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为何说“革命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浅析韩寒的《谈革命》及其社会的改良意向
《谈革命》是韩寒新年三论中的首篇。通过这个访谈，他究竟想谈出什么？
问：中国最近群体性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吗？
对于这个问题，韩寒的一个基本看法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他为什么不看好这种革命的方式呢？
一是担心革命的成果又历史循环式的被那些社会上的“恶人”领袖所收获。
在对这些社会领袖的性格研判上，韩寒发现了这样一种反复出现的结局，那就是“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中国式的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可谓是恶人当道、好人挨刀。”
二是真正有高级文明诉求的人很难立足在这种革命之中。恶人当道、好人挨刀。基于这种研判，韩寒认为，一些有着高级文明诉求的人，也即“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估计一个礼拜就会被踢出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志不同、道难合。品不同、性难投。有着更高级文明诉求的人，与那些恶人当道者，是永远走不到一块的。崇尚民主、自由的人，与那些独断专横、狂妄狠毒者，是天生的对头。正不压邪，恶人当道，又岂能容得下那些有着民主素养的新派领袖呢！张闻天的结局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是担心革命的结局又变成一种掠夺式的均富。反对腐败独裁、争取民主自由……这些革命的口号在一开始往往都被喊得娓娓动听。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把更多的人群动员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但随着一些有着更高文明诉求的社会精英被排挤出局，革命很快就可能变质变味，那些世俗化的人群只顾争抢物质化的利益，至于文明上的更高诉求、制度上的更好安排，则被抛之脑后。到最后，又变成了一种“掠夺式的均富”，而把这些剥夺来的战利品进行论功行赏式的瓜分。革命来革命去，最后也还是围绕一个“钱”字打圈圈。
如何避免这种革命的结局，韩寒认为，其中的一个根基就是通过文化和教育，改变人民自身。改变了人民，也就改变了一切。
对待革命的这种态度，也使着不少人都在怀疑这个曾经作为社会批判领袖的韩寒，是不是被官方收买了，拿了政府的维稳费？其批判的锋芒怎么一夜变得如此“阳痿”起来了？
韩寒谈出来的革命文字，也许显得太支离、太凌乱，很少有逻辑上前后一贯的联系，但他所研判出来的基本看法也还是有不少现实依据的。
当下的社会变革，在体制内所能允许的一个切入点，也就只剩下对国民性的改造了，也即通过文化和教育，改造人民本身的国民性格和精神诉求。只有人民本身有着更高的文明诉求了，以民主为导向的体制内变革才可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发动起来。
韩寒为何不认同这些恶人当道、好人挨刀式的革命，就是因为这些革命终究革不出什么更高级的文明制度来。要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文化上的思想启蒙往往是一个先导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韩寒也才在下一篇的《说民主》一文中，把社会变革的着眼点先放在人民本身品性的改良上，并指望争取到更多的创作自由来对人民进行这种思想启蒙和品性改良。
本来是《谈革命》，但谈到最后却自我畏缩成一个羞羞答答式的反革命论者，这就是关在书屋里进行着社会批判的韩寒。
当然，韩寒不看好这种打着更高级文明诉求的革命，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不少的社会调查后才作出的判断。通过他自己的社会调查，韩寒发现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这些更高级的文明诉求，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不是什么普遍、急切的东西，它处于一种边缘地带。这样的诉求充其量只是文化人的追求，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感召力，当下的人们关心的是钱，是自己的私利。韩寒不看好革命，其因就在于此。
对人民本身的改良，是韩寒谈出来的一个革命的果实。他在新年“三论”中真正想干的就是这个工作。
2012年1月28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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