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重庆卫视改革与共同富裕变成一盘棋
相晓冬
重庆卫视禁播商业广告的举动终于激起了广泛争论,而在中国政治经济面临转型的社会背景下,这一媒体行为又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以至于“否定广告就是否定市场经济”的标签借助于传媒学者的大嘴而横空出世。
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媒体?什么是品牌?什么是广告?什么是信息?对于这些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我们的社会都没有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于是,各个领域的专家都像一个个摸象的瞎子一样,纷纷发表起自以为是的见解来。
苏格拉底有言,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才是最大的知识。这一辩证法的论断给我们的警示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和盲区,切勿患上认识的自大症,这种自大症的表现就是不能转换立场以不同的角度审视问题,而是站在自己的狭隘立场上自以为是,屏蔽别人的见解。
我们这个社会都擅长盯着别人的口袋想方设法将别人的钱转移到自己的口袋中,而若要求他从别人的脑袋里发现思想、真理和智慧的因子,并用以丰富自己的脑袋的话,则绝大多数人都将沦为无能之辈。
六个瞎子一起摸象而不能认识大象的悲剧就在于此,因为他们都以为自己的认识为真理,以至于忘记了自己是个瞎子,我们这些每天睁着大眼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在客观世界面前,每个人,即使那些专家和权威也不过是一个个摸象的瞎子。
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学家不懂传媒,传媒专家不懂经济,品牌专家不懂媒体,而媒体人大多又不懂品牌。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经纬交织的时代,整个社会都不知道传播如何创造财富了。
在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品牌逐渐成为物质商品之上的价值实体,如果是商品生产是为逐利的话,品牌生产就是追名,而名则可以反过来促进利的实现,即品牌通过反作用促进商品的交换。
而品牌的生产不仅要诉诸于生产者研发、管理、营销等环节的脑力劳动,更需要通过传播而扩大品牌的关注度,进而赢得知名度和美誉度,品牌传播的目的是赚取眼球和人心,再变成商品的市场,以拉动商品的交换。我们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整个品牌营销活动的实质,那就是以名取利。
而广告,正是品牌传播最为常规的手段,它的本质是,企业以购买的形式获得媒体的传播权,以让自己获得公众的关注,博取自己的名声。但广告的局限在于,它属于“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式的自我传播,这就是虚假广告、名人代言屡屡侵犯消费者利益的根源。
除了广告传播之外,新闻传播、公关传播以及营销策划等其他传播方式也都纷纷发展起来了,被大众俗称的炒作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种传播方式既避免了王婆卖瓜式的自我宣传,又为媒体提供了新闻素材,已经日益得到了企业和媒体的普遍认可。
但其局限性在于,它使得媒体和资本日益结成利益同盟,而挤压剥夺了大众的话语权和传播权,传播日益变成了有钱人博得掌声和名誉的专利,而大众则纷纷沦为场外的陪衬和看客,这种局面造成的恶果是,有钱者就有名,而没钱就没名。
市场经济的进步性在于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但其局限性在于公平轨道的偏离,它不但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但使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而且也使得有名者越有名,无名者越无名。
于是我们看到,在以利益为目的的资本驱动之下,整个社会的媒体也开始堕落成了媚体,他们追逐名人名流、达官显贵和富豪精英,而广大草根民众也只有在自己的酸甜苦辣能够吸引眼球的时候才能得到媒体的关注和传播,这是媒体被资本异化的必然结果。
在信息时代,精神生产将取代物质生产而成为主导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作为社会之公器的媒体,不但肩负着带领公众以群体的形式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使命,而且也必然以自己的传播功能肩负起为精神生产实现价值的重任。用俗话说,媒体应该帮助广大民众出名,以实现用脑袋鼓起口袋,用精神变成物质,实现共同富裕。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卫视禁播商业广告具有其鲜明的历史的进步意义,媒体是社会公器,在资本面前,它不应该沦为谄媚的婢女,而是应该把“有钱就能上”变成“有义就能上”,这样,媒体才能阳光普照,不但能照射精英,还能照射到广大的草根。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政党都被资本所统治不同,社会主义政权应该用正直的政治力量矫正市场经济的缺陷,既能实现效率,又能达到公平。因此,社会主义的媒体决不能听任资本对媒体的支配,沦为嫌贫爱富眨巴着势利眼的媚体,就像社会主义的银行也不能嫌贫爱富一样。
媒体不只是用来让公众看的,不是只给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容提供商。它还可以反过来把整个社会变成大学,可以让草根阶层相继出名,可以让人心向善,可以引导社会公众一起认识世界改变世界。
重庆卫视先以禁播商业广告的方式摆脱了资本的支配,这应该只是一个短期暂时的调整和过度,至于其未来的发展道路,在我看来,应该发挥其作为社会公器的传播功能,去催生和孵化精神生产方式,去关注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帮助广大草根民众出名而崛起,以促进共同富裕这一宏伟大业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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