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宣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一般认为：这湾海峡已纳入中国军事管理范围，拉开了跨海统一台湾的序幕。这则新闻使我想起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跨江解放全中国前夕，解放军教训世界海上霸权国家英国、痛击横行长江的英国“紫石英”号的故事。
1949年，国际上一些“好心人”都“建议”中共不要过江，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说一旦过江就要引发世界大战。毛泽东对此洞若观火，不仅没有理睬，而且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气概，于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与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
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两艘英舰慌忙放弃救援“紫石英”号，仓皇跑回了上海。途中又受到第28军、第29军炮位的炮火拦击，英舰慌忙用广播器向我军喊话：“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得到当天的消息，在此次炮击中，英舰上“死亡17人，20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舰长和一名医生。‘僚舰’号舰（Consort）由此驰往拯救，结果9死数伤，‘黑天鹅’号舰（Black Swan）和‘伦敦’号舰(London)也驰往拯救……4艘战舰约有100人死伤，将近半数死亡”。司徒雷登以欺软怕硬的心态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乃是一次不可宽恕的袭击，我们美国舰只幸亏没有派去。”（陈礼颂译、傅经波校订：《司徒雷登日记》，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参加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立特等，在谈到1949年4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事件时说：“这艘军舰是我们放它溜走的。我们放走了它，因为这是涉及中英两国关系的问题。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同美国，不是同英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2页。）
炮打英舰“紫石英”号事件，标志着列强在中国“枪炮外交”的终结
英国军舰在中国沿海、内河横行霸道，如同自家后院。解放军痛打“紫石英”号，是百年以来，他们第一次在中国挨揍。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页注释41、42。）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声明说：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4～85页。）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为此，毛泽东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做出渡江的决策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由这种发展产生的强大国力，不仅仅基于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更是这种制度基于中国的统一。如果没有1949年毛泽东顶住巨大的压力挥师过江的决定，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限于长江以北，并且最多只能落得东欧那种依附于苏联的地位；同样，江南的蒋介石的资本主义制度最多也只能成为依附于美国的亚洲版的“拉美”式国家。果真如此，那么，今天中国就是一个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耀武扬威地任意出入的国家，今天中国的整体地位必将远远地落后于印度。斯大林对此洞若观火，1945年他告诉前去谈判的蒋经国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参见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治”舆论，毛泽东更是明察秋毫。1948年12月，雷洁琼在西柏坡曾当面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据雷老回忆：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1948年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有外来支持的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放走了巴基斯坦；而毛泽东则在1949年挥师打过长江，1950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年底又入朝参战击退美国人。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现在印度原来的版图上立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刚刚飞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及正在全面推进的川藏铁路建设。对此，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尤其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顶着巨大压力带领全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策。
关于此，李宗仁本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时，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读到这段文字，令人心酸。当年满口“公开透明”和代表“改革运动”力量的李宗仁，这时才知道说大话容易而落实大话却是何等之难；不仅如此，空话有时还会给民族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
同样，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亚洲继而世界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文明并因此保留较久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1949年中国的统一又使亚洲——较之欧洲而言——从欧洲式对称型破碎的地缘政治劣势转为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国家地理板块，使亚洲有了稳定的地缘政治条件，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
与亚洲的历史进程正好相反，自从公元843年欧洲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之后，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就被植入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欧洲的破碎性又导致欧洲大陆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而这一切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国——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正是亚洲拥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统一的主体板块，才使欧洲、美国，乃至当时的苏联失去了随心所欲支配亚洲事务的条件并为亚洲独立的意识提供了政治根基；有了中国这个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根基，中国周边国家才有可以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美国的眼中才有了“亚太”而不仅仅是“远东”的概念。
昨天过江，今天过海。事情不大，可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意义都是和将是划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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