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新成员“国际味儿”？——警惕中国的“芝加哥男孩”
【按】：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求学者。他们俨然已经成为了后进国家学术的风向标，而后进国家也欣然接受美国的学术规范、思想观点以及话语体系。然而，美国著名大学背后都有各种基金和奖学金的背景。据美国作家马克·佩里《美国中央情报局秘闻》一书：自本世纪以来，美国情报机构在一些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加紧特工组织的发展工作，他们有计划地每年在中国政府机关、经济、文教、宣传部门邀请一些对国家决策有影响力或潜在影响力的人士访美或赴美学习考察。（ http://www.mshw.org/theory/politics/2011-10-28/5742.html ）
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王绍光：中央情报局和文化冷战 http://www.m4.cn/space/1153965_2.shtml）
而这些后进国家的求学者就这样带着服从美国财团、基金会利益的学术观点回国，并且有些还担任着关键职务，对后进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加拿大学者克莱恩著写的《休克主义》就描述了在美国巨头主导，后进国家内部有人配合的情况下，以激烈手段彻底实行自由市场及私有化政策，带来的不是“短期阵痛”后富裕的新世界，而是广大民众的悲惨处境。这其中著名的例子就是上世纪70年代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
附文三所讲述的就是在美国深造后回国的“芝加哥男孩”因激烈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产生了深重灾难。这些口头上赞同自由市场的“芝加哥男孩”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不惜支持军事政变和独裁，由此“独裁统治将证明是更好的搭档”。而他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却使国内大量人口失业，本地企业关门，饥馑四处蔓延。可是这些“芝加哥男孩”仍然辩称，“问题并非出在他们的理论，而是执行得不够严格。经济未能自动矫正并恢复和谐的平衡，是因为经过近半世纪的政府干预，仍然残留许多‘扭曲’。如果实验要成功，皮诺切特必须去除这些扭曲--削减更多支出、进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执行”。由此，智利国家更加深化了灾难。
近期国务院批复同意了央行调整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请示，钱颖一、陈雨露、宋国青三位学者入选新一届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周其仁、夏斌、李稻葵将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新成员明显比上一届更显美国背景，而上一届中，暂时来看，只有周其仁是明显地偏向西方与资本利益的经济学者，另外两位或是土鳖或是气质偏向技术官僚。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等网站查找相关文章以了解其观点主张。
新成员中，宋国青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生。在由福特基金会资金资助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17年。提出了一些观点，如“从合理性的角度考虑，目前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是必要的”，“汇率和利率过于稳定是导致经济大幅波动的重要原因”。
陈雨露则是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的高级访问学者。该基金会一般由美国前国务卿担任主席，其宗旨是在全球范围挑选并资助培养有潜力的高层领导者。
钱颖一则是在美国若干重要大学都转了一圈，观点诸如“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就在于不断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今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更加需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反对单一渐近式说法, 坚持渐进与激进并行的观点”。
笔者搜集这些材料，根本不打算给这些新成员以所谓定性的结论，只是美帝国主义的忘我之心保持应有的警惕。最根本的仍然是新成员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笔者并未对其政策主张有深入的研究，如果新成员的接下来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均符合这三个有利于，并经得起人民和网友的检验的话，笔者自动放弃此文观点。
附文一二都是公开的报道，从中可以找出其背后的某些联系。感兴趣的读者还可进一步搜集相关材料。
附文一：钱颖一等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分析称透露出“国际味儿”
附文二：钱颖一、宋国青、陈雨露与上一届委员周其仁、夏斌、李稻葵简历
附文三：灾难资本主义在智利的兴起
附文一：钱颖一等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分析称透露出“国际味儿”
据中国政府网昨天披露，国务院近期批复同意了央行调整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请示，钱颖一、陈雨露、宋国青三位学者入选新一届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周其仁、夏斌、李稻葵将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立于1997年，其职责是：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等重大事项，并提出建议。货币政策委员会虽不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但其由于常常会在公开场合发表观点、和百姓互动，因此有着特殊的“桥梁作用”。
三人分别来自清华、北大、人大
自2010年3月开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打破以往设置一位专家委员的惯例，周其仁、夏斌、李稻葵三位学者同时出现在央行智囊团。
此次换届，继续沿用三位专家委员的结构。入选的三人来自国内三所知名大学，钱颖一现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陈雨露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宋国青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陈雨露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专家，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也主讲国际金融学科。宋国青被认为是产学研的代表，今年2月底曾公开表示，目前货币政策过紧，应该松一松。钱颖一更多的研究集中在经济转轨中货币政策作用上。
分析称透露出“国际味儿”
三位学者均具有海外留学经历。钱颖一曾留学美国，并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宋国青在国家体改委从事宏观经济研究3年后前往美国求学。陈雨露则是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是美国国际交流基金中影响最大的机构之一，是以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命名的非赢利组织，基金会主席一般由美国前国务卿担任。基辛格前国务卿曾长期担任该组织主席，现任主席为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该组织设立于1953年，其宗旨是在全球范围挑选并资助培养有潜力的高层领导者，促进他们与美国高层人士之间开展互动与交流。到目前为止，在接受艾森豪威尔威尔基金资助的全部970名学员中，出了2名国家元首、40名内阁成员、50名高等法官，还有不少大使和大学校长。从1987年至今，中国已有46位学者通过该基金会到美国深造，其中许多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北京大学、中国预防医学研究院、中国日报、外交部、军事科学院和中国电信等单位担任高级职务。 摘自《圣路易时报》： http://www.scanews.com/2006/11/s847/84704/ 】高级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
“这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罕见地引入国际金融研究领域的学者，跟中国国际地位、金融市场开放有关系。国际味儿是新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透露出的信号。”业内人士表示。
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不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此前每届都有一位外部金融专家委员，委员会共有15名成员，除学者外，其他成员为国务院或部委官员。
附文二：钱颖一、宋国青、陈雨露与上一届委员周其仁、夏斌、李稻葵简历
摘自百度百科
宋国青
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兼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发部总经济师，高华证券特别顾问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之一。
学历：北京大学地质学学士，芝加哥大学博士候选人。
1982--1985，中国社科院从事农业经济研究。
1985--1988，国家体改委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1988--1991，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
1991--1995，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生。
1995年9月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支持下，由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借助福特基金会资金创办于1994年8月，是集研究、教学和培训于一体的学术机构，是北京大学进行教学和科研体制改革的一种新探索。——摘自网易财经： http://money.163.com/09/0201/15/51313KST00252G50_5.html 】任教。
201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表示，经国务院领导同意，同意宋国青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钱颖一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世界经济学联合会(IEA)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理事会理事、亚太商学院联合会(AAPBS)理事会理事、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EQUIS认证评审委员会委员。
1961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
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专业
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
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
1984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
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0年至1999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1999年至2001年任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
2001年至今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2006年起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陈雨露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荷兰提尔堡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兼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1989年1月至1992年6月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教师；
1992年7月至1993年1月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系主任助理、讲师；
1993年2月至1997年4月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副系主任、副教授；
1997年5月至2002年1月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2002年1月至2005年5月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2005年5月至2010年3月，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2010年3月至2011年11月，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2010年8月26日当选为全国青联副主席。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经中国共产党教育部党组研究并与中共北京市委商得一致，任命陈雨露同志为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委员、常委。
2011年11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201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表示，经国务院领导同意，同意陈雨露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周其仁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
2011年1月，周其仁担任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法人代表。
201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表示，经国务院领导同意，同意周其仁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夏斌（土鳖）
1978年至1981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宣传处、干部教育处工作。
1984年金融黄埔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毕业。
1985年至1987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1987年至199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主任。
1993年2月调入中国证监会，担任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
1993年7月至1995年，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1996年至1998年8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98年8月至2002年9月，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
2002年9月至今，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1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表示，夏斌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1]
李稻葵
1985年至1986年为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访问学者。
1992年至1999年任美国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7年至1998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
1999年至2004年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并任该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0年3月30日 下午，央行召开2010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李稻葵和周其仁、夏斌三位成为新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2011年9月挂职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挂职至2012年12月)
附文三：灾难资本主义在智利的兴起
摘自《休克主义》
1947年，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瑞士朝圣山，与一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成立朝圣山学会（MontPelerinSociety），当时政府应该放任企业统治世界的想法还不被多数人接受。在1950年代的美国，私人取得这类财富还得等几十年后才发生。即使是坚贞的共和党人如白宫里的艾森豪威尔，都不可能采取像芝加哥学派主张的激进右倾政策--公共服务和劳工保护仍然大受欢迎，而艾森豪威尔也想寻求连任。虽然他对扭转国内的凯恩斯主义毫无兴趣，但对以迅速而激烈的行动打击海外的发展主义却十分热衷。芝加哥大学日后就在这个运动扮演了关键角色。
艾森豪威尔1953年上任时，伊朗总统摩萨德（MohammadMossadegh）是一位发展主义者，印度尼西亚也在愈来愈野心勃勃的苏加诺手中，他倡言结合所有第三世界的国家主义政府，形成一个超级强权，以便与西方和苏联集团分庭抗礼。美国国务院特别关心的是，拉丁美洲南锥的国家主义经济体愈来愈成功。在全球一大部分国家向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靠拢的年代，发展主义者提议的“进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on）其实是相当中道的路线。不过，拉丁美洲应该推动自己的新政这个构想，却招致强力的反对。拉丁美洲的封建地主对旧体系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坐拥丰厚的利润，并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贫困农民可用于农场和矿坑。他们愤恨地看着获利被导向发展其他产业，他们的工人要求土地重新分配，而政府则压抑他们的谷物价格以使人人买得起。在拉丁美洲做生意的美国与欧洲企业，开始对他们的政府表达类似的抱怨：他们的产品被阻挡在边界，工人要求加薪，以及最令他们警觉的是，要求把外国人拥有的矿场、银行等产业收归国有，以实现拉丁美洲经济独立梦想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这些企业利益的压力下，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圈兴起一个运动，试图把发展主义政府拉进冷战的二分逻辑中。这些鹰派警告，别被温和、民主的外表愚弄，第三世界国家主义是步上极权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应该防患于未然。这套理论的两位主要倡议者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和他的兄弟、担任刚创立的中情局头子的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在担任公职前，两兄弟曾在声名卓著的苏利文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工作，曾代表许多受发展主义影响最大的公司，如摩根大通（J。P。Morgan）、国际镍矿公司、古巴蔗糖公司，以及联合水果公司。杜勒斯兄弟上台后立即采取行动：在1953年和1954年，中情局策动最早的两次军事政变，都针对较倾向凯恩斯而非斯大林的第三世界政府。
彻底铲除在南锥扎根较深的发展主义，则是远为艰巨的挑战。1953年两位美国人在智利圣地亚哥会面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一位是美国国际合作署（ICA，这个机构后来改制为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智利部主任帕特森（AlbionPatterson），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帕特森愈来愈担心普雷比施和其他拉丁美洲的“粉红”经济学家。他对一位同僚强调：“我们必须改变这些人造成的影响，导正他们极其恶劣的教育。”这个目标与舒尔兹的信念一拍即合，他相信美国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战上做得不够。“美国必须整顿在海外的经济计划……我们希望（贫穷国家）借与我们建立关系来达成它们的经济救赎，并以我们的方式来达成它们的经济发展。”他说。
两个人拟出的计划最后把国家中央式经济体的温床圣地亚哥，转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最先进自由市场的实验场，带给弗里德曼梦寐以求的东西：一个用来测试他的宝贝理论的国家。原始的计划很单纯：美国政府将付钱让智利学生学习经济学，地点就在当时被视为全世界反“粉红”最狂热的学校--芝加哥大学。舒尔兹和他在大学里的同僚也获得经费前往圣地亚哥，主持智利经济的研究，并以芝加哥学派的基本教义训练学生与教授。
这个计划与当时众多资助拉丁美洲学生的美国训练计划，最大不同之处是它毫不遮掩的意识形态性质。美国国务院选择芝加哥大学训练智利人，这所学校的教授狂热地想不顾一切追求近乎无政府体制，如此等于是在对抗发展主义的战争中发射一枚炮弹，告诉智利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他们的精英学生应该和不应该学习什么思想。由于美国已如此赤裸地干涉拉丁美洲事务，所以当帕特森找上智利最高学府智利大学的校长，提议出资赞助交换学生计划时，遭到校长一口拒绝。校长表示，学校必须能参与决定由谁在美国训练他的学生，他才愿意参与计划。帕特森转而接洽较不知名的智利天主教大学，一所远为保守且没有经济学系的学校。天主教大学立即接受提议，于是华盛顿和芝加哥大学所谓的“智利计划”就此诞生。
芝加哥大学的舒尔兹解释，为什么这个计划不对所有智利学生开放，而只提供给经过选择的少数人，他说：“我们的目的是竞争，而非合作。”这种好战姿态从一开始就很已明白表达：智利计划的目标是制造意识形态战士，以便赢得对抗拉丁美洲“粉红”经济学家的思想战。
计划在1956年正式执行，有100名智利学生从1957年到1970年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深造学位，由美国纳税人和美国的基金会支付他们的学费和开销。在1965年，这项计划扩充到接受遍及拉丁美洲的学生，参与人数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扩充计划的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并且促成芝加哥大学成立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在这个计划下，随时有40到50位拉丁美洲人攻读研究生层次的经济学--约占该学系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的同类计划中，拉丁美洲学生只有四到五名。这是令人惊讶的成就：在短短十年间，极度保守的芝加哥大学，已变成拉丁美洲人海外攻读经济学的首选地点，而这也决定了该地区未来数十年的历史轨迹。
灌输芝加哥学派正统思想给这批访问学生，变成了学系急迫的事务。主持计划并负责让这些拉丁美洲人宾至如归的人是哈伯格，一位穿着老式狩猎装的经济学家，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娶了智利人为妻，并形容自己是“极为虔诚的传道士”。当智利学生纷纷抵达，哈伯格特别设立了一个“智利研讨会”，让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针对南美国家的问题提出他们充满意识形态的诊断--然后提供如何矫正问题的科学处方。
“突然间，智利和它的经济变成经济学系每天的话题。”1950年代在弗里德曼门下求学、但后来变成世界知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法兰克（AndruGunderFrank）回忆说。智利的所有政策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寻找缺点：它细密的社会福利网、保护国有产业、贸易障碍，以及控制价格等。学生被教导鄙视这些减轻贫穷的做法，其中有许多人的博士论文就是解剖拉丁美洲发展主义的愚昧。法兰克回忆说，哈伯格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常造访圣地亚哥，每次回来就会严词抨击智利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全拉丁美洲最完善的--是“寅吃卯粮的荒谬尝试”。
在福特基金会里，有人对资助如此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计划感到不安。部分人指出，被邀请来向芝加哥大学学生演说的拉丁美洲演讲人，都局限于该计划的校友。“虽然这些努力的质量和影响性不容否认，其狭隘的意识形态却是严重的缺憾。”福特基金会的拉丁美洲专家裴易尔（JeffreyPuryear）在内部评论中写道，“只能接触单一的观点，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种检讨未能阻止福特继续资助该计划。
当第一批智利人从芝加哥返国时，借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经济学家萨菲亚图（MarioZafiartu）的说法：他们“甚至比弗里德曼还弗里德曼”。许多人在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担任教授，很快将该学系转变成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小芝加哥学派--采用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英文教科书、同样死硬地宣称教导的是“纯粹”而“科学”的知识。到1963年，该学院13位全职教授中，有12位是芝加哥大学计划的毕业生，且第一位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deCastro）被聘为系主任。新的智利学生不需要离乡背井跑到美国--数百名学生可以在母国接受芝加哥学派的教育。
受过这个计划洗礼的学生，不管是在芝加哥或圣地亚哥分店，在南美地区都被称作“芝加哥男孩”。在美国国际发展署加码资助下，智利的芝加哥男孩变成狂热的区域大使，宣扬在拉丁美洲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思想，奔走于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等国，并设立更多芝加哥大学的分店--借用一位智利毕业生的话--以便“把这种知识散播到拉丁美洲各地，对抗阻碍自由并助长贫穷与落后的意识形态”。
1990年代的智利外交部长华狄斯（GabrielValdes），形容以芝加哥学派的正统信仰训练数百名智利经济学家，是“有组织地从美国移植意识形态，到一个受其直接影响的国家的鲜明例子……这个1950年代制订的计划对智利人施予教育，目的在于影响智利人经济思想的发展”。他指出：“他们引进智利社会的思想是全新的，是’思想市场‘上前所未见的观念。”
以一种思想帝国主义的形式而言，它称得上无耻。不过，有一个问题：它不管用。1957年芝加哥大学在给国务院资助者的报告上说，“该计划的核心目的”是训练一代的学生，“使他们变成智利经济事务的思想领导者”。但那些芝加哥男孩并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带向光明--事实上，这些国家落在后面。
在60年代初期，南锥的主要经济辩论并非放任资本主义对抗发展主义，而是如何把发展主义带向下一阶段。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大规模国有化和激进的土地改革；温和派认为关键在于拉丁美洲国家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目标是把该地区转变成强大的贸易集团，与欧洲和北美并立。在南锥的投票所和街上，这些国家迅速靠向左边。
1962年，巴西在古拉特（JoaoGoulart）总统带领下，明确地往这个方向迈进。这位经济国家主义者致力于土地重分配、提高工资，并实施一套大胆的计划，强迫外国跨国公司再投资一定比率的获利到巴西经济，而不能带出巴西并分配给纽约和伦敦的股东。在阿根廷，军事政府禁止庇隆的政党竞选，企图封杀类似巴西的要求，但这些作为只有激化年青一代的庇隆追随者。
在芝加哥学派实验的中心智利，思想战的挫败最为明显。到1970年那次改写智利历史的选举时，这个国家已经向左靠拢到三个主要政党都支持把该国最大的收入来源收归国有：由美国大矿业公司控制的铜矿。换句话说，昂贵的智利计划已彻底失败。在这场意识形态战士向左派敌人发动的思想战争，芝加哥男孩未能达成任务。不但经济辩论继续向左倾，而且芝加哥男孩沦落到十分边缘，甚至在智利的选举完全缺席。
事情可能到此结束，智利计划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注脚，但后来发生的事让芝加哥男孩终于出人头地：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尼克松“有一套富于想象力、且大体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里德曼热烈推崇他。而他最有想象力的地方莫过于智利。
尼克松给了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长期以来梦想的东西：一个机会以证明他们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不只是地下室研讨会里的理论--从零开始重新建造一个国家的机会。民主政治在智利对芝加哥男孩并不友善；独裁统治将证明是更好的搭档。
阿连德（SalvadorAllende）的人民团结联盟（PoupularUnity）1970年赢得智利的选举，他们在竞选中承诺政府将接管许多由外国和地方企业经营的产业。阿连德是拉丁美洲崛起的新类型革命家：和切·格瓦拉（CheGuevara）一样，他是一位医生，不同的是，他展现的是自由派的学者风格，而非浪漫的游击分子。他可以像卡斯特罗（FidelCastro）一样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但他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深信智利的社会主义改革必须透过选票达成，而非枪杆子。当尼克松听说阿连德当选总统，他对中情局局长赫姆斯（RichardHelms）下达一个后来变成名言的命令：“让经济尖叫（maketheeconomyscream）。”智利的选举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引发热烈反响。阿连德胜选时，哈伯格正好在智利。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同僚，描述这件事是“悲剧”，并告诉他们“军事政变的想法在极右派圈子里也偶尔被提起”。
虽然阿连德保证会协商公平的条件，以补偿损失财产与投资的公司，美国跨国公司仍然担心阿连德代表一个席卷拉丁美洲的趋势，而且有许多公司不愿接受损失这个占营运比率日益升高的收入来源。到1968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有20％在拉丁美洲，美国公司在该地区设有5436家子公司。这些投资带来的利润相当惊人。矿业公司在之前15年间投资智利的铜矿业--这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业--就高达十亿美元，但他们已汇回美国72亿美元。
阿连德一赢得选战，在他还没就职前，美国企业就已向他的政府宣战。活动的核心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利特别委员会（AdHocCommitteeonChile），由投资智利的美国大矿业公司，及幕后领导该委员会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所组成；ITT持有智利即将被国有化的电话公司70％股权。普瑞纳（Purina）、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和辉瑞化学（PfizerChemical）也在不同阶段派出代表。
委员会的唯一目的是“用经济崩溃对抗他”，迫使阿连德取消国有化。他们提出许多让阿连德感受痛楚的构想。根据解密的会议记录，这些公司计划阻拦美国对智利的贷款，并“暗中要求美国民间银行也这么做。建议外国银行也考虑比照办理。未来六个月延迟向智利采购。动用美国的铜库存而不向智利购买。在智利制造美元短缺的情况”。考虑的做法还更多。
阿连德指派他的好友勒特里尔（OrlandoLetelier）出任驻华府大使，要他负责和计划联合抵制阿连德政府的公司谈判条件。喜欢热闹、性格外向的勒特里尔留着70年代典型的胡髭，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在外交圈甚受欢迎。他儿子弗朗西斯柯最喜爱的回忆是，听他父亲在华盛顿家中招待友人时弹吉他，同时豪放地唱民歌。但尽管有勒特里尔的魅力和技巧，谈判从一开始就毫无成功的机会。
1972年3月，勒特里尔正与ITT密集协商时，新闻专栏作家安德森（JackAnderson）发表了一系列爆炸性的文章，披露这家电话公司在两年前就与中情局和国务院秘密计划阻止阿连德就职。面对这些指控，加上阿连德仍然掌控权力，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展开调查，并发现一项牵连甚广的阴谋，其中ITT提供100万美元贿赂智利反对势力，并“设法促成中情局进行一项秘密操纵智利总统选举结果的计划”。
参议院在1973年6月公布的报告也发现，当该计划失败而阿连德取得政权后，ITT改用一套新策略，以确保他“无法撑过未来六个月”。参议院最感震惊的是ITT的主管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证词和文件都清楚显示，ITT直接参与美国对智利政策最高层级的制订。一位ITT高级主管曾写信给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Kissinger），建议“在不告知阿连德总统情况下，所有已经承诺给智利的美国援款都应该列入’重新检讨‘状态”。这些公司也擅自为尼克松政府拟订一套十八点策略，里面明确要求策动军事政变。“联络智利军方的可靠来源，”信中说，“……有计划地搜集他们对阿连德的不满，借以建立他下台的必要性。”
当参议院委员会质询ITT副总裁格里蒂（NedGerrity），问及他厚颜尝试利用美国政府的力量以颠覆智利宪法程序，只为增进ITT自己的经济利益时，他似乎完全不明白。“照顾自己的利益有什么不对？”他问。委员会在报告中作出的响应是：“不应容许’自己的利益‘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中扮演不当角色。”
然而尽管美国使尽各种肮脏伎俩--ITT只是最受瞩目的例子--到1973年阿连德仍然在位。800万美元的秘密支出未能削弱他的影响力。该年的期中国会选举中，阿连德的政党获得的支持甚至超过1970年的初次选举。显然采用不同经济模式的渴望在智利已经生根，而社会主义模式的支持度不断增长。对从阿连德1970年大选胜利后就处心积虑想推翻他的反对者来说，这表示他们的问题无法只靠除掉他就解决--必须有一个能取代他的人出现，必须有一套更激进的计划。
阿连德当选后不久，他在国内的反对者开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确，模仿印度尼西亚的手法。芝加哥男孩的大本营天主教会大学，变成制造中情局所谓“政变气氛”的原爆点。许多学生加入法西斯组织祖国与自由（PatriayLibertad），在街头踢正步游行，公然模仿希特勒青年团。1971年9月，阿连德上任一年后，智利的企业领袖在海滨城市比尼亚德尔马（VinadelMar）召开紧急会议，拟订一套共同执行的政权更迭策略。据智利全国制造商协会（中情局提供该协会大笔经费，许多在华盛顿暗中推动同样计划的跨国公司也提供资助）主席萨恩兹（OrlandoSenz）说，会议中决定“阿连德的政府与智利的自由和民间企业的存在无法兼容，要避免被牺牲的唯一方法就是推翻政府”。这些企业人士组成一个“战时组织”，其中一个部门将与军方联系；萨恩兹表示，另一部门将“拟订具体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政府计划，并有系统地移交给陆军”。
萨恩兹延揽数位重要的芝加哥男孩来设计替代计划，并为他们在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附近设立一个新办公室。这个由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deCastro）和他在天主教大学的同僚安杜拉加（SergioUndurraga）领导的团体，开始每周召开秘密会议，拟订如何根据新自由派的主张以激烈改造智利的详细提案。据后来美国参议院的调查，这个“反对派研究组织”的资金，“超过75％”直接来自中情局。
有一阵子，政变规划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军方规划消灭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而经济学教授则规划消灭他们的思想。在暴力解决方案的势力逐渐累积的同时，双方也互通声息，由与中情局资助的报纸《水星报》（ElMercurio）有关的企业人士凯利（RobertoKelly）扮演中间人。透过凯利，芝加哥男孩把一份五页的经济计划摘要交给控制大局的海军将领。海军点头后，芝加哥男孩更加紧脚步在政变前为他们的计划作准备。
他们500页的圣经--一本从一开始就指导军政府执行的详细经济计划--在智利被称作“砖头”（TheBrick）。据后来成立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报告，“中情局的共谋者参与准备一套初期的全面经济计划，作为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基础”。“砖头”的十位主要撰写人中，有八位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
虽然推翻阿连德被外界一致描写成军事政变，阿连德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勒特里尔却认为，军方与经济学家各参与一半。勒特里尔写道：“被智利人称作’芝加哥男孩‘的那些人，说服将领相信他们已准备好填补残暴的不足。军方拥有残暴，而这些知识分子拥有军方缺乏的资产。”
智利的政变终于发生，带来了三种不同的休克，这套模式日后将在邻近的国家复制，并且将在三十年后的伊拉克再度出现。政变本身的休克之后，紧接着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休克。一种是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休克治疗”，是当时芝加哥大学及其众多分支机构已训练的数百名拉丁美洲经济学家所拥有的技术。另一种则是卡梅伦的电击、药物与知觉剥夺研究汇整成的库巴克手册酷刑技术，透过中情局提供拉丁美洲警察和军方的大规模训练计划，散播到智利。
这三种休克形式汇聚在拉丁美洲人的身体，加诸在该地区的政治，制造出一个无法阻挡、不断交互强化破坏与重建、抹除与创造的飓风。政变的震撼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酷刑室的休克吓坏每个阻挡经济休克前进的人。从这个活生生的实验室兴起第一个芝加哥学派国家，制造出它的第一个全球反革命胜利。
政变胜利的皮诺切特对独裁统治有一套独门功夫，但和苏哈托一样，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是个大问题，因为由ITT带头的企业联合抵制运动已经极有效地让经济快速坠落，使皮诺切特很快面临一触即发的危机。从一开始，军政府内部就发生权力斗争，部分人只想恢复阿连德前的旧状态，尽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则想进行需要时间推动的彻底自由市场改造。享受新权力的皮诺切特极厌恶他的命运只是清扫工作的想法--"恢复秩序"，然后出场。"我们不是扫除马克思主义的吸尘器，只为了把权力交还给政客。"他说。芝加哥男孩彻底改造整个国家的想法，才与他刚解放的野心不谋而合，因此就像苏哈托和他的柏克莱帮，皮诺切特立即任命几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高级经济顾问，包括这个运动的准领导人兼"砖块"主要撰稿人卡斯特罗。他称呼他们为技术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学派自诩整顿经济是一门科学、而非主观的人为抉择。
即使皮诺切特对通货膨胀和利率所知有限，这些技术官僚使用的也是他了解的语言。经济学对他们来说，代表必须尊敬和服从的自然力量，因为就像皮涅拉解释的："违背自然就是反生产和自欺的行为。"皮诺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写道，人必须服从结构，因为"自然展现出基本秩序，阶级组织是必要的"。双方都宣称接受更高自然法则的秩序，奠定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的基础。
在头一年半，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国营公司私有化，包括数家银行；他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他对外国进口打开边界大门，撤除长期保护智利制造商的障碍；他削减政府支出10％，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价格管制--对一个数十年来管制面包和烹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国家，这是相当激进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满满地向皮诺切特保证，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对这些领域的参与，经济学的"自然"律会重新发现平衡，而被视为经济热病、表示市场出现不健康症状的通货膨胀，将神奇地下降。他们错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货膨胀高达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连德在位期间最高水平的近两倍。面包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直上云霄。在此同时，皮诺切特的"自由贸易"实验使国内充斥廉价进口产品，许多智利人因而失业。本地企业因为无法竞争而关门，失业率创新记录，饥馑四处蔓延。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个实验彻底失败。
然而卡斯特罗和其他芝加哥男孩辩称（以地道的芝加哥风格），问题并非出在他们的理论，而是执行得不够严格。经济未能自动矫正并恢复和谐的平衡，是因为经过近半世纪的政府干预，仍然残留许多"扭曲"。如果实验要成功，皮诺切特必须去除这些扭曲--削减更多支出、进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执行。
在那一年半期间，许多智利企业精英吃尽芝加哥男孩的极端资本主义实验的苦头。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国公司和一小撮被称为"食人鱼"的金融家，这些人从金融投机中大捞一票。曾坚定支持政变的基层制造商全都破产。当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参与政变阴谋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萨恩兹，宣称实验的结果"是我们经济史上最大的失败"。制造商排斥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原本是希望改变成管理式经济。"我们不可能让这种金融混乱继续主导智利，"萨恩兹说，"必须把庞大的金融资源导引到生产性投资，而不能让许多连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睁睁看着那些资源被用于投机炒作。"
芝加哥男孩和食人鱼（两类人之间有不少重叠）的目标现在面临极大的危险，他们决定该是招来大人物的时候了。1975年3月，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应一家大银行之邀，搭机前往圣地亚哥协助拯救实验。
弗里德曼受到军政府控制的媒体像摇滚巨星般的欢迎。他吹嘘的每句话都登上头条，他的学术演讲在全国电视上转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听众：皮诺切特安排和他私下会晤。
在停留期间，弗里德曼不断灌输一个主题：军政府已经有好的开始，它必须更放手拥抱自由市场。在演说和访问中，他使用一个以前从未公开用在现实世界经济危机的术语：他要求进行"休克治疗"。他说那是"唯一的药方。绝对是。没有别的良策。再也没有别的长期解决方法"。当智利记者指出，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采取控制自由市场的措施时，弗里德曼生气地说："我不赞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们不应该采用它们。我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不管在我自己的国家或在智利都一样。"
与皮诺切特会面后，弗里德曼作了一些个人笔记，并在数十年后写进他的回忆录。他观察到这位将军"因为认同而被休克治疗的观念吸引，但显然对可能引发的短期失业感到苦恼"。皮诺切特在这时候已因为下令在足球体育馆进行屠杀而恶名传遍全球；这位独裁者对休克治疗造成人力损失（human cost）的"苦恼"，原本应该令弗里德曼就此作罢。相反的，他在后续的一封信中强调他的论点，他赞许将军"极富智慧"的决定，但敦促皮诺切特进一步削减政府支出，"在六个月内削减25％……全面性的"，并同时采用一套支持企业的方案，以迈向"完全自由贸易"。弗里德曼预测，数十万个将被国营部门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间企业找到新工作，他们将同声歌颂皮诺切特"竭尽全力铲除阻挡民间市场的许多障碍"。
弗里德曼向将军保证，如果听从这个建议，他将留下创造"经济奇迹"的英名；他"可以在数个月内终结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也会同样"短暂--在几个月内解决--而紧接而来的复苏将极其迅速"。皮诺切特必须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弗里德曼不断强调"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这个词，并再三凸显"渐进策略行不通"。
皮诺切特已改信弗里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达了"我对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并向弗里德曼保证"此时正在完全实施这套计划"。弗里德曼访问后，皮诺切特立即开除他的经济部长，把职位交给卡斯特罗，后来又拔擢为财政部长。卡斯特罗在政府中到处安插他同伙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还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反对大规模裁员和关厂的萨恩兹，被从制造商协会主席的职位赶下，换上对休克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业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让他们下地狱，我不会为他们说话。"新主席宣布说。
铲除反对者后，皮诺切特和卡斯特罗展开拆除福利国、建立纯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们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继续削减直到1980年，使支出只剩阿连德时代的一半。医疗和教育首当其冲，连倡议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形容那是"自残的胡闹"。卡斯特罗把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费奉送，因为重点是尽快让它们回归到经济秩序的正确位置。他对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继续取消更多贸易障碍；结果是从1973年到1983年，总共丧失17.7万个工业工作。到80年代中期，制造业占经济的比率已经跌到二次大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休克治疗这个词贴切地说明了弗里德曼的药方。皮诺切特刻意把他的国家送进深沉的衰退里，根据的是未经测试的理论，希望以突如其来的萎缩把经济休克到恢复健康。这种逻辑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开始大量采用的电击休克疗法，当时的精神病医生相信，刻意引发癫痫大发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让患者的大脑重新开机。
经济休克疗法的理论一部分要靠预期心理在推升通胀过程扮演的角色。压抑通胀不只需要改变货币政策，也要改变消费者、雇主和劳工的行为。突然采取不协调的政策转变，目的是快速改变预期心理，向大众传达游戏规则已经大幅转向--价格不会继续上扬，工资也是。根据这套理论，愈快浇熄通胀预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业期就愈缩短。然而，特别是在当政者在大众间已丧失信用的国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断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导"大众这种痛苦的教训。
制造衰退或萧条本身就是残酷的想法，因为必须制造大规模的贫穷，而这正是截至当时没有政治领导人愿意测试这套理论的原因。谁愿意背上《商业周刊》形容为"刻意制造萧条的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诺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里德曼休克疗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经济萎缩15％，失业率--在阿连德时代不到3％--攀升到20％，是当时智利闻所未闻的高水平。这个国家确实因为"治疗"而震撼不已，但与弗里德曼乐观的预测相反，失业危机持续了好几年，而非几个月。军政府已着迷于弗里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气壮解释说："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里德曼完全赞同。当记者问到"政策的社会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响应是："可笑的问题。"他对另一位记者说："我只关心他们能不能推行得够久、够努力。"
有趣的是，对休克疗法最有力的批评来自弗里德曼以前的学生法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来自德国的法兰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就已听到许多有关智利的事，他决定亲自到这个他的教授形容为发展主义管理不当造成的反乌托邦（dystopia）。他对自己看到的情况很满意，并留在智利大学任教，然后出任阿连德政府的经济顾问。法兰克因为是叛离自由市场正统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对智利经济冒险抱持独到的看法。弗里德曼开出大休克的药方一年后，法兰克写了一封难掩激愤的"给哈伯格与弗里德曼的一封公开信"，运用他受过的芝加哥学派教育，"检验智利病人对你们的治疗有什么反应"。
他计算一个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诺切特宣称的"生活工资"挣扎求生。约74％的所得完全用在购买面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节省牛奶和上班搭公交车等"奢侈项目"。比较之下，在阿连德时代，面包、牛奶和公车票只占一般劳工薪水的17％。许多儿童在学校也没有牛奶可喝，因为军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学校牛奶计划。这项措施进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来愈多学生在课堂上昏倒，许多人干脆停学。法兰克发现，他的学长施行的残暴经济政策与皮诺切特对这个国家施加的暴力间，有着直接关联。这位愤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写道，弗里德曼的处方是如此扭曲，它们无法"不靠它的孪生兄弟来实施或执行：军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诺切特的经济团队毫不气馁地继续深入实验之境，引进弗里德曼最前卫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学校，医疗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儿园和墓园私有化。最激进的是，智利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拟订这套计划的皮涅拉说，他从阅读《资本主义与自由》激发这个构想。小布什政府经常被推崇最先推动"所有权社会"（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实上，30年前的皮诺切特政府才最早实行"所有权人国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现在已大胆跨入新领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场热爱者过去只能在纯学术环境辩论这类政策的优点，现在都密切注意这个国家。"经济学教科书说，世界应该以这种方式运作，但除了这里，还有哪些国家施行它？"美国企业杂志《巴隆周刊》（Barron’s）惊讶地写道。《纽约时报》在一篇《智利，恐怖主义实验场》的文章中说："抱持强烈观点的大经济学家，很难得有机会在病危的经济体测试特定的处方。更难得的是，经济学家的顾客不是自己的国家。"许多人特地到现场观察智利实验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数次，并在1981年选择在比尼亚德尔马市（策划政变的城市），举行反革命智囊团朝圣山学会的区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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