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药企业归真堂拟上市引发的公众对“活熊取胆”的关注持续升温发酵。从质疑到谴责，从中医药传统与文化到人与动物关系的讨论，这已不单是一个动物保护或医药问题，而演化为一个社会事件。但人们对此事件的了解绝大多数依赖于媒体传播的信息，公众情绪一度出现“一面倒”的倾向。
各类媒体在报道和评价该事件时是否秉持了公正、客观的立场？是否准确如实地运用了有关图像和文字资料？动物原料制成的天然药物应不应该、能不能够完全被人工合成的药物所取代？应该如何全面、深入地看待中医动物入药与动物保护的关系？针对这些疑问，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医药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专家，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平衡报道新闻的原则，从技术、伦理、决策管理等多个角度探讨该事件。专家们认为，社会上存在不同认识是很正常且有益的，但此次事件的发起者以爱护动物为由，以攻击合法养殖黑熊、取用熊胆汁的国内养殖企业为切入点，声称最终目的是取缔该行业，对国内外与药物有关的动物利用问题实际上采取的是双重标准。而不少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在宣传上使用了一些不全面也不完全准确的信息，混淆了人们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公众对中医动物入药的认识。
“活熊取胆”的表述误导公众
2月中旬，某非政府组织致信证监会反对归真堂上市，72位社会知名人士声援支持，迅速引起公众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德国 《图片报》、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纷纷转载、报道，指责“活熊取胆”行为，呼吁中国将其取缔，进而质疑中国传统中医药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国内部分媒体也纷纷报道此事，指责企业虐待动物，主张采用人工合成产品代替天然熊胆汁制品。
事实上，国外一些极端动物权利保护组织利用媒体、择机向中医药的动物原料利用问题发难，已有历史。在我国申奥期间就曾发生过一次比较典型的事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执行组长陈其广指出，在此次讨论是否应该养熊取用胆汁来做药的问题时，不少参与者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反思人与自然包括动物关系的时代。减少人为化学污染、营造绿色有机的生态环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北京农学院教授谢仲权介绍说，对人工化学合成的物质，自然界的植物、动物乃至人类都不易识别、消化、降解，更不能循环再生，最终对自然环境和人类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我们不应该提倡用人工化学制品来取代天然物品，而是要积极合理地平衡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关系，这才是实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应考虑的关键方法和手段。以天然植物、动物和矿物为原料的传统中药，和以人工化学合成物为主的现代西药，都是治病救人的，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可替代关系，但由此也产生了一定的利益竞争关系。简单地主张取缔中药用动物原料的养殖和制取行业，既与回归自然的大趋势不一致，客观上也存在压制、压缩中医药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后果。那么，为何此次国内舆论如此激昂？果真如西方媒体所称，仅仅是因为“中国人的动物权利保护意识增强了”么？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的动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这无疑是人类认识的进步。但是，在此事件中，国内一些媒体和人士主观上也许是为了推动动物保护工作，却掺杂了一些不够理性客观、情绪化和片面的报道和评介，客观上误导了公众。”陈其广列举了三方面的例子加以说明，希望公众能够冷静、理智地来讨论有关问题。
第一，最直观的问题是，使用敏感词汇误导公众情感。如在报道时，媒体普遍采纳了某国际性组织使用的“活熊取胆”表述，给公众造成“从活熊身上直接获取器官”的第一印象；而事实上，这里的“熊”是人工养殖的，而非野外生存的，“胆”也不是动物器官，而是其滋长的体液，因此准确概念应是“养熊取用胆汁”。
第二，把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行为主体的相关图像、视频资料随意组合，误导公众。网络上、电视中的一些图片和视频，把十几年前的或个别小规模养殖户的资料不加明确解释地反复编播，使公众误以为这就是所有养熊企业虐待动物的普遍现状。国内某重要电视媒体甚至在归真堂养熊场对媒体开放参观后当日播出的节目中，仍然将不相干养熊场的画面插入其中并对归真堂加以评述，结果引起企业对媒体公正性的严重质疑。
第三，以偏概全，模糊非法与合法的界线。目前，获取活熊胆汁先后经历了三代技术，分别是杀熊取胆、插管挂袋穿“铁马甲”和“无管引流”。目前，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必须用第三代技术（即“无管引流”）。公众看到的图像资料主要是已淘汰的第二代技术，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却大都未给予说明。
媒体应客观、全面报道理性引导社会公众
长期以来，西方在对待相关问题时往往采用双重标准。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医药相关问题方面也不例外。抛开对“活熊取胆”事件本身种种问题的争议，就此事件引发的舆论来看，媒体在对待社会事件时，应坚持怎样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说：“跨文化对话中，媒体要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和认知，不能采用双重标准，也不能‘政治化’或‘泛化’。”
有网友表示，国内部分媒体在报道“活熊取胆”事件中，目光聚焦在对待黑熊的恶劣态度上，以残忍图片吸引眼球，存在受西方媒体影响之嫌，片面强调动物保护主义。对此，史安斌强调：“媒体在报道中国公众‘动物权益’意识的问题时，要秉承客观、公正的原则，不要唯西方马首是瞻，应引导公众结合中国的文化进行理性的讨论。如果以西方的标准为唯一的标准，就会出现片面否定中医药的倾向。另外，渲染‘下跪’、‘哭诉’等细节追求眼球效应，导致公众对‘真问题’的忽视，这是媒体应当避免的倾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蔡雯认为，按照传播学框架理论，编辑记者对事件的认识，会影响其对事件的判断，从而影响新闻报道角度和倾向，这是无法彻底避免的。但是，从专业角度讲，大众传媒尤其是主流媒体和社会知名人士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最基本的功能是准确获取与传递客观信息，在报道时，应该尽量做到平衡性报道，把公众对事件的不同观点全面展现，让公众自己通过客观全面的信息去作判断，而不是以自身的好恶感觉来引导公众作判断。
尊重文化多样性 传承中医药文化
此次“活熊取胆”事件中，能否用人工熊胆或相关人工制品完全代替天然熊胆，成为争议焦点之一。事实上，西方舆论在攻击动物原料入药的中医药传统时，一个重要砝码便是打着保护动物的旗号，大力鼓吹用人工合成药物取代天然药物，其背后隐藏的是对中国中医药传统文化的敌视和抵制，是对巨大的中国医药市场的觊觎。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周超凡介绍，天然药材成分复杂，治疗疾病的范围很广，毒副作用相对较小。而人工合成药物成分较为单一，治疗范围也相对较小，不可能与天然药物完全等效。以熊胆为例，引流天然胆汁制成的熊胆粉是一个综合品，至少含五大类成分，有胆酸类、胆固醇类、脂肪酸类、氨基酸类、微量元素类，具体包含几十种到上百种化学成分。而目前获准在中国销售的意大利、德国、韩国的人工合成药品是熊去氧胆酸，仅仅只是胆酸类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而已。天然熊胆粉，除了和熊去氧胆酸一样可以治疗同样疾病之外，还可预防肝胆肿瘤，对降脂、降糖等代谢综合征也有一定作用，这些都是熊去氧胆酸所不具备的。
长久以来，“中医存废”的争论不断在国人耳畔回响，但历史实践不断表明：中医药在预防、克服疾病、灾难等对民众身心健康造成的危害，确保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方面作出了长远、卓越的贡献。受访专家表示，中医药秉承“天人合一”、取法自然的原则，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的医药学知识与技能财富。中医药不仅具有医学和自然科学的属性，也是人文和科学的统一。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合理利用动物资源、尽可能关注动物福利的同时，也完全应该尊重文化多样性，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传统。
人与自然：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保护与利用的协调
近年来，国际医药学界兴起一股“自然”风潮，现代西方主流医学纷纷转向传统医药寻求帮助；国内回归自然的主张和行动也逐渐增多。中医药学理论和实践中所蕴藏的关于生命的哲学观，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活熊取胆”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关于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陈其广强调，人应该回归自然，而不是背离自然。人在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中，应该遵循“四个合理”的原则，即合理的用途、合理的技术方法、合理的产品质量标准、合理的使用规模。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利用需要更好地保护，而不是片面强调保护、否定利用。
10年前，国际上也曾兴起过极端动物权利保护主义，认为人与动物是完全平等的生命，人类中心主义是落后的价值观，宣扬“物种权高于人权”，采取很多过激行为来保护动物。但事实上，保护动物与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并不是绝对的矛盾对立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陈先达进一步阐释了这一哲学命题，他认为，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是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我们应据此原则从哲学和科学技术不同层面深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探求最合理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方式。不能把完全属于人类社会的范畴，如平等、权利、人道主义，无区别地泛化、滥加在动物和植物身上，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应该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不能片面地强调一面。（2012年03月05日）
附文：动物药难用化学药完全替代
关于“活熊取胆”事件，媒体议论纷纷。首先我建议媒体不要再用“活熊取胆”这个词，容易引起误解。同时，是否用动物药材，应基于对人类身命健康是否具有必要性来考虑，在此基础上要尽量做好动物保护工作，尊重动物在地球上的生存权。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首先要保证人的身体健康，否则，谈不上人和动物和谐相处。
曾经有哲学家讲，人是最残酷的动物，因为他猎杀其他动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动物是必须的，保护动物的行为也应当是被尊重的。但是，为了人类健康，采取养殖的办法，尽可能以最小的创伤来获取药材，与资料显示的全球每年宰杀1亿头猪相比，并不是恶意伤害。
目前，我国中医用药的主体是草药，但也离不开动物药。中医在寻找动物药代替品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曾经试着用黄连、黄芩、黄柏代替熊胆汁，但临床效果不好。事实证明，每种药材都有其特定功效，一些动物药的奇特功效，无法用草药、人工合成化学物来代替。
从中医学角度讲，中药材中的动物药是必要的。现在动物药药源枯竭，采用人工养殖方法来补救，也是必要的。这个“必要”，取决于两个条件。
一是临床上有效或有特殊用途。事实证明，几千年来，很多动物药是临床治疗中不可或缺的，具有奇效。例如，我国脑血管疾病脑卒中患者越来越多，在治疗中，主要用药是安宫牛黄丸，目前用其他药物无法代替它的疗效，虽然天然牛黄比人工合成牛黄价格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但是社会需求量仍很大。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中，会出现口干舌燥、嗓子疼痛、目赤等热毒伤阴的副作用，西医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中医可用滋阴药物加上熊胆清热解毒药来治疗，效果较好；用黄连、黄芪等清热解毒的草药代替，效果较差，对肝胆郁热的患者则往往无效。再比如，用犀角或羚羊角治疗儿童发热、抽风有效，但该药品现在被禁止使用，只能大量使用抗菌素，造成病人耐药性增强，抗菌素越用越高级，越用越贵，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很不利。很多名贵中药在临床上的奇效，用现代医学理论难以解释，很神奇。
二是符合中医理论，遵循中医传统用药。中医理论采用系统整体思维，药物的整体效用也可在此体现。黄连、人参和黄芪的主要成分分别是小檗硷、人参皂甙和黄芪皂甙，人们用这些药物的主要成分来代替其本身，疗效大打折扣。西药大多作用于单一环节，中药则是很多成分、多个环节综合作用，不是某一个化学成分所能替代的。用去氧熊胆酸一个成分代替整个熊胆汁，是不全面的。
除此之外，还应考虑老百姓的意愿。民族医药有三个特点，即拥有悠久的历史、有较完整的理论和历史文献、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病人对中医药有需求，有的病人只愿意看中医，不愿意看西医，不能硬是用化学合成物来代替天然药材。上世纪70年代，我到太行山区防治食道癌，当地人更愿意选择中医药来防治，当地中医也对治疗食道癌很有经验，可以缓解症状、延长寿命。
事实上，西方有很多人来中国寻中医，说明他们是相信中医的。西方也在不断寻找替代医学，也用动植物入药。印度、韩国等很多国家都有与中医相似的植物医药文化，一些国家从北极地区猎杀大量雄性海豹，采集其生殖器官入药，治疗肾虚等。因此，中西方医学存在一些共同点。对于“活熊取胆”事件中涉及的中西医博弈的讨论，我认为，我国应加大对中医的宣传力度，让西方了解中医可以治疗很多西医治疗中有毒副作用的疾病，了解其对维护生活质量、顾全整体、延长寿命、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同时，期待中医法的出台，更好地指导和规范中医行业、中医药市场，提升中医形象，促进中医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霍文琦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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