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从四十年前到今天，中国社会始终存在一场深刻的争论。近些年，这个争论被提及得愈发频繁：当今中国，究竟应当恢复毛泽东时代的路线，还是继续保持小平的改革路线?官方几乎从未公开讨论，民间社会却一直议论不断。尤其是青年和劳动者群体，他们对改革以来愈演愈烈的资本剥削、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问题越来越难以承受。
这种难以承受，并非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更是群众的切肤之痛。我们虽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大多数人未能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温暖。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辛勤一天才能勉强解决温饱;劳动付出越多，收获却越少;劳动者创造了世界，却无法平等享有世界。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制度的双轨化。
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事实上运行在两条轨道之上：一条，是自三大改造后延续至今的公有制经济体系;另一条，则是改革开放后迅速扩张的私有制经济体系。这两条经济轨道在市场中不断延伸，如同长江与黄河，奔腾着贯穿中国各行各业。但正如长江水清、黄河水浊，它们在现实中承担的角色截然不同。
公有制经济掌控国家的重要行业命脉，凭借国企的体量优势维持市场大局稳定;而私有经济，则在产业创新、市场活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吸纳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就业。
一言以蔽之：国家的稳定交由国有资本维系，而人民的生活，却被完全交到了私营部门手中。
人民依赖私营部门生存，并无奈地经受劳动剥削，生活的一切被彻底物化、价格化，而国家却仍然宣称，这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在这样割裂的现实中，即便心智再正常的人，如果真的相信这就是社会主义，也难免会产生精神上的撕裂。
每当青年和劳动者因难以遭受私营部门统治的压力，而表达对毛泽东时代路线下的公有制的希冀时，既得利益群体总会跳出来指责他们：
“你们是想回到贫穷落后的年代吗?
是想再次吃不饱饭吗?”
瞧，多么会偷换概念!这是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生产力条件的无端指责。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四十年前的光景。社会生产力翻天覆地，每年生产的物质资料，早已远超全体人口的正常消耗。在这一现实前提下，实现全社会层面的公有制，并不意味着“一朝返贫”。把历史条件冻结，用过去的匮乏来恐吓今天的群众，这正是典型的稻草人谬误。
当指责站不住脚时，既得利益者们又继续恐吓：
“劳动者是需要被管理的。
没有企业家来组织和指挥，企业就会混乱、倒闭，
工人将失去工作岗位，社会经济也会随之崩溃。”
我们直言：这种论调，不过是杞人忧天，更是对群众能力的系统性否定。百年前，当欧洲与中国的革命力量先后把皇帝拉下马时，封建的士大夫们也是这么恐吓革命党人的。既得利益者们假定群众无法组织自己，无法管理自己。但果真如此吗?
回看1950—1976年的中国。在那样艰苦落后的条件下，摆脱资本家控制后，公有制经济不仅没有陷入混乱，反而迸发出蓬勃活力，将中国生产力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是想象，而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再看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早已分离，股东并不直接管理企业，真正负责组织生产的，是职业经理人和各级管理者——他们同样来自群众。
既然如此，当群众能完成自我管理、自我组织时，还需要企业主做什么呢?
当然，我们并不排斥企业主主动参与劳动、参与管理，但坚决反对少数人长期霸占大多数社会生产成果。
当以上两种说法被逐一驳斥后，既得利益者们往往只能进行道德说教了：
“企业给劳动者提供了就业岗位，
劳动者的薪酬是企业支付的，
是企业养活了这么多人，
怎么能恩将仇报?”
我们不禁要反问：问题恰恰在这里，究竟是资本哺育了劳动者，还是劳动者养育了资本? 资本不过是不能下崽儿的金银，只有在劳动者的作用下，资本才仿佛得到了神话中的“聚宝盆”，开始不断自我繁殖，“钱能生钱了”!
在改开以来的四十年中，私营部门正是依靠这个“聚宝盆”，完成了规模空前的财富积累。但必须看到：财富越集中，这种集中本身就越不稳定。
有人会问：
“为什么仅积累短短四十年，就断言这种财富结构不可持续?欧美发达国家不是已集中了数百年吗?”
他们忽略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在超大规模人口的催动下，中国这四十年的发展极其迅猛，完成了诸多国家上百年的生产积累，私营部门也取得了相当于他国数代人的财富成果。第二，中国并非全面私有化，国有资本真实存在，它既不属于资本家，也不由人民群众直接支配，客观上压缩了私营部门无限扩张的空间。
正是在这两个条件下，高度集中的财富结构更早暴露出不稳定性。极少数人占据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意味着社会生产与分配严重背离。这种结构持续削弱社会经济活力、压低整体消费能力，最终造成生产与消费脱节。滞销、高库存、裁员潮，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结构性必然。
这些不利后果由谁来承担，是资本家吗?
当然不是，承担者永远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青年和劳动者们。
这是不公正的，也绝不应被继续容忍!
青年们、劳动者们，丢掉幻想吧——在私营部门的统治下，永远是少数人占有成果，多数人承担代价!资本需要大量劳动者为它服务，也需要随时可替换的劳动力后备军，而市场竞争机制只会不断巩固这一结构，并不会自发打破它。
当我们再次追问：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历史从不以是否温和来裁决路线的正误，只以是否回应了时代的矛盾作为尺度。
在生产力早已足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今天，继续容忍少数人长期占有多数人创造的成果，才是真正的历史倒退。
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对既有结构的修补，而在于重新回答一个根本问题：
社会财富，究竟应当归谁所有，又由谁来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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