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昨天又再度上演了，有见义勇为者、有为国尽忠者，亦有忠于职守者，无不令我深感敬佩。但唯有从事慈善者，尤其是那些衣着光鲜的带着一股子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文明气息的为慈善者令我反感。虽然在各类媒体的拼命鼓吹下，慈善事业的水平似乎已经越来越成为考验中国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我依旧固执地牢记迅哥儿的箴言——人们啊，要警惕慈善家。
之所以反感慈善，是因为相比于其他各种道德行为，慈善带有鲜明的阶级社会烙印。或许借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改写说，慈善不过是阶级社会的另一剂鸦片。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无论是形式民主还是实质民主都极度匮乏的国家来说，慈善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在今年的感动中国节目中，我看到那个叫张平宜的台湾记者，在她的帮助下，麻风病人的孩子第一次小学毕业。这表面上似乎令人鼓舞，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然后呢？或许在更多人的帮助下，这些孩子能够中学毕业，能够大学毕业呢。那么再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步入社会，成为无数被剥削的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说实话，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把一个个生活在所谓“文明社会”边缘的人们贩卖进文明社会，使他们从欲为奴隶而不得的状态进入到做稳了奴隶的状态。如果这种行径可以称之为道德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当年欧洲人的贩卖黑奴也可以称之为道德的。
当然，我承认对于一些个体而言，慈善能帮到他们，甚至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譬如当年希望工程宣传册上那个著名的大眼睛姑娘，现在不就成为时尚光鲜的城市白领中的一员么?但对于一个结构上越来越固化的阶级社会而言，慈善在整体上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我曾经参加过甚至组织过一些慈善活动，回想起来不过是城市中产阶级对道德感的生产和消费罢了。且举一个简单的方面加以说明好了。在慈善对象的形象选择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无害性，譬如孩子、女性尤其是母亲、小动物。这些形象往往是柔弱的、缺乏攻击性的，与此相对应的我们可以回想下毛泽东时代那种革命宣传画中的底层群众形象，往往是粗犷有力的、肌肉发达的、充满破坏性的男性形象。在这样一个慈善对象的选择过程中，底层群众中的另一部分就被悄然排除在外，那些男性的、充满攻击性的、有破坏力的部分被这样一套选择模式所阉割了。通过慈善活动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底层群众形象是可怜的、无助的、不会对任何人有害的，并且最重要的是离开他人帮助就无法生存的。
对于那些潜意识里充满着阶级地位优越感的小布尔乔亚们来说，这种无害性的形象是最容易满足他们的观赏欲望的，在他们对这些形象的观看中，从那些充满着求助和渴望的眼神中，他们自身的阶级地位和阶级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确认，他们感受到了自身的力量感，感受到了作为统治阶级地位的稳固和优越。他们作为这个阶级社会主人的形象得到作为他者的慈善对象的确认，虽然他们潜意识里明明知道这个他者的形象不过是依据他们的利益选择出来的。
另一方面，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一旦他们接受了这一叙事模式，他们的被阉割就成为真实的了。他们会主动展示自己柔弱、无力的一面，向媒体、向政府、向那些衣着光鲜的慈善家们祈求，融入体制、做稳奴隶就成为他们自以为真实的愿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经历这么多年教育改革失败后，诸多的底层群众仍然把送孩子上大学当成改变自身命运最大的途径。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维持这个中国最大的谎言，可以说希望工程项目和众多的丛飞和白芳礼们功不可没。当然我无意也无权对丛飞和白芳礼们进行谴责，他们自身也不过是这一体制下的受骗者和受害者。
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学派所不同的是，他从来把底层群众看成是有能力改变自身命运的革命主体，途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绝非祈求与老爷太太们的残羹剩饭，需知老爷太太们的残羹剩饭里夹杂着他们吃剩下的口水，这口水里是带着布尔乔亚的毒素的。1951年，毛泽东亲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点名批评电影《武训传》，这一举措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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