不是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产生“公知”的，有几个学科反体制话题丰富特别有利于“公知”的产生，至于是哪几个学科，各位大神可以结合本系列小作文猜一猜，我学的专业就特别适合“公知”的产生，所以毫不意外地产生了几个大“公知”和数量庞大的小“公知”、隐形“公知”。
本文此处可以说是发福利了，把我知道的“公知”们的成名绝技都剧透了，没有说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操作问题。大伙不要小看这些东西，用好了效果是很好的，当年“公知”们成名就是靠的这些。而且这些东西一直到现在都是有效的，就在当下，北京的一个女教授就正在干这种事，大家可以把那位女教授的做法和我写的上面这几条对一对看一看，我觉得她好像还不如我对如何“捞偏门”成名的事认识的更全面呢。当年，要不是道德感作祟，说不定我早就成了有名的“学者（公知）”了。
说起来真是一把辛酸泪啊！别人用魔法，我们不用一定是会吃亏的，只能用魔法去打败魔法，大家都知道学术上的“捞偏门”怎么干了，学术上的“捞偏门”也就走不下去了。也许这就是辩证法吧。
六、“公知”现象本质上是个文化问题
其实，和大家的想象不一样，严格地说“公知”现象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说得具体一点，“公知”现象是没有文化自信的产物，因为当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自信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国家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看作是落后的体现，就会把自己国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看作是漆黑一团，就会丧失自我意识盲目地追随所谓的“先进文化”。而只有有了文化自信，才有可能发现问题的根源，才有可能明辨是非，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自我意识。
首先，只有有了文化自信，才有可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举个例子，我年轻的时候，曾经上了一个说法的当，“中国人活的太累了”，言外之意就是美国好，美国人活得不累，我那个时候觉得说的真对。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相信这个鬼话的人很多，到现在都几十年过去了，我的很多同龄人还在相信这种说法。我现在对这个说法是嗤之以鼻的，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国宝大熊猫可以一天只做三件事，过躺平、干饭、躺平干饭的生活之外，绝大多数成年人的生活都是不轻松的，《雍正王朝》主题曲中的“世间万苦人最苦”的那句歌词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只要一个人想干好，就必须“内卷”，即使是世界首富马斯克也必须卷，这个事可不是我瞎编的，是马斯克自己说的，大神们不信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个人不想干好，看似不需要卷了，实际上等待自己的就是“苦”，生活的压力在那儿摆着，你不想过得好一点，就得忍受过得差一点。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当时为什么就看不到，因为没有文化自信，心里觉得中国不行，别人给找了一个貌似合理的理由，自己不加批判就接受了。实际上我觉得特别累的原因在哪儿？怎么去解决？根本就没有去思考。只有建立了文化自信，不再接受这些蛊惑人心的说法，才会去思考问题的根源何在。其实，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普遍觉得很累的原因是，大家都在经历一个从“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化过程，从习惯了家庭简单生活的“家庭人”的角度出发，“社会人”的生活就是很复杂，因而很累，而且很多人打心眼里不愿意接受这个转化，是被迫的，因此就会觉得更加的累。
其次，只有有了文化自信，才有能力判断好坏、对错。一个人没有了文化自信，心无所主，情绪很容易被调动起来，一旦一个人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内心就不平静了，就会跟着别人跑，因此就没办法公正、合理地判断好坏、对错了。举一个例子，网上有一个博士论文《X县干部》流传的很广。我和《X县干部》结缘很偶然，一位朋友到我家里聊天，聊的很高兴，就把自己打印的看了一半的《X县干部》送给了我。这位朋友真是很真诚，否则给我一个PDF版就算了，人家把自己花钱打印的好几百页的论文送给我，确实是太实在了，也足以显示出他对这篇论文的认可。我拿过《X县干部》一看，实在是看不下去，草草翻了几十页就扔到一边去了。为什么？因为这篇论文是从道德理想主义出发以社会调查的方法去研究现实问题。社会调查讲究的是客观中立，反映实际问题，道德理想主义可不是客观中立的，从客观中立的立场出发，道德理想主义就是偏见，因为从道德理想主义出发，一切都是黑暗的。社会学上的常识，一个从偏见出发的社会调查，一定会是一个有选择性的社会调查，一定会从社会生活中去选择调查材料证实自己的偏见，而不是克服自己的偏见，《X县干部》的写作再一次证实了这个社会学常识。我真是很纳闷，这种严重违反学术常识、从学术的角度看根本就不合格的毕业论文怎么过的导师关、答辩关？！而且还是名导师、名校的导师关、答辩关？！其实，这反映出和这篇论文有关的一部分人共享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基层体制一团黑，自然也就看不出来这篇论文的道德理想主义偏见，这本身就是丧失文化自信的体现。尤其是，这篇论文确实是做了一些学术上的原创贡献的，好好改一改会是篇好论文，问题是竟然有一批人认为不需要改就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一旦没有文化自信了，连遵守学术常识都会成为奢望。
最后，有了文化自信，才能够有文化上的自主性。北京某大学把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校训，我就感到十分可笑，我们堂堂的东方大国，难道还要在意识形态上拾人牙慧，老老实实地做别的国家的意识形态跟班吗？什么是大国？不仅仅要有经济、军事、社会发展等指标，还要有意识形态上的自主权。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自主权，就会丧失意识形态上的发言权，就会被意识形态上的强势国家裹挟着走，就会没有办法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做出决策，俄乌冲突期间欧盟国家的表现就是明证，尤其是某些国家宁肯牺牲国家利益也要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强硬的做派，更是清清楚楚地把没有意识形态自主权的危害性清清楚楚地表现了出来。当然，这所大学把自由主义作为校训是有历史原因的，当初的时候，自由主义确实发挥了启发我们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向、发展的作用，但是，一方面来说，有了自由主义，我们就不要文化自主性了，不要意识形态自主权了？说到这儿，我们就会意识到，对自由主义的这种推崇是多么的文化不自信。大家要知道的是，即使是法国也在强调自己和美国的不同，因为从根本上讲国家利益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不同。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了和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已经取得了累累硕果，尤其是中美金融战攻守易位，已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节点，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再将自由主义作为校训是不是有点荒腔走板的感觉了。为什么在当前这个历史时代还会有这种令人感到荒唐的吹捧别的国家贬低自己国家的现象，还会有这种没有文化自主、意识形态自主权意识的行为，还是因为没有文化自信！
正是因为没有文化自信，“公知”这种极端缺失文化自信的文化现象才会发生，如果说没有文化自信是一座冰山，那么，“公知”就是这个冰山漏出水面的一角。当前的形势下，建立普遍的文化自信已经成为巩固我国已经获得的斗争成果的关键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只有建立了普遍的文化自信才能够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够不仅仅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也在文化上、意识形态上巩固下来。因此，以解决“公知”现象为突破口，建立普遍的文化自信，就成为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
七、 “公知”的画像（代结语）
最后，本文给“公知”们画了一个像，也可以说是一个定义吧，那就是：“公知”是自认为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因急于出名而秉持与主流话语不一致甚至是反体制的立场，以对现实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为抓手调动年轻人的“仇官”情绪为成名的主要手段，实则是极端缺乏“文化自信”的以学术为业的自诩为学者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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