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仇富仇腐论”才是“刻意地转移目标”
——“私有化经济学理论”是制造贫富差距的“幕后黑手”
黄河岸柳
评论背景：
吴敬琏：仇富的本质是“仇腐”，有人刻意转移目标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腐败和垄断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仇富”的本质是“仇腐”。
什么导致贫富差距？我认为有两项：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
把公众愤怒转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老百姓敢说话。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因为篇幅原因，不全文章转引，网友可自查对照阅读）
近日，被称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先生在《同舟共进》杂志上新发表了《仇富的本质是“仇腐”》文章（不少网站已进行了不少转载。本人此文，是以中华网以网名吴吴编辑转发的、题目为《仇富的本质就是“仇腐”，有人刻意转移目标！》并加了编者按的文章作为评论背景——笔者注）。联系其一贯思想观点与主张，觉得非常重要。尤其他的以“腐败和垄断是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我们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和“仇富的本质是‘仇腐’”的判断与结论为核心的“仇富、仇腐论”，问题很大。不评则难以识其谬，不驳不足以识其毒。所以，写本篇评文。
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当今中国，的确出现了贫富差距被扩大的现实问题。这已经成为老百姓所以对改革开放及分配政策等产生了巨大困惑、失望和强烈不满与质疑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出现了贫富差别现象，是本不应该发生的问题。然而，却现实地发生了。就这个问题本身看，我认为，还只能算是一种现象，是中国谋求发展中反映出来的一个最表层的现象。而发生这个问题出现这种现象，自然有其原因。我们需要也必须找出这个原因、找对这个原因，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纠正失误，保证我们今后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避免发生诸如贫富差距拉大等不应出现的问题。如果原因找的不对头，甚至根本就是假的、错的，那就会更容易造成更大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改革最终走向失败。小平早就提醒过，如果改革造成贫富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从目前情况看，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和机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改革，必须加强公平正义，必须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是必须解决好的现实问题。
那么，造成当今中国存在了贫富差距“现实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人民强烈不满的是什么呢？——其实，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原因，政界、理论界，包括民间普通百姓，非常关心且议论纷纷。许多的人们在作着不懈的探究。本人虽然也是基层一员，却也一直思考这个大问题。为此，也曾在一些网站上发表过自己对于中国改革的认识与看法。其中，《坚决废止私有化改革才能实现共同富裕》——驳吴敬琏《政府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就对吴敬琏先生的“共同富裕论”，曾经提出过明确的反对。
一、吴敬琏“仇富、仇腐论”论是唯心主义的浮浅臆造，他的判断结论，不符合当前中国发生的“贫富差距”的现实情况，根本不是这个问题的实质原因
最近，这位被称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的《仇富的本质是“仇腐”》文章中的核心观点就是以“腐败和垄断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仇富”的本质是“仇腐”、“我们的垄断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为主要内容的“仇腐论”。其实，这个所谓的“仇富、仇腐论”，他早就有所表达了。只是今天，他在这个此文中，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了“首先要让老百姓富起来；依靠投资不能增加普通人收入；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老百姓敢说话”所谓三点建议，从而使他的“仇富、仇腐论”更加多了一层“迷彩服”。正是他后边的这三个看上去是关于“富百姓”，为老百姓说话的三点“良言”，实质上却是为其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及中央政府加强国有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政策为核心的“假话”，却已经迷惑了不少善良的群众。为此，首先必须提醒人们看清，吴敬琏的这三点“良言”，只不过是他为着他所谓的“仇富、仇腐论”，采取“争取人民”之策而建立“论据”罢了，这是他“刻意的转移目标”的一种把戏。
第一， 吴敬琏的“腐败与垄断是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的判断与结论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反映。把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归于腐败和垄断，是形而上学的从现象到现象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使然，只能说明他只看到了问题的浅层原因，是用一个问题掩盖另一个问题的“大忽悠”。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作为政权机器之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生活这一事物，在变化过程中出现腐败和垄断，还只能是一种现象反映。所以说只是一种现象反映，一方面，这种现象反映，不是“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生活”这一事物本质范畴的必然内容（或叫本质内容）。即，既不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这一事物本身，也不是这一事物本身必然的附属物。而是这一事物在发展变化中因为别的原因而发生的、也是因为这种原因而造成的在吏政、政策设计、社会生活包括个人生活中所发生了不正常问题的一种特殊现象。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反映，也不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这一事物的必然反映（本来反映）与正确反映。其实，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某种国家制度内在本质是不是保护人民大众利益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同时，从系统学上看，从矛盾具有层次性的角度分析，腐败和垄断，只能是“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生活”这一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的还属于浅表层面的一种因素。换句话说，腐败和垄断，也只能是贫富差距的直接原因，或者叫充分条件。还不是必要条件或叫深层原因、主要原因、根本原因。因为，我们如果认为腐败和垄断就是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在解决腐败与垄断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自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了。就腐败治腐败、就垄断治垄断，那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意想天开。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腐败和垄断本身的产生与存在，也是有原因的，是其它原因的必然结果。而且这个原因，更复杂，更深层。可能有政策制度上的不完善，有运作过程中属于技术层面的设计、规范与实际运用中的不当，也有作为思想意识指导上的理论影响。然而，作为指导思想意识的理论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不仅直接影响着运作时的过程，更重要地是影响着政策制度和运作程序的设计（计划）（有人称之为顶了顶层设计）。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指导），决定有什么样的动机（意图及实现意图的顶层设计），决定有什么样的行为（实施运行步骤）。这不是唯心主义，而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从这样一个层面上看，可以肯定地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其政治、经济生活，是有着足以防止和杜绝腐败、反对和消灭垄断的基本功能与基础的——共产党性质及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性质与历史任务就是实行公有制度，消灭一切剥削的。因而，其存在的腐败与垄断问题，尚还构成不了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虽然从局部的范围来看，一些人的腐败与一些行业的垄断，的确使少数的人谋取了不法暴利。）只有在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腐败与垄断才是产生贫富差距的必须结果，即主要原因、根本原因。
吴敬琏正是把当前中国发生的贫富差距，说成了如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腐败与垄断是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主观、机械地强加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头上的。他这样做，一方面，试图转移人民的视线，把人民的不满引向共产党及所领导的政府。同时，又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才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本原因这一现实。
我只所以说吴敬琏的“腐败和垄断是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的判断结论是浮浅的，就是因为他站在了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在一些方面表现为客观唯心主义，在一些方面又表现为主观唯心主义。一句话，他是用机械的辩证法分析中国的贫富差距原因的。如果用他的分析逻辑与结论去指导解决贫富差距的现实问题，恐怕连老百姓所说的“头疼医头，脚痛治脚”的庸医治病都不如，只能是隔靴搔痒。不仅最终解决不贫富差距问题，而且还会把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引向一种瞎折腾的深渊之中和劳而不果看不到尽头的窘地，而且极容易最后把本来完全能够解决这种贫富差距的政治经济有机体本身葬送掉。而这一点，恐怕也正是吴敬琏等所谓的经济学家们最希望的结果了。
第二，吴敬琏的“仇富的本质就是‘仇腐’”判断与结论是机械论者片面的一孔偏见。如果简单地去看吴敬琏的这个判断与结论，如果只从其所言的层面上理解吴敬琏的这个判断结论。可能会有不少的人认为这是为老百姓说话的真言，是完全能够认可而去支持的。但是，我们必须站得再高一点，必须跳出他设计好的圈子外看他的结论。即用辩证唯物主义联系的方法和辩证的眼光去审视他的判断与结论。那么，你就不难发现，他的这个判断结论，同样是片面狭隘的，是带着有色眼镜的，而且是另有用意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先进入到中国人仇富与仇腐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去看看，作必要的客观分析：
１、中国人民仇富吗？回答必然是否定的。尤其是广大的中国人民，从来就不仇富。而且大都希望着不仅自己能富，也希望着别人不要穷。不嫌贫、善济贫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种传统的人文思想文化。为了不让乡亲们穷得过不下去，即使自己还不算富裕，也要穷帮穷，共渡难的佳话，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中断过，始终久经不衰。在这样的“不嫌贫、善济贫”的人文精神家园生活的中国人民，能产生仇富心理吗？能说仇富吗？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出于国家长远与全局战略的需要，在我们自己国家还千疮百孔，百废待举，相当落后贫穷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带领下，善良的中国人民不还是勒紧腰带，省吃俭用，无私地支援了非欧不少贫穷国家建设吗？对此，当时那代中国人民并没有只顾自己，见死不救，也没有喊怨叫屈，患得患失。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民的这种“不嫌贫、善济贫”的不仇富思想，不仅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丰碑，也为国际主义精神增添了一份厚重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
２、到底有哪些人在仇富？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划类区分，区别认识。
第一类——极少数嫉富的狭隘者。当然，我们不否认存在着一些狭隘的“红眼病”人，但是，这种人是极少数的，他们代表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对富的态度。这极少数的人们，确实存在着自己无能富，却因为羡慕而嫉妒别人富的情况，甚至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也不希望甚至妨碍别人去得到。这是极少数的狭隘者的狭隘行为。其实，就是这极少数人的这种狭隘心态与行为（民间叫“红眼病”），只是一种心胸的狭隘与无能者的嫉妒罢了，也还不能说就是仇富。对于这些目光短浅，心胸不广而又没有致富本事甚至懒惰的极少数人们，特别需要我们加强教育引导和有力扶持。要教育他们提高认识与境界，帮助他们增强致富本领，最终让他们也富起来，享受富裕生活的幸福。我们应当相信，一旦这些人们也富起来了，他们的“红眼病”，也就会好转起来并最终得到根治的。
然而，吴敬琏正是通过他只是从腐败者富了现实和从人民群众憎恶腐败的角度，狭隘地把人民群众的仇腐与少数人狭隘地仇富思想（也叫红眼病）机械地联系起来，再通过混淆两种不同的仇富态度，作了移花接木式的手脚。然后肆意扩大了这极少数人存在的狭隘的仇富心态的影响，污陷人民（他使用的是“公众”的说法）仇富罢了。这是他为其“仇富、仇腐论”，在第一个层面上的盗窃表现。
第二类——少部分新老坏分子仇视民富。真正“仇富”的决不广大人民群众，而是仇视人民的坏分子。一方面，这少部分坏分子中第一部分，实际上就是还没有改革好的顽固分子。他们及他们的“老财”思想观念，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完全地消灭怠净。因为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过去通过剥削人民所获取的利益被人民拿回去后，他们一直耿耿于怀，不甘之心并没有完全消除。也就是说，还有少部分旧社会的剥削者并没有通过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真正地把自己改革好走到人民的行例中来。因此，他们仇视人民之心还存在。所以，最仇人民富起来的，这一部分人是其中之一。
还有另一少部分，主要就是新生资产阶级意识分子。在这一部分新人中，也是有所区别的，有的是因为本来就小农意识严重，在特别的环境条件下而蜕变成了自私自利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而加入这一行例中去了的人。而更多的则是在改革开放后，完全地从惊叹到欣赏到崇拜到接受到彻底投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的。这后一种，不仅占了“另一部分”的大多数，而且占了“少部分”总量的绝对多数。这正是一些人分析的所谓中国已经产生了新的阶层和阶层分化的客观依据。实际上发生在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正是普通人民大众与这一些人之间存在的比较差距。然而，更加严重的问题是，这一新生阶层（实际上是一种新生资产阶级阶层）已经成为最大的中国社会问题，也已经成为最不愿意看到普通民众富起来的主要力量。
然而，吴敬却故意回避这一现实状况，用一个“普通富人”掩饰起来。这是他为其“仇富、仇腐论”，在第二个层面上在偷换主体上的盗窃表现。
他在文章有这样一段主体不清、表述也特别含混的话：“富人有靠勤劳、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把公众愤怒转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在这里，我不得不提问吴敬琏：你的“普通富人”，到底是指靠劳动、善经营致富者呢？还是指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者呢？你所说的“公众愤怒”，是指应该对哪种“普通富人”的愤怒才对呢？被你说成是“愤怒转移”的，又不应该转移到哪种“普通富人”身上呢？你是不是说，公众愤怒“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就会不利于民富，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如果你否认我对你的分析，那么，我就要再向你提问：“公众愤怒”的是“靠勤劳、善于经营致富的”“普通富人”吗？
第三类——绝大多数的人民仇的是不公与私有化下的“腐富”。在上述两类情况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仇腐大军是正义的人民，包括那些“靠勤劳、善于经营致富的”普通富人。这些人才是正解意义上的仇富的本质是仇腐的人。正义人民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先公后私的。一方面，他们靠勤劳、善于经营致富。另一方面，他们极力地赞赏和支持这种通过合法途径和忠实劳动富起来的普通富人；同样，我们也完全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那些为着自己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即吴敬琏所说的那些“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普通富人”，绝对不会仇腐。这些人最希望共产党及所领导的政府腐败透顶，因为只有那样，他们才能使自己的投机倒把、偷税漏税、假冒伪劣等一切不法行为矇混过关，从中渔利获取最大化的暴利。
可是，吴敬琏却含糊地使用了一个“普通富人”的概念后，又把“公众”与“普通富人”加以对立起来，并说“有人刻意”地“把公众愤怒转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作为结论性提出，这就很难不说其是在别有用心的混淆概念了。
总之，正义人民是不仇富的，但却仇“富”——腐富。因为，他们在那些所谓“普通富人”的腐富过程中，不仅只看到了腐败与垄断本身的肆意狰狞而憎恨满膛，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产生腐败与垄断的不公体制与私有化经济理论这只幕后黑手的吃人不吐渣的阴毒而义愤填膺。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民的仇“富”与仇腐，从本质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仇私有化与不公。因为是私有化培养了腐败与垄断，腐败与垄断又反过来助长了私有化，制造了不公，从而造成了贫富差距。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吴敬琏所说的仇富的本质是“仇腐”，根本就是个虚假的幌子。是利用机械的推理，在实际上就是盗用正义人民的仇富与仇腐之名的基础上，不仅在为那些“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所谓“普通富人”臆造脱词，更是在为私有化产生的腐败、垄断与不公而造成的贫富差距作竭力掩护罢了。
第三，吴敬琏的“我们的垄断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判断与结论，是自以为是的臆断与强加。
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的加强。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根本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自由和一切领域的自由竞争。
其实，吴敬琏在这里所说的自由竞争，实际上是想说自由市场的。但是，他知道，我们从一开始搞市场经济，强调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既有计划按比例，又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调节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决不是也不会更不能搞资本主义的那种完全靠市场进行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于是，他只好试图用自由竞争这个不直接涉及市场经济的概念，以达浑水摸鱼之功。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把自由竞争与行政权力对立起来用作判断“我们的垄断”这个结论的选项。本身就是刻意的。他实际上就是把国有经济包括国家通过必要的行政权力进行的经济宏观调控，认作了垄断。无非就是想通过绕个弯子办法，道出“是中国政府的有计划按比例和必要的通过政府行政权力进行宏观调控，制约阻碍了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经济。所以，才产生了腐败与垄断，造成了贫富差距”的话。你看，他是多么地狡猾。他不仅为腐败与垄断找到了“替罪羊”，也为自由竞争把责任开脱得干干净净。这正是他段话要表达的意思，也正是他这篇文章最重点的结论。
到这里，通过上述从一般意义上对吴敬琏“仇富、仇腐论”的分析评论，吴敬琏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我们完全可以有个大概的结论了吧。
然而，只认识到吴敬琏是一个唯心主义的经济学家还很不够。我们还必须弄清楚，他是谁的经济学家才行。否则，我们一不小心就还会让他的贼当的。我们不仅需要从一般意义上认清吴敬琏的“仇富仇腐论”的认识论上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还必须深刻认识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二、吴敬琏的“仇富、仇腐化”论，正是他为着造成“贫富差距”的实质性真实原因——私有化——作“刻意的”“目标转移”的竭力掩掩饰，是包藏祸心的
说穿了，吴敬琏就是一位热衷于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是，由于任何纯粹的经济学及其经济学家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家，无不有着明确的服务对象而存在，于是，就无不打上了阶级政治的铬印。所以，我们应该完整地称吴敬琏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
1、吴敬琏的“仇富仇腐论”是向党和政府的公开挑战。
吴敬琏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已经明确地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及所领导的政府，加紧了挑拨人民向党和政府发动攻势的步伐。他虽然仍然地以他的经济学理论和改革建言为“平台”与“抓手”，但是，实际上已经完全地脱掉了那个著名经济学家的外衣，其反动理论家及反动改革思想与路径设计目的已一目了然了。
吴敬琏的“腐败和垄断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仇富”的本质是“仇腐”。这是一个麻痹和欺骗人民的判断与结论。他口中说出的“仇富的本质是‘仇腐’”，已经是另有一番意味的，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仇“富”、仇腐，有着本质区别。是其依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歪曲客观事实及客观事实内部逻辑真实而别有用心的鼓噪，是其为着掩盖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制造贫富差距的幕后推手这一现实的歪理邪说。吴敬琏的“仇富、仇腐论”，是个阴谋鬼计，决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倾向问题。说白了，就是公开的“仇共产党论”“仇社会主义论”。他不过在一直利用其经济学家的特殊身份，借共产党实行改革政策求发展的机会，一方面，贩卖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一方面，实际上又在极力地掩盖其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本质、掩盖资产阶级政治精英借机推行资产阶级改革方案给中国所造成了的重重矛盾的现实，并尽其所能地转移制造贫富差距根本原因的矛盾，嫁祸于共产党及所领导的政府。
他的这个“仇富、仇腐论”，实际上就是向共产党及所领导的政府准确射出一棵杀伤力不可轻视的重磅炸弹。从不同网站的网民的跟评看，轰击效果威力不小，不少善良的人们已经被这棵炸弹震晕了。中高层一些领导者，也可能已经昏昏不知所以然了。更何况早有一帮子吴敬琏之徒，已经作为“精英”占居着一定的要位，掌握着一定的理论与舆论权。因此，如果不对其进行深入的揭露，阵亡的人们可能还会增加，中国的改革可能还会被这种人所左右拨不出泥脚。
从形式与本质的关系角度看，吴敬琏的“仇富、仇腐论”，是在通过敲中国改革出现了贫富差距这个不应该出现的现象的边鼓，通过他的歪曲事实的判断与结论，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共产党及所领导的政府的权力干涉了自由竞争，影响了“普遍民富”上去，然后通过削减甚至剥夺党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架空党与政府对国家经济、政治的领导地位。一言一敝之，吴敬琏的“仇富、仇腐论”，实际上，就是他的顽固反社会主义公有制，根本反对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政治体制祸心在巧妙包藏下的一次大公开。对此，我们不能不查，不能不觉，不能不防，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２、吴敬琏的“仇富仇腐论”是为掩盖其私有化经济理论的刻意目标转移。
当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分浊清。我认为这样的判断与结论才是客观的、准确的、正确的：私有化是制造贫富差距的罪魁祸手；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贫富分化的“幕后黑手”；私有化条件下的权力催生腐败与垄断继而成为贫富差距的有力帮凶。由于吴敬琏所信奉与贩卖的恰恰是这种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此，对于他的包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发生的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腐败与垄断的判断与结论在内的关于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看法，我们应当以批判的精神鉴别与借鉴。因为他的判断与结论是假的，是严重错误的、是反对的。是决不可信以为真的。
根据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际，因此，我认为，正确的判断与结论应当是，改革开放中存在的私有化问题，是导致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仇“富”的核心是仇腐富，仇腐的本质是仇私有化。这才符合发生在当前中国的“仇富”现象本质，也才是这种仇富与仇腐内在的正确逻辑反映。
腐败和垄断，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腐败与垄断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因为，私有化是产生垄断与腐败的根源。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生了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我们首先在经济领域，放松了国有经济成份及其点量的不断扩大与巩固，却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不坚强的情况下又过度地允许并发展了私有经济成份及其占量的扩大。在我们党和政府部门中的一些“干部”，所以胆敢不惜冒风险肆意利用公权力谋私，所以利用公权力搞行业垄断，也正是因为这些人已经满脑子是私人利益了，已经没有了社会主义意识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了。对此，我们必须要通过今后有改革进行纠正。对私有经济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控制，以此减少因为私有经济给人的思想带来的私有意识的加剧情形。对广大党员干部加强社会主义意识教育，从而使人们把人力、物力、心力，从追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中转到追求全民共有利益方向上来。
一句话，解决现在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除了在具体政策机制上作必要的技术调整外，纠正已经存在的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本质要求的、事关根本制度性质的私有化倾向问题，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经济根本制度，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然选择。这是长远之计、也是根本之计，对于缩短这种灾难影响，也是必须的当务之急。
总之，吴敬琏此论的目的已经很明确，就是鼓动加快经济领域的私有化进程，并寻求推进他所说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以与私有化经济相适应。他的这个思路的本质，就是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务必认清吴敬琏的反动本质，坚决批判与反对之。
[笔者特别尾注：第一，希望能够作为砖头抛出，引起更多真正有良心道德的关心中国改革、关心中国人民根本福祉的思想者、思想家，理论者、理论家（也包括吴敬琏先生等），对这个重大问题再作必要深入的思考。以利于党和政府今后更好地推进改革，利于人民大众共享发展成果。第二，本文如有不深不透的地方，也希望能够得到智者和资深者的批评指教，或者发表高见，以利于真正地找到、找对包括造成贫富差距主要原因是什么在内的影响中国改革成效的原因，为党和政府提出建议性意见，以利于推进改革，科学发展。第三，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改革理论到改革实践都需要一定的必要的讨论，包括民间民意。我们本着欢迎和支持正确意见的态度，集思广议，我们也需要且应当对错误的特别是反动的谬论作坚决的反对。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我们的改革事业真正向明道正，取得更大成效。决不能任由错误的特别是反动的主张成为左右动摇改革的绊脚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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