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某些香港人那么讨厌内地人？这是双非问题的核心，也是“香港人”身份的问题核心。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为何会在香港持续出现“香港人”和“内地人”的不同身份符号，而且还是以相同和对立的形式出现？
通过探讨形成这“香港人”和“内地人”的身份的各个不同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转变及强化，我们不单能更深入了解港人讨厌内地人的原因，更能对所谓“香港人”这身份符号的构成作出更多理解。
首先，有什么既定的条件做成“香港人”和“内地人”身份的差异和对立？
一．政治制度与法律条件：我们绝对要承认“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基本法所设置的框架是做成“香港人”和“内地人”的身份对立最基础的政治和法律条件。这里其实不用多说，只要回想一下当初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为了安抚香港人会有“五十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模式就显然易见。说穿了，整个一国两制的目的就是要区分，无论是区分政治经济制度还是生活模式，目的都是要区分。而在这基础下，香港和内地人身份对立的框架便被设定下来。
二． 经济发展条件：在过去构成“香港人”和“内地人”身份对立的条件亦要数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一直以来，香港都是比内地在经济上发展走得较前，而且亦会往往以“经济奇迹”来自称。相较之下，内地一贯以来都被视为“较为落后”。这种不同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又为“香港人”和“内地人”身份对立提出合理的经济基础。
三．地缘政治条件：说到地缘政治，我们不应单单看成只是一条深圳河之间的边境问题。当然，深圳河的边境也是地理上把“香港人”和“内地人”分隔的地理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历史上，香港人脑海中都根深蒂固地把香港定位在现代化进程上成功的表表者。纵然未必是现代化理论中所说的“中心”成员，但起码也是“次中心”，而绝对不是“边陲”。在这“中心／次中心”对“边陲”的框架下，香港人亦只是把内地定义为一个资源有待使用的地方。这不是乱说，我们可从内地开放改革以来，港商不断在内地设厂投资，剥削内地劳动力中可见。而且，从资本和人的流动角度来看，通常都只是中心／次中心的人能自由地流到边陲地区，而边陲地区的人则资金（如果他们有的话）和人口是十分难自由地流到中心地区。这种把内地定义为资源，以及资金和人口流动的方向是十分重要的，我将会在本文结尾中指出，正是这种定义手法，为“香港人”这身份带来十分功利的元素。
四．文化条件：在文化层面上，一直以来在香港人脑海中的 “内地人”的想像符号都是十分负面的。先不要说《网中人》（转载者注：一部1979年上映的香港电影）中阿灿的形象如何在香港电视媒体中把这个负面形象根植港人心中，过去从1949年以来不断的政治动荡，内地不定期为香港带来一批又一批的“难民”亦是十分鲜明的负面形象。此外，在香港过去几十年的公共领域或是学术论述中，都鲜有为内地人提供正面的形象。就算是进歩的学者在探讨开放改革后内地人的生活状况，都是多用“受害者”的角度来设定（如内地民工如何被不同的资本剥削）。在有限的文化符号可以捞用下，本来根本无直接扣连的“内地人＝落后＝没有文化＝……”的一连串恒等式便约定俗成的成立了。
但在过去三十年内地急速的经济发展，上述所罗列的大部分既定条件都有所改变。而这些改变亦是促成为何在这个时空和双非问题这个时机内爆发。
一．政治制度和法律条件不保：緃然我们有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在名义上保障我们生活模式和政治制度上与内地不同。但近年的香港在政治上越形趋向内地政府那种威权统治模式、自由空间受到严重蚕食、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制度亦越形相似，再加上基本法24条内的漏洞在过去十多年不断冲击港人，都令港人感以往的政治和法律框架所保証的“香港人”身份的物质条件日渐消失，直接冲击“与内地人不同”为原则的“香港人”身份。
二．经济发展条件相约：除政治制度和法律条件不保外，内地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亦使港人以往利用经济发展较先进的优越感来区分内地人和港人的界线日渐消失。更令港人难受的是，那些受惠于内地过去三十年开放改革的有钱内地人，很多都是从不同的非法手段来致富，这令很多港人对这批已经比港人还要富有的暴发户更加不齿，以及从来不承认他们的地位。这种内地暴发户以不当手段而致富的方式与香港人一直强调自己成功的奇迹是刻苦耐劳的论述和想像是十分密切的。这亦为何纵然每次自由行到港消费，被访问时谈到会用上数十万来买名牌货品时，港人一方面总是不齿他们的消费模式，另一方面心裡也是酸熘熘的。
三．地缘政治条件的颠倒：正如上文所述，香港人一直以“中心／次中心”来定位自己，而把内地定位为“边陲”地区。但经过三十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国崛起的事实已不单是铁一般的事实。更重要的是，现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对手已是美国这中心霸主，而以往香港的地缘政治角色却一直退却，做成极大反差。这种反差不单令港人难以接受香港成为“边陲／次边陲”的事实，更难以接受香港衰落而内地兴盛的事实。而正因为这中心／边陲关系的颠倒，亦令香港被内地人倒过来视为“有待利用的资源”，以及内地人的资金和人口流入香港亦较过往自由得多。正因为这种从前是“剥削者”的角色刹那间转变成“被剥削者”的角色令港人无所适从，这亦能解释为何“双非”事件一出时，便被定对为“剥削资源的议题”，而且港人反弹会这么激烈。
四．文化条件的强化：在上述既有的条件中，唯一没有改变，而且还越形加强的条件是港人对内地人的负面想像。正如之前所述，强化的原因不单香港的公共空间内能被港人捞取并正面地定义和想像内地人的符号实在太少，再加上媒体上不断报导内地自由行在港的低文化水平行为，及内地暴发户来港消费的模式，都不断加强港人以“我们与他们不同”的身份定义逻辑。
透过探讨构成“香港人”和“内地人”身份的对立组成条件和转变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港人讨厌内地人的心态其实是一系列既有的政治、经济、地缘关係和文化条件的转变和强化所带来的结果。这亦告诉我们所谓的“香港人”身份的很大组成部分亦是以“我们与他们不同”的逻辑来定义和想像。而且，从地缘政治的“剥削者／被剥削者”的角度看，所谓的“香港人”身份是一个十分功利主义的产物。我们承认外来人能进入我们的圈子，并赋予他“香港人”的身份，但首要考虑点是“你是否对我有利”或“你是否资源”，如果是，你是可以得到“香港人”这身份（但并不一定真心认同和欢迎这外来人成为一份子）。“香港人”身份就像一份合同，大家存在的就只是“卖／买”或“剥削／被剥削”的功利关系。
2012年1月21日
（为香港左翼社会学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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