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赵华：重庆模式的目的论和方法论

什么是重庆模式

王绍光：那时候讨论中国模式，我几乎从来不用“中国模式”这个词，我认为如果存在中国模式，就是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从实践和实验中摸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这个体制，它的一个重大的好处是允许各地进行实验，所以中国不管公租房也罢，全国做法听起来是一个政策，其实各地做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在竞争中产生出比较好的、适合本地特点的，这是重庆模式最实在的，也正因为这个，我觉得重庆模式我很喜欢。

朱文晖：重庆系列改革让人耳目一新 ，重庆领导有总体规划设计，但具体做法还是由基层总结推广的，属于是实践的提炼。重庆模式其实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提炼，不是哪个个领导人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不过，这确实需要领导有这么一种政治的情感，要贴近老百姓去发现他们的诉求，还要鼓励更多的人去发现，发现之后一看这个经验总结得好，就总结、提炼，提炼之后再推广。
邱立本：因为我觉得重庆模式代表中国政治的一个新的发展，当前中国面临很多公平正义流失的问题，重庆的追求是对GDP主义的一个反思。就是说过去大家看你的政绩，就是你GDP增长多少，就只看这个东西，地方领导也要看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没有看到分配的问题，经济学很关键的就是发展后到底谁得利益，现在我们既要把饼做大，更要重视这个饼怎么分。

张燕生：现在讲科学发展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很重要的基础就是要机会平等的发展，而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人人能够参与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且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就是五中全会的核心、科学发展的基石--------保障和改善民生。重庆所推动的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的转变，我觉得这是对全国未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一大步。

刘士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重庆模式这个词，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对这个概念的争议也一直存在。从严格的概念上来讲，一个模式是否成立，第一它有一整套固定的做法，第二，这种做法还具有一定的可复制和可推广的意义。重庆模式并不是一个预设的什么东西，实际是重庆这么多年实施的新政策、新措施的实践，然后不停地把这些做法归纳总结提炼固化，形成有自己核心力的东西。我们如果从方法论去总结它的话，方法论肯定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是可以复制的。如果仅仅把重庆模式理解为一些具体的政策、一些具体的做法，那它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人手上，它可能就不适应了。我认为重庆模式的核心是方法论，如果仅仅指其中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那把它们叫成重庆经验或者重庆做法更为合适

能否称之为“重庆模式？”

朱文晖：不要去追究重庆实践是完成时还是正在进行时，那个追究实际没什么意义，最简单的能够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的名字就是重庆模式。有一些人从去年开始有不同的看法，从官方的角度看，不大好说模式，但是从民间，特别是从报纸的角度最简单总结就是叫模式，否则叫什么？叫别的就毫无意义了，你叫“科学发展观重庆实践”？或者叫重庆什么？都不如重庆模式来得响亮和准确，既然有深圳模式、有温州模式，它们包括的也不全是经济模式的内容，也包括以经济为主线的很多东西，虽然重庆模式这个词在理论家眼中可能是错的，只要不符合理论家的教条他们都认为是错的。我是做新闻的，做新闻的就讲究简单明了，所以我倒建议你们报纸，可以大胆的说重庆模式。

王绍光：我在文章里面讲“重庆是浓缩中国”，其他的省份不能浓缩整个中国的，但重庆是比较好的浓缩中国模型，因为它内部城乡差距很大，人员GDP基本上比全国的平均水平稍微低一点，三大差距都比较明显。在我的社会主义1.0、2.0、3.0版本学说里，重庆既有1.0版本、2.0版本、也有3.0版本的东西。那么其他的地方要不要学重庆经验？我说你要学它的精神实质，就像你要探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各地你怎么去探索，可能各地的方法也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比较谨慎，不去说重庆经验，而叫重庆模式。

黄卫平：模式不是人为去设计的，人为设计总和实际需要、实际情况、实际发展的客观进程有一定差异。要确定好整个发展的目标，整个实施过程又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就会自然而然的形成谓符合本地客观的要素和需要的具有特点的方式，成为一种模式。我想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地区也好，能够坚持自己发展的一贯的做法，确定一个慢慢要实现的长远的目标，最终就能够形成他自己特有的模式。我认为要慢慢来，现在还不敢说就是个很完整的一个模式，因为模式都是动态的，是在完成一个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你可以讲是重庆模式，但还不一定尽善尽美，还在逐步进行中。

“重庆模式”是否有可推广性和可复制性

朱文晖：“重庆模式”的可复制性应该有很大的可能性，譬如从经济角度看，重庆内陆开放平台的搭建成功就有很强的连带效应，大概比别的地方走快了大概半年左右，就把这个市场拿到了。再比如民生，在十年前，政府捉襟见肘，大家都没有大力发展民生的条件，而现在我们看到全国一些主要城市，比如有的大都市一年卖地收入几千亿，投入民生的钱还不如重庆多，你能说因为重庆模式不能复制？我看关键是主政者有没有这个政治意愿。

张燕生：重庆模式当然有在中西部地区推广的价值。第一个值得推广的就是它的混合发展战略、混合的所有制形式：既养自己的孩子（国企），又养民营企业，又领别人的孩子（外资），形成的力量是无穷的。而且相互之间还不是一个垄断的环境、也不是一个扭曲的环境，而是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这对中西部地区这样做有很重要的学习和示范意义。 第二个就是两江新区正尝试在中西部地区通过扩大内需来完成城镇化和经济国际化。两江新区正在尝试一个只有在东部才有的这种人才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市场的国际化，而且是比较能够平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实现低碳。第三个是以民生导向为经济发展方向，就造福于百姓。重庆的民生导向实际上来讲，我个人觉得能够保障和惠及民生，这就是我们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就这三点而言，难道我们中西部不应该这么走吗？

王绍光：这可以推广啊，现在一些人谈重庆模式都不是为了讲重庆，而是借他人酒杯来装自己的酒，方方面面的都有这种倾向。他们没有注意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重庆的网民实际上很少在网上说重庆的坏话，其他地方的网民说本地的坏话那是很多的，我去重庆问过好几个出租车司机，都说重庆好，唯一的不好就是出租车加气的队伍太长了。有这样的民意基础的模式不可以推广，那我们现在应该推广什么？

纪硕鸣：其实我发现很多提出批评的人都没有去过重庆，都是看报纸、看媒体、看人家的批评来形成自己的批评观点。我想讲一个故事，有个长居上海的台湾商人跑来参加在上海开的重庆模式研讨会还主动要求发言，他发言说1949年，共产党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他讲的就是因为有唱红有民生，是当年的立国立党之本，现在却在讨论还要不要做这些，所以他就觉得这种社会争议是没意义的。

对重庆模式的期望

朱文晖：这个模式到最后你发现有些东西不够了，比如现在还有几个缺口，医改我们能不能突破？还有农村土地的地票制？ 另外一个，怎么在民主和法制进程上多做文章？ 这个模式从经济发展出发，然后扩展到民生，扩展到服务型政府，扩展到新的社会管理模式，还需要向一些体制和制度迈进了。

纪硕鸣：我认为重庆也在试点它的民主化进程，包括它的投入机制等。我是觉得重庆模式，第一是一个统筹概念，第二它从经济发展的模式变成一个经济社会，甚至于在探索民主化的进程，这在对干部的考评、考核、监督等方面都体现。

黄卫平：到2012年，中国的很多领导会面临一个换届的问题，换届后如果重庆的领导层发生变化，那对现在这个模式会不会有相应的调整？还能不能保持重庆模式的发展方向？但我觉得，第一，重庆确定的目标符合共同富裕的民生之路、也符合经济发展毫不动摇这条路，同时路径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只是期望能持续下去。

扬帆：我认为重庆模式唯一的欠缺，或者说是还没有完成的任务就是：这个模式主要靠薄熙来书记大力推动而取得的，他个人因素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在创业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长期来看，还是要依靠民主法制，我建议重庆率先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实验，通过法律把重庆的经验固定化，变为长期可依法实行的规则。我期望重庆能够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也能够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来。真能如此，重庆模式就更加具有普遍意义了。

“重庆模式＂核心是价值观——纪硕鸣

　　“重庆模式＂的提出也就短短两年时间，但网络搜索该词汇可以打出七千多万条。不管对它的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重庆在国内外受到的关注度是不争的事实。重庆保持着经济持续不断的双位数字增长；唱红打黑建设五个重庆；注重民生干部大下访；两江新区的重庆速度、率先推出公租房；地票交易、城乡统筹、户籍改革等都成为媒体宣传报导重点。一段时期以来，重庆这种特有的发展形式以致取得的成就，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形成的“重庆模式＂，越来越吸引眼球，受人追捧。
讲到模式，一般的解读，就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因此，探讨“重庆模式＂，人们往往会比较多的从操作层面去考虑其特点，尤其是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重庆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解决民生的措施都很有特点而被广为传颂。但是，重庆模式的核心价值并不仅在于此。重庆是在全球金融　　危机中，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进入新的转折期脱颖而起，“重庆模式＂的价值，更是对三十年来不变的改革开放理念和价值观的突破，“重庆模式＂的核心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可以维护起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是，中国成为一个很有效率的经济体，高速增长的经济，营造了社会追逐利益的价值观，社会发展围绕效益取向，利益成为整体精髓，成为社会的全部；很快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拉开了两极分化；富裕的中国告别了贫困，市场热钱滚滚，却也远离了公平和正义；中国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但以金钱为主导的价值观，无论如何也不能支撑起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精神。
　　此时出现的重庆模式，摆脱了改革开放之初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序，放下面向一部分人的倾斜，倡导的是科学发展和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不管什么时候，无任何种情况，重庆都不会涉其一面而不及其余，强调追寻公平正义，坚持统筹各方、平衡社会各阶层是重庆始终不放弃的主旋律。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重庆不仅取得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获得社会各方平衡的好成就。2010年，全重庆市经济发展取得良好成绩，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894.24亿元，同比增长17.1%，是直辖以来发展最快的一年。经济增速居全国第2，西部第1位，连续两年居全国前3位。而全市财政收入突破1953.4亿元，增长67.6%。“大下访”两年多来，20多万干部下基层，投入79个亿解决了信访11万件，其中90%是积案，500多万群众直接受益，保持了社会基本和谐。
这样的理念，也让重庆可以秉承“民生导向、共同富裕”。去年，重庆城市低保标准每月提高了50—55元，失业救济金标准每月上调160元。推进农村低保，已有78万人获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提高8.4个百分点，达到85%以上。对近50万贫困住宿学生进行了春季生活补助，对200多万受灾困难群众给予春荒和低温雪灾救助”。
这样的理念支持重庆唱红打黑树立正气。重庆近两年打黑除恶摧毁了355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抓获5047名犯罪嫌疑人，破获了近10年来积累的刑事案件3.9万起，其中命案600多起，还打掉了一批“保护伞”。 “唱读讲传”满足了老百姓的精神需求。唱红歌，参与市民超过7000万人次。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薄熙来说：“我们这　　一代人都曾读过毛泽东主席写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在当代也应该继承、发扬光大。现在虽然物质财富比过去丰富得多，但一个城市不仅需要物质财富，还需要有精神，这样才能有内涵和后劲。＂
重庆模式展示的核心内涵是一种价值观念，倡导经济高速发展的重庆，是让更多的百姓受惠；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也提升精神生活质量。薄熙来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不是因为她能夺得政权，而是因为她能为广大人民谋福利，能给中国带来勃勃生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庆以自身总结提炼的模式身体力行，重拾共产党的创党理念，这才是重庆模式最为重要的价值，是全中国都可以复制的价值。

真知源于实践 创新来自地———胡鞍钢

　　重庆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我们对重庆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是：经济定位为西部的重要增长极和服务之都；城市定位为西部最大、最强的绿色城市群和基础设施网络；生态定位为长江中上游最大的生态安全保障区；开放定位为西部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高地；社会定位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示范区。重庆“十二五”规划提出三个“率先”的重要目标是：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率先在西部地区转变发展方式；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城乡统筹。这就是“过河”的目的。然后就要解决“过河”所需要的“桥”和“船”的问题。那么重庆是如何创新科学发展的方法论呢？我们仍可从前述的三个方面来总结，显示了“重庆经验”的创新性和地方特色。
　　认识来源于本地实践。“重庆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通过“三项制度、三项活动”等方式实践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通过“唱读讲传”等方式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构与强化，通过“国民共进”、农村增收等探索社会主义社会更优的社会财富增长与分配机制。重庆对于科学发展观方法论的不断认识，来源于其不断的本地实践，“重庆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做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注释，也拓展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成为各地区各部门学习、借鉴、分享的“公共知识”或“公共经验”。
政策来源于群众。“重庆经验”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始终坚持了“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顺应民心、符合民意”的总体要求，如“三项制度、三项活动”等。特别是在处理各类突出社会矛盾和历史积案的时候，各级干部不再身居高墙之内，稳坐斗室之中，而是主动走出政府大门，走入人民群众中进行大下访，换位思维，千方百计解决碰到的一切问题。这些化解矛盾、处理积案的政策相当务实而灵活，一切都拿到群众中检验，拿到实践中检验，最终评价出什么是正确的政策，什么是错误的政策。而群众是最为智慧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总是对正确与错误的政策具有最终的评价权和决定权。
　　创新来自于地方实践。“重庆经验”的创新之处在于，根据自身的基本发展条件、发展限制因素和发展比较优势，结合党中央提出的“五大统筹”基本思路，创新性地提出“五个重庆”战略部署。由于全国各地情况不同，条件不一，“五大重庆”充分体现了本地科学发展的实践，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本地性和人民性。因此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成为广大人民的实践。面对多重的重大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无论是当前突出问题还是深层次矛盾，以科学发展观为灵魂“五大重庆”逐步取代了“GDP至上”的思路，同时进一步制定全面而详细的实施规划，并且形成可量化的指标，可操作的办法，可评估的实施方案。我们把“五大重庆”称之为地方实践、创新科学发展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