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开除华人员工事件的余波久而未平大概是它早先以“整人运动”的方式来终结围绕“中国讨论”而形成的争论时所意想不到的。“德国之声”可以不依法理开除华人员工而痛快一时，但其自取的羞辱却是长久难以洗刷掉的。
事情难道不清楚吗？被开除的华人员工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置，是令人寒心的受害者；不断编造理由和叠加谎言的“德国之声”是不负责任的加害者。被开除对于那些华人员工是悲剧，但开除华人员工对“德国之声”却决非喜剧。“德国之声”蛮横地践踏了它所标著的新闻自由和公正客观原则，玷污了它所崇尚的民主自由的尊严，自食了它所自诩的宽容与多元精神，手段实在是寒酸，全无风范！“德国之声”连上演悲剧的资格都没有，搞出的只是一场可怜的闹剧。
事情难道不清楚吗？作为新闻报道标尺的“政治正确”绑架了“新闻公正”，坚守职业道德规范的华人员工成为“政治审查”和没有政治和道德操守者争权牟利的无辜牺牲品，正当的权益诉求得到的是司法部门按劳动法条律就事论事而无视不公正事件背景的冷酷回应！把一个被“政治化”，被“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跟“德国之声”从新闻公正与工作职责的角度去争论，从法律的角度去抗争，从道义的角度去质疑和谴责无异于对牛弹琴。
诺大一个公法媒体，“德国之声”何以那么脆弱，经受不住几位异议人士造就的“政治压力”，进而牺牲新闻标准，按照异议人士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思路”，对中文部进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清洗”。“德国之声”担忧的是什么，又恐惧什么呢？
事情不也很清楚吗？“德国之声”的中文部被诬陷被“红色渗透”，“德国之声”秘密雇佣的监督员不容许报道“对中国友好”的文章。“德国之声”是需要客观报道的，但不是对形象正面而积极的中国的客观报道。就此而言，“德国之声”的脆弱与恐惧也就不难理解了。一个蓬勃发展的中国，一个切切实实进步的中国，让“德国之声”如此敏感以至缺失理性，表明它对中国的惶恐既非一时之态，亦非孤立的个案。“德国之声”不过代言了它背后的德国社会中，乃至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对中国的偏见与隐忧。在此意义上，“德国之声”以牺牲新闻公正为代价，将自身置于“意识形态化”了的价值观对立和争议的风尖浪口，也是扮演了另类的牺牲品角色。
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中，中国不曾在西方社会有过十分正面的形象。在西方国家依托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强势而造就的自我全方面优越感的透镜下，中国是颟顸落后的帝国，是充斥内战的不稳定国家，是没有民主人权的独裁国家，是一个异样的文明，一个与西方对立的“他者”，是西方征服与改造的对象。当西方对中国的领土性占有和征服成为过往，当中国独立和强大到不由西方任意拿捏，西方与中国形成了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交往关系的时候，西方社会仍固守着文化与价值观上对中国的不对等性。
作为客观存在的中国崛起成改变着世界格局，并调整和变革着以往的国家间和地区间关系。中国和平而稳定的发展本身对世界就是一个贡献。中国在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努力为世界经济增长与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但西方社会并没有以积极的心态来对待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对中国的价值判定。
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自身的发展危机，西方社会在中西鲜明的兴衰对照中滋生了强烈的失落感，但却极不情愿去为中国的改变和崛起而做出心理和价值观上的调适，更不愿意为中国的正当利益诉求做出调适。相反，对于中国这个不可同属的“异类”，西方社会却表现出了缺乏自信和失去优越感的惶恐不安，对中国的质疑和指责，并不惜抹黑和“妖魔化”中国。
从中国崛起成为一个话题，或者说被西方世界造就为一个“问题”，人们已经熟悉了西方社会掀起的一波又一波对中国的“妖魔化”。他们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政治不确定论”、“中国崩溃论”，他们以双重标准要求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透明性，要求中国的人权与法治，要求中国进行多党制的政治变革。当中国展现出持续的发展而非崩溃时，他们又鼓吹“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但无论是“威胁论”还是“责任论”，它们隐含于深层的一致内容是西方对作为一个“他者”的中国的期待，期待中国依据西方的价值标准，依据西方确立的制度规范来行事。这种期待意味着中国在本质上仍是他们不能从领土上征服而要从制度和价值上改造的对象。这期望的根源无疑还是西方对中国无从掩饰和消除的文化价值上的优越感与不对等的思维定式。
西方社会“妖魔化”中国的论调和行为反映了其日益流失的自信，也体现了其日渐增强的恐惧。这种恐惧首先体现为西方担心中国取代其国际主导地位。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强盛必然伴随着正常的利益多元化和相应的利益拓展，进而影响既存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制度，尤其是要变革那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制度与规范。作为既存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规范主导者的西方国家秉持其固有的优越感，依据自身的价值标准将崛起的国家视为对其既得利益的侵害者。崛起的中国正是被界定为这样一个角色的。于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体系、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金融制度中的正常利益诉求和地位与影响的提升被视为对西方主导国家的利益的侵蚀。中国还被抹黑成国际贸易不平衡和金融危机的根源，被视为成地区安全的威胁和所谓国际公共领域的不确定因素。
西方社会对中国更深层的恐惧是担心中国颠覆其文化和价值上的优势地位。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一个世界性议题，被广泛关注和借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崛起对西方社会具有了最根本的否定性。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习惯于向全世界推广和灌输其自认为是普世性的唯一模式，但中国的崛起却以一种成功的方式展示了其他可行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替代性对西方社会构成了致命性的冲击。因为这种对西方社会的否定不仅仅是器物、技术和制度层面的，更是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是彻底性的否定。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间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赖。没有一个国家会在自身利益增生和拓展的过程中单纯受益，更不可能以自私获利的方式获得可持续的发展。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会天然地构成对别人的威胁。威胁更多的是人们的观念建构的产物。“德国之声”乃至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恐惧无疑是受害于自身构建起来的优越感，对西方之外的文化和价值观的轻视，敌我两分的对立式政治观念，以及权力政治斗争逻辑。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对西方主导权的剥夺与替代，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意味着颠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这明显是西方以非历史的方式将基于自身特殊时段的历史经验而提炼出的理论和观念强加于中国，背离了现代西方文明本身所崇尚的宽容精神和多元主义，实在是以狭隘的地域性利益凌驾于全球性利益。
没有腐朽的社会土壤，培植不出“德国之声”开除华人员工的卑劣；没有污浊的社会氛围，扶摇不起那么多的抹黑中国的“妖魔”。以“意识形态化”的整人方式来处理对中国的正面报道是把抱残守缺的蛮横当作正当的力量，以拙劣的手法来抹煞中国进步的荣光，其技也穷，真是可怜的败招。
根据“德国之声”法律，它的一个基本任务是“促进文化与民族间的理解和交流”。但“德国之声”“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新闻事务和华人员工的做法表明，它不具备进行这种“理解和交流”的客观对话前提。该事件久未平息的余波更是说明了“德国之声”既没有勇气更没有道德自觉，丧失了西方人文传统中的反省能力。“德国之声”做不到自觉反省自我批判，而支撑着“德国之声”的西方社会又如何呢？他们会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危机中，因为日益流失的自信和日渐虚幻的优越感，因为对中国崛起的误读和恐惧，而进一步沦丧其理性和人文精神吗？
盲目的恐惧会使“德国之声”丧失公信力而哑然失声，盲目的自大和恐惧会使西方社会失去真正的民主自由话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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