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可以盖棺定论矣
1954年生于南京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因肝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毛泽东诞辰之日12月26日晚辞世，年仅57岁。
如何评价高华？文如其人。作为研究历史的教授，他的史学论著优劣如何？
高华以其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而获得教授职称，可是此书被列为“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印刷品”而遭中国各主要海关封杀。作为右派之子，高华对毛泽东恩怨分明，其专著在一定意义上是他长久以来对毛泽东不满的一个总爆发。(这里套用该书的一句话“发端于1942年春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毛泽东长久以来对原中共中央不满的一个总爆发。”)。在专著中，他打着“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的旗号，对毛泽东极尽丑化诬蔑之能事。
这本书的学术路数，与其在香港中文大学杂志《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如出一辙。丁凯文《“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先生商榷》揭露的《再考察》一文的问题，同样存在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丁凯文的评论，完全可以作为高华的盖棺定论。以下摘自丁文：
《再考察》一文不仅存在着观点与史实严重不符的缺陷，还有其它一些的问题。笔者在此有必要一一予以指出。
（1）引用史料方面极不负责，有违历史学者的道德规范。高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知道什么样的书籍、史料可以引用，什么样的不能引用。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因为官方的回避和封闭，对第一手的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们能读到的实在是太少，因此更为珍贵。而如此过多的封锁，也让一些政治化、文学化、商业化的流行作品大行其道。对此，高先生不会不知吧，这本是中国史学研究的悲哀。然而，笔者发现高先生文中对许多当事人和原始文件的内容，不知是不知呢，还是有意回避，还是决心放弃严肃的治学学者身份，加入史学题材“戏说者”的行列（中国此风正行），高先生十六处引用辛子凌所写的野史《林彪正传》。据了解，辛子陵是国防大学宋某人的笔名。《林彪正传》一书采章回小说体裁，为东拼西凑当年一些中央文件的摘录和自己编造的人物对话的混合体，全书分42回，从林彪出生写起，文革期间为九个回合：三十四、刘少奇忠君被君算，罗瑞卿伴虎被虎伤；三十五、捧江青林彪邀宠，保吴晗彭真抗争；三十六、烛影斧声林彪布道，白云黄鹤领袖留言；三十七、林彪极人臣之位，贺龙蒙不白之冤；三十八、用心机排挤诸帅，造舆论独掌兵权；三十九、一条错误路线形成，两个反党集团出现；四十、副统帅紧跟统帅，超天才惊动天才；四十一、讲天才跪着造反，老夫子李代桃僵；四十二、投苏联机毁人亡，解纤语鳞不生毛。这样的章回小说的东西全然没有任何注释和材料来源的说明。此书前半部分对林的军事才干有所承认，后半部分歪曲历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编造的对话十分离谱，如江青“跟毛泽东摊牌”道：“你怀念你的杨开慧，我还想念我的唐纳呢！”“你怀念前面老婆写诗登在报上，我还怀念前面的丈夫呢！他没死，我找到他要跟他通信，也登在报上。我无官一身轻，怕甚么呀！”（44）还有如：林彪在1967年2月批判二月逆流时对叶群说：“主席说我地位不稳，有人要夺我的权，这是要我彻底解决军队的两个司令部问题——不止是两个司令部问题，是五个司令部问题。”“一个野战军就是一个司令部，还有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这不是五个司令部吗？现在我的权力主要在北京，空军、海军、总后、连总参、总政的权没有全部在我手里。杨成武、萧华不知为甚么一个劲往周恩来那里靠。出了北京，南京军区、武汉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你算算看，哪个军区司令能像吴法宪那样死心塌地跟我走？”（45）如此种种，这哪里是在研究历史，根本就是一个流行章回小说的说书先生不断抛出“噱头”的唱本，高先生如此大量引用毫无根据的野史资料，其文还有什么客观价值可言吗？仅就此点而言，高先生实在缺乏一个专业历史学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2）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这一问题在《再考察》一文中随处可见。诸如，《再考察》说林彪“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林彪是如何“特别严重打击”徐向前的？高文却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再如，《再考察》说“江青要打倒杨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击‘杨、余、傅’”，高先生给出的理由十分外行，说明高先生根本就不真正了解这一事件个中的复杂原因，胡乱联想臆测。还如，《再考察》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向毛讨价还价“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如此荒谬绝伦的小说演义竟然也成了《再考察》的一个论据。高先生的研究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3）情绪加偏见，缺乏理性思维。林彪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待这样的历史人物，要全面、客观地予以分析，而非简单化、脸谱化。笔者读罢《再考察》后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虽然在评毛一事上的分析有些道理(非也，评毛与评林，学术路数完全相同----摘引者注)，但在对林彪的描述中却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仅用了一些不必要的非理性贬义词，且处处贬抑予以丑化，此非严肃史家之所为。甚至让人感到了文革中对林彪的那个描述“二十年代投机革命，三十年代悲观革命，四十年代逃避革命，五十年代不肯革命，六十年代伪装革命”的现代版。这实际上伤害的是《再考察》一文和本身。诸如，在谈及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的讲话，用语是“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衷心邀宠”；再如，谈及武汉“七二0事件”时，说：“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还如，在对林彪的评价时说：“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绞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等等，如此不一而足。这类的思维在国内史学界并不少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官方三十余年来的影响甚深，同时又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方面的资料，由此免不了流于肤浅而形成闭门造车，人云亦云之现象。如果高先生是一个对中共历史，特别是中共由毛泽东执掌大权后几十年历史没有研究,只是一般的文人墨客的话，那么还有情可原。但是高先生乃堂堂高等学府的教授，执教多年，受过最起码的史学训练，《再考察》中却出现以上这些明显的问题实在是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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