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问题是政府因为种种产业调整与官员腐败，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道德上的号召力。这个问题很严肃，并非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
其一，产业调整与变化，动了一部分城市人的奶酪。城市中产阶级感觉被挤压的心情是有的。物价在涨，但是工资涨幅不大。房价也对于年轻一代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中国人有世界上比较强的对于土地与置业的偏好，这样房子的问题由一个经济学问题，或者个人理性问题变幻为了一个政治问题。比如在西方，年轻一代租房结婚是可以的，但是在中国一般不行。这种文化背景不同造成了房价高涨的文化支持，这种支持进一步使得房价高涨而使得政府难以用单纯经济方式去解决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当然，地方政府财政上依赖土地也是别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显然构成了政府公信力与道德形象的下滑。
而产业调整与国家转移支付对于中西部，农村，基础设施以及淘汰落后产业等等的倾斜，其主要成本与较小受益的也都是城市人群。农村在最近些年，整体上是获得的福利支持是好于城市的（比如农村基本免去了很多税收等等，但是这也是一种必须的补偿性的反馈）。但是城乡绝对差距还是客观存在，农村人在获得好处的同时，心理对比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相对来说，也会有不满声音存在。但是对比城市拥有“网络话语权”的市民而言，农村人一方面无法表达自己获得福利改善后对于政府有关政策的支持，别一方面无法反驳城市人实际上的对于农村人的歧视与进入壁垒。因此，从单纯的舆论环境去感觉，政府在任何地方都会被批评。
其二，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的腐败，使得政府在道德上失去了很大的号召力，这个无需证明。之前小弟也有两个文章谈过这个腐败问题。此外，中国文化与革命的传统带有很强烈的道德色彩，圣人崇拜与左翼情怀。这种文化上的心理，降低了人民的忍耐阀值。中国政府的整体腐败，未必非常突出（即使是西方先进大国的政府，也不见得有数量级上的优越。发达的小国没有可比性）。但是大陆社会对于腐败的容忍程度，特别是心理上的容忍程度，一方面缺乏制度上的疏导渠道，一方面也比较缺乏文化耐心（但是对于腐败的事实上的参与与漠视，却又典型的反应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庸俗面）。这个对比西方发达国家与印度东南亚等等，恰恰中国是落在“两不靠”中。这种情况下，显然政府面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其三，群众整体上在心理学里是不可能做到“群体性理智”的。在整体的氛围与行动上，群众整体常常是“集体无意识”与“集体情绪性反应”。因此，知识精英与政府，不应该期待群众“智慧”与“理解”。群众整体上只能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但是“怎么要”是很难去要求群众自己想清楚的。群众们的情绪，特别是负面的情绪是必然会不断积累的——这与他们福利改善带来的愉悦间的对冲关系不是“一一抵消”的。
这种情绪的动能与释放，是一个双刃剑。
一方面，这种“集体不理智”常常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时代变幻的第一推动力。所以毛主席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比如五四运动与土地革命。
一方面，这种这种“集体不理智”常常也被政府或者政客们利用。比如日本法西斯等等。
同样，今天大陆的种种对于政府的批评需要辩证看待。
其一是这种批评是有客观基础的，政府确实有很多王八蛋的地方；其二这种批评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表明我们民族是一个虎虎有生气的民族。更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这种“生气”。看看印度人的忍与希腊的无赖懒汉吧，我们这种“暴躁”是很可贵的；
别一方面，这种批评中有一部分带有很多的过激性与扭曲，而这种扭曲带有很大的被利益集团绑架，利用“滴灌效应”进行“情绪干涉”的特征。
这种操纵的典型案例是苏联的悲剧：一个“拥抱民主”与“反腐败”的为诉求的改革与群众心理，造就的却是20 世纪最大的帝国崩溃与更加腐败的，没有未来的社会！这个危险对于大陆是确实存在，并且是让我极为担心的！
要知道，当时的苏联一直维持稳定的1.9%增长率。债务也非常安全，比西方的债务水平低很多。而苏维埃收入在1985 年增加超过2%；经通胀调节后，其工资水平在接下来五年中继续增长，直到1990 年，平均保持了7%增速。
当时的苏联无论是在国力还是在全球影响力方面都达到了俄罗斯民族有史以来的顶峰。历史学家亚当.乌尔姆后来指出，“在1985 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
但是，苏联的统治集团与其精英们，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他们集体的转向了某种“缥缈的理想主义”：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这种“道德审判”情绪已经压倒了经济与国际竞争的必须，也压倒了科学理性与民主本身，而成为了一种“集体自我不断否定的应激情绪”。这种情绪使得“话语权”完全被一些“真理大师”所控制——这些人包括：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政治哲学家伊格尔.卡尔雅美琴和亚历山德拉.楚帕科；著名瓦西里.瑟宇宁、尤里.车尼琴科、伊格尔.维诺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达莫维奇；记者耶格尔.亚科夫列夫，列.卡尔平斯基，费多尔.波拉斯基等等........整个“真理生产工厂”也不过是很小的一个“啤酒俱乐部”的规模。
但是，对于管理与提高一个国家而言，“维拉斯般”的道德动力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让一个旧的政权下台，但无法战胜民族文化传统与社会科学规律——辩证唯物主义的冷酷并不因为新政权是“民主的自由派”而 变得更“自由”了！相反，生活比“真理”有力！
其结果是俄国人用人口减少到类似二战的“伤亡率”，寡头富裕到跑步进入“世界前十名”来见证了这些“真理”！
我真是对于“群众情绪的集体无理智”感觉恐惧！这同时也说明了国家与政府的道德权威是何等伟大的一种武器与必须——丧失道德权威的政府必然是不稳定的政府！而要推翻一个政治家与政府，最佳的莫过于在道德上摧毁他！
今天大陆的买办阶级与权贵，以及帮闲的文人与媒体们正在试图复制苏联寡头们的路线图呢。在舆论上，“自由派原教旨主义”与“煽动性的自我否定”带来的窒息理性与思考的效应已经出现——扭曲历史，道德审判，这是永远的斗争手段——而科学精神，民主精神与正义是最先被牺牲的东西！南方系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自我阉割民族精神与盲目褒扬“民主”是为了方便“豪民权贵们私有化国家并夺权”！
千万别以为南方系每天都讲的“民进国退”会是经济学的正确，这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千万不要以为你我是“民”，真正的“民”古今中外都是特定阶层——都是“豪民”。也不要以为国企垄断是什么“原罪”，垄断是自由竞争与工商社会的自然逻辑，也只能诞生于具备垄断条件与必须的领域。我们知道，国企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是不能或缺的——不但是社会公平的体现，也是国家财政收入与全民福利支出的必须支撑。没有这些国企的巨大赋税，整个国家什么都干不了。
这些大国企私有化，必然是国家政治彻底进入世家与豪民化的封建老文化套路——获得这些的私人本身肯定先是权贵，然后必然形成家族联盟意义上的豪门阶层！
即使是现代社会，豪民在影响政治，运用法律，掌控舆论上也远远好于一般人民。
基础战略行业不被国家掌握，土地不被国家掌握，国家就要被资本掌握——在中国，我们必须坚持国家意志控制资本意志——中国的资本家们从来没有表现出什么真正的道德！他们的最大政治纲领就是“减税”与“剥削合理”。从自私的经济理性角度上来看，国企存在，一般老百姓还有靠做事做到金字塔顶端的机会和概率，甚至也有推翻政府来改善的机会：法律与制度上保证了国企最终还是不会被少数人世袭！
要是真是私有化了，那么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啦！印度，日本，韩国，俄国与东南亚的泛东方文化圈里，这种现象还少见吗？！有什么理由认为东方文明的核心——中国会特别的例外呢（西方其实也有这个特征，但是没有亚洲这么典型）？！
所以，与其都是垄断，我愿意是基础生产数据与战略行业是由国家来垄断，而非是私人！因为，中国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豪门派阀垄断下的社会，一定是最可怕与不公平的社会！而我显然要的是基础生产数据的国家所有，而不要包裹在“选票下的一无所有”！
但是群众们的情绪是可以被这种南方系“话术与情绪操纵”裹挟的——这就是今天有人困惑与疑惑的一些方面——理性的对话已经无法进行，思考与辩证是被嘲笑的——只有情绪的应激才能“融入氛围”。
其四，“典型意义下的民主选举”日益变为是一个政府的宝贝，民众的无奈。我看来，民主选举本身已经不能适应未来世界的经济政治发展格局了，这是一个越来越像恐龙的制度。世界未来的趋势是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国家主权的有限模糊。
我们现在发现，区域化的发展将扭转全球化的趋势——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上将提高几个数量级。这是一种“战争状态”，任何主要力量中心都会要求国家不但要积极行动，更要四处抢食。资本的自由流通将被政治的合力“圈在一个跑马场”里——资本被要求“爱国”是必然的趋势。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是显然的！
这种情况下，民主选举在一个群众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传统极为缺乏的社会里，在一个资源稀缺，要求不断组织进行超越与“做大蛋糕”的落后社会，由道德革命产生的，由集体无意识推动的民主机制必然是浅薄无力的——因此最终也无法支撑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小弟也写过有关这些观点的文字。这种“民主的代价”也就使得国家整体上无方向性与内部斗争的激烈化（这个时候，切蛋糕的迫切性远比做蛋糕重要。因为做蛋糕的内外约束因为制度安排与利益格局固化死了）。西方强势资本将善加利用这点。这也就是美国积极推动第三世界“民主化”的现实经济考虑——没有比“买卖国家”与“代理人制度性掠夺”更大的利润了。
同时，民主选举将非常有利于统治阶层消除上面小弟提到的“群体性不理智”与“负面情绪积累”，以及“反腐败”问题。民众将有“言论自由”“自由组党”与“选票制裁”三种办法来释放自己的不满，然后就“妈妈叫你回家吃饭”。(*^__^*) 嘻嘻……
官僚集团与大资本的联盟，恰可以运用这种工具来推卸失败与规避“卓越”！讽刺的是，一般没有选举的威权政府还是极为努力工作，并不断试图自我超越与自我证明的。民主选举恰恰使得政府的这种动力消失了。因为，批评的边际效益因为“选举与廉价批评的泛滥”而大量散失了。责任被转嫁到了“老百姓自己身上”——你的选票你自己负责，你是“主人”，你自己“管理”吧。(*^__^*) 嘻嘻……，民主选举的奇妙是使得民众对于不满的忍受阀值被巧妙的提高了。
有趣的是，统治集团们获得了统治上相对稳定，获得了相当大的“合法性”与“道德权威”，提高了社会对于不公平的认可阀值，但是成本却不是由官僚阶级与资本负担，而是民众自己来买单。这好比群众集体去固定一个周期看“心理医生”来抚慰一样——这是可笑的，也是一种无奈！正如上面讲的，我们不能期待群众理性！群众也是健忘的！任何人也不要期待在一个时期里民众会从上次选举中学会什么。正如哲学家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不会吸取历史上任何教训！我们显然要对“群体性不理智”和“情绪干涉”保持敬畏与警惕之心！
普通含义下的泛泛选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带来利益分配与决策的最优，尤其是这种选举还“远在四年之后”。真正起作用的必然是“精英民主”！
这就是今天大陆发展迅速，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一项重要制度优势——南方系的民主，只能是毒药民主。但是群众是很难去分辨的。
不过我们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工业化后期的社会必然是各种矛盾尖锐而政府道德形象滑坡的时代，正如美国经历的那样。总的来说，大陆今天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认为是可以被解决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去“操纵群体性情绪”与完善“精英民主”。所以，将来的选举，特别是省市一级的选举可能会出现。中共要调整这些不是难事情。搞不好某天政府说——我要民主，于是就有了民主。只是我很鄙视这种思维与官僚集团的运作。因为这个只能是情绪的发泄口，而非是追求新制度创新与卓越的努力。我们最大的危险来自内部的“苏联式私有化”与“拉美式内卷化”，而不是在意一些人的鼓噪：中国的伪民主蠢货派的智商，是尚不足以运算九九表的。
此外，某个含义上，我们对于舆论也要有“粗大的神经”。要知道，政府在舆论上天然是弱的（中国整体上在世界话语权上更是弱势的）——按照同样的标准去看看西方国家，也许我们也会惊呼——“西方只差两个人”啦！社会的发展自有规律——我的看法，中国还是前途光明的，但是要千万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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