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
——江涌《中国经济应摆脱对美依附》读后
郑彪
2012年5月8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研究员的重要文章，题为《中国经济应摆脱对美依附》。文章主题重大，观点尖锐、深刻，旗帜鲜明，脍炙人口。
众所周知，2009年美国单方面提出“Chimerica(中美国)”构想和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央拒绝，非常英明。另一方面，由于复杂的原因，至少是经济贸易金融领域实际上久已存在“中美国”模式，对此人们长期讳莫如深，经美国方面以“Chimerica(中美国)”一语点破，毋庸讳言，在中国某些学者和官员中间激起一阵涟漪，不少人似受宠若惊，恨不得马上接受“加冕”，似乎能与美国结成“连体人”，是莫大的骄傲和荣幸，求之不得。至于在学术界思想界和媒体上，那种认为“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战略合作、互利双赢”的思潮，影响很大。对此，江涌的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其实，中美之间是一种严重的不对称依赖，即中国对美国形成了市场、技术、品牌、营销渠道，甚或金融、人才、秩序、思想理论等全方位依赖，这种失衡的依赖，给予美国一种可以不断敲打与讹诈中国的权力。说白了，这根本不是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而是中国对美国的实质依附。”这话在一般人听起来，简直是振聋发聩，甚至是骇人听闻：怎么可能?在某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听起来，或不以为然，或说：“做好低端也不错”，或心里说：这正是我想要的，诸如此类。江涌先生是实话实说，却在无意中成了安徒生笔下(《皇帝的新衣》)那个天真可爱的小男孩!江涌者，江“勇”也，真正后生可畏!惭愧得很，笔者研究依附经济有年，近年来也出版有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与江涌先生似有神交，有共识，但是从不能表述得这样深刻直白，掉一句书袋，叫做“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若问为什么“不能”，对不住，一是那样写，根本出版不了;二是有私心，怕“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也!说到这里，读者朋友，你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真的是大大进步了，包括中国的自由和民主。虽然前些年实行“不争论”，阻塞言路，导致2004-2006年那一场全社会的大争论，直到近年来这场争论已经大大超越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具有相当的政治性质，但毕竟深刻反思的声音和尖锐的批评在主流媒体上还是难得听见的，近来不大一样了。我一向认为，这是近年来不断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果。许多人说，现在的时局真是乱，殊不知是乱中有序，不要怕乱，“不乱不治，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现在是乱中有治，治中有道，即几千年中华文明治平之大道，现代叫中华复兴，叫社会主义。
江文接着说：“正是中国对美国的实质依附，中国在对外(至少经济)政策上日趋丧失独立自主，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大众福祉持续受到损害。美国可以利用各种方式刁难、敲打、讹诈中国，在反倾销与反补贴、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劳工标准、市场开放等多个方面，中国都显得被动。如今，美国不仅在经济领域持续向中国转移风险，转嫁危机，而且在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乃至军事等多方面近乎全力挤压中国，不断穿越中国的底线。”江勇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由于长期实行自由主义的外向经济，导致“中国东部沿海被纳入既广且深又牢的美元体系，由此产生了维系这种体系的利益集团”，结果“令中国经济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受到严重侵蚀，固化在国际分工‘微笑曲线’的低端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几乎成为镜花水月，弊端的集中持续呈现，地区发展失衡加速，两极分化与社会失衡加剧，摆脱对美的经济依附越来越成为中国国家战略最紧迫课题。”江文的这段话，贴了国务院有关部委不少大字报，这段表述，作为政治经济学学者，笔者完全认同，相信广大同行、读者和一切有良知、有认知能力的人民群众，至少感同身受。问题是根源何在?中国的改开事业是怎样演变到这一步的?原因很复杂，这里难以展开分析。
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附，本质上是改开以来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发展演变，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和结果，它导致“国情和党情”的发展演变，也导致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包括阶级矛盾的深化、激化，表现在政治上，包括不断出现各种出现“突发”事件。看似“突发”，根源很深，于是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有科学发展观提出，虽然多年来贯彻落实起来很艰难，但毕竟大体上在全面推进。科学发展观，针对于庸俗发展观，乃具有拨乱反正的性质。明知积重难返，所以贯彻落实起来，很谨慎，很温和，很给面子。说中国人好面子，其实这是中国人知耻，人要面子，党和国家更要面子，实属正常。“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思维不张，国乃灭亡。”要面子的道德本质，是知耻。知耻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底线，故说“知耻近乎勇”，西方文化没有这一说。可是，有些人私欲膨胀，贪腐无度，冲破道德底线，酿成太多事情，终于发作，连累党和国家都丢面子，且丢到外国去了。既然如此，索性揭开盖子。现在可以说，中美关系有对抗性的一面，过去叫国际阶级斗争，其实在“文明冲突”条件下(“盎格鲁-撒克逊计划”)，其对抗性还有民族斗争的一面。我历来相信，中央高瞻远瞩，洞察国际国内风云，实际上早就在下一盘大棋。只不过像鲁迅先生所说，迫于国外和国内“同一阵营放来的冷箭”，不得不“横着站”，格外吃力。近来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时机愈来愈成熟，既然有人不怕撕破脸(美国历来看重里子，不真在乎面子)，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包括改革开放的名誉受损，也难以完全避免。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真是深刻。改革开放是喜剧，或是悲剧，还是喜剧中有悲剧，或是喜剧演变成悲剧，悲剧再化作喜剧，对此颇有争论，也有待证明。如果其中有悲剧，不妨将其中“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这就是江涌此文的意义。
问题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站起来”而又“依附”，就算是还没趴下，已经很危险。本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郎咸平教授《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书名似很熟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是“故园三十二年前”的提法。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什么光荣，这是耻辱。
独立自主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东西。建国以后，中国虽然很穷，但人穷志不短，还占领道德高地，训斥美国，义正词严，如1949年新华社发表的连续评美国白皮书的几篇雄文，包括毛泽东脍炙人口的《别了，司徒雷登》。五、六十年代以后，中国能顶着巨大压力，左右开弓，反帝反修，很不容易，美国终于也没脾气，反倒对中国和人民，对中共和毛泽东敬畏有加。现在反过来，美国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和小人国(按照中国儒家标准)，全球的主要乱源，十足的恶霸，不仅长期吃各国(如美元霸权)和吃中国没够，予取予夺，居然还成了世界和中国的民主人权教师爷，更不断变本加厉地干涉中国内政，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是可忍耶，孰不可忍耶?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了《再告台湾同胞书》的文稿(以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名义发表)，在文末写道：“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湣王。说到齐湣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倒，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4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苏联解体，美国枯竭”(亨廷顿语)，齐湣王强弩之末，仍然横行霸道，不懂得尊重别人，中国退无可退，想不发愤图强、有所作为都不行。中国不接受“Chimerica(中美国)”，守住了底线，但是某些学者和官员，破了底线，不够知耻,多行不义，人怨天怒。人们注意到，近来中国对美关系其实已经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但是还谈不上“造反”。或许有人说“造反”思想已经“过时”了，真的“过时”了?未必。至少，“造反”精神没有过时，永远不会过时，而且，此其时矣。
(2012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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