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见政治家也讲人格？似乎许多政治家不讲人格？兴许吧。
美国有一则关于政治家的笑话《丘吉尔论政治家》说：一天，有人问英国首相丘吉尔，做个政治家要有什么条件。丘吉尔回答说：“政治家要能预言明日、下月、来年及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个人又问：“假如到时候预言的事情未实现，那怎么办？”丘吉尔说：“那就要再说出一个理由来。”
编造理由蒙骗大众以达私利，似乎就是政治家必备的“人格”。
兴许中国的政治家具有中国特色，并非如此。他们的祖师爷孔圣人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很早就把“信”与“忠”当为政治家最重要之人格来推崇。
但事实并非如此，难怪《孔子的信与不“信”》的杂文嘲笑到：“在‘信’的问题上，与堂而皇之的空洞说教相比，孔子在对具体问题的评判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双重’道德标准。”“在‘信’的问题上，子贡总是与孔子过不去，他总是要与孔子理论理论。在《论语·宪问》篇中，有这样一段子贡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很有点意思。这次，子贡是从‘仁’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子贡说：‘管仲非仁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在这里，子贡对管仲先以公子纠为主子，桓公杀公子纠后，不仅不为公子纠尽忠报仇，反而又认桓公为主子的行为颇有微词，隐含着指责管仲是个贪生怕死、追求富贵的小人。但孔子却对管仲的评价极高，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意思是说，如果管仲只知为公子纠尽忠报仇，而没有匡扶天下、造福百姓的宏图大志和伟业，则只不过是‘匹夫匹妇’的行为，根本不值得赞扬。并在与子路的一次谈话中，孔子更直截了当地赞赏管仲因为‘不以兵车’‘九合诸侯’（宪问篇）而可以称之为仁人。”
一句话，政治家能够成就霸业这样的政绩，即使是不忠不信也毫不在乎。西方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坦言：“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即只要目的正当，所有的邪恶手段也都是正当的。这就是伟大政治家的所谓“政治家人格”。只不过听起来有点别扭，还不如称之为政治家的智慧来得顺耳。
鲁迅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对三国演义中政治家的人格很不以为然。现代智者则不然，他们看中的是政治家的智慧而非人格。
大师易中天品三国，曰：曹操这手做得实在是聪明，聪明在什么地方呢？他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就是他说的那个情况，那么既然是那样一个情况，当时秘密和袁绍有来往的，肯定不是一个小数，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弄不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这些人你都清算，你清算不了，既然清算不了，不如干脆不清算，我不但不清算，我连把柄我都不拿在手里，我当着你的面我没有拆封，我没有看，我不知道有谁在勾结袁绍，我现在把证据全部烧毁，大家放心好了，只要以后你跟着我曹某人，忠心耿耿，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人情做到底了。曹操很清楚，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当中，有些时候是要装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的天下，所以叫做老白姓有句话说“不哑不聋不做阿公”，有时候就是要装聋作哑。洞悉人心、洞察人性已经不容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更不容易，更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方说他销毁这些证据，他奖励他手下的将领，他给自己的缺点错误做检讨，他感谢那些给他提意见的人，他做这些所有事情的时候，他做得坦诚，大气，自然，实在，一点没有装腔作势的样子，这就太难了。
政治家首重忠信吗？非也，首重政治权术——这不好听，还是说“政治智慧”为好。一个人格高尚的政治家，何止是要“伪”，而且要“伪”得“坦诚，大气，自然，实在，一点没有装腔作势的样子”。《红楼梦》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厚黑学》曰：“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臻于此境，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锐不可当、所向披靡。”官家无尚智慧，政治家至高人格是也。
官家无尚智慧，政治家至高人格，在中国不乏其人。先有伟大政治家曰：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尔后先富吃后富，共同富不起来，则可以“再说出一个理由来”：亿万财富是一种富，生活比以前好一点也是一种富，这也就共同富裕了。不是吗？以前，在刘少奇的得力干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的吴芝圃同志治下，信阳地区就俄死了百万农民，那实在穷，贫穷的社会主义啊！如今好多了，在“改开”先锋之深圳，富士康给了数以万计的农民工活路，拢共才跳楼13个，不是比以前好多了？这也该算富起来了！后有，信誓旦旦说不搞私有化。不过国务院研究院伙同“世行”来敦促北京搞国企商业化，商业化的最好办法就是私有化。原本只写英文，愚民不懂，不幸臭知识分子给翻译了，才露了馅。于是“再说出一个理由来”：那是人家“世行”的建议，做不做看中国自己，改革一定坚持到底。到哪个底还得由政治家说了算。这里面充满政治家的智慧，也就是政治家的伟大人格。事实胜于雄辩，不服不行啊！
用“政治家智慧”替代“政治家人格”行得通吗？当然行得通。有历史经验为证：“中国没有妓女”政治家信誓旦旦保证。如今妓女盛产于中国大地，那怎么办？伟大的政治家丘吉尔说：“那就要再说出一个理由来。”于是，一个理由就说出来了：中国没有妓女，只有“性工”或者“失足妇女”。为了使之合理合法，于是又有了“性工用自己的身体服务他人而获得劳动报酬，比穷鬼光荣高尚”之说，还有了人大代表“卖淫合法化”的提案。一旦提案变成法律，“性工”就是合法的职业分工，中国还是没有非法卖淫的妓女嘛！还有更成功者，那就是“国企”替代“公企”，“民企”替代“私企”，于是颠覆了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的宗旨，全面私有化，在全球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大局之下，资本主义在中国走向盛世。终于通钢产业工人一声断喝，不许搞私有化，于是又有了国企“低效率”、“垄断”，因而必须“商业化”的新理由。完美至极的理由啊！可见中国的政治家智慧，不，应该是政治家的人格远高于西方的伟大政治家丘吉尔。于是中国的Ｑ们又一次比发现了西方的足球源于中国还要兴奋！原来美国的“双重标准”“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等等政治家人格都源于中国！伟大啊，圣人的中国！
如此政治家人格，千万不能与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人格两相比较；千万不能与“朱德的扁担”的故事所展现的政治家也保持着老实人、普通劳动者本色的伟大人格两相比较。于是很有必要把此等内容逐出教科书。这非常明智。“甘为孺子牛”太不人道；在高智能的现代，“老实人”本是低智商的别名；在科技创造价值的现代，“普通劳动者”不过是一群垃圾人口。人们的思想由此得以解放，于是盛世也就光顾中国了。
在封建伟业纵横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家的人格修养功力深厚。如今人民的政治家也开始重视其政治家人格来了，这未必不是好事。人民群众也就被允许对政治家的人格品头论足了。以无耻当能干的政治家智慧或许会因此而成为过街老鼠。或许这也是算是历史的进步吧，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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