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议员“假离婚”应对反腐法案》，俄罗斯报纸网4月19日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二读通过禁止官员拥有海外账户和存款的法案，同时增补了一些更加严厉的条款。其中一条规定，官员不仅不得拥有外国账户，而且不得拥有外国银行的有价证券。新法通过后，官员必须在3个月内自行清理掉外国账户。据报道，一些官员会想方设法地避开禁令，议员们已经开了头，从不久前公布的家庭财产收入申报中可以发现许多议员突然离婚。共产党议员索罗维约夫说，有许多方法可以避开这个法律，例如把所有海外存款转到亲属户头上。因而，他认为，该法律只是制造出反腐的假象。
当然，有这种法律总比没有要好，但是，由腐败分子自己亲自或参与制定的反腐法案必然是以保护自己的腐败所得不受损失为前提的，于是，这种法案就必然存在很多漏洞乃至窟窿，进而也就会让人觉得这些制定反腐法案的人的智商有问题，但这种表现为立法者智力不足的现象实际上只是立法者自身立场极端反动的产物而已，而绝不是立法者自己所辩解的“因经验或知识不足”而造成的结果。
当然，从立法者嘴里蹦出来的东西只是立法者为自己的行为所找的借口，至于听众们相不相信，那都是不重要的，因为立法者掌握着主流媒体，因此，只要将这些借口反复播放，最后总能让听众产生“总还有些道理”的感觉，也正因为人民群众不能对立法者施以专政的手段，所以，立法者所要做的只是反复对人民群众进行洗脑，直到人民群众接受这一客观存在为止。存在即合理，立法者希望人民群众无条件地接受这一点，而这一点对立法者的价值绝不在于它的科学性，即这一点所蕴含的革命性的内涵——凡是现存的东西总是要灭亡的，相反，立法者需要利用的是这一点的反动性，也就是要利用客观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即要求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认命，并且要求人民群众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思考一切问题。
不过，上段所讲的只是立法者的如意算盘。因为立法者的这些愿望只有在繁荣时期才是能够被实现的，而到了危机时期，那些不以资本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条件的变化必然为人民群众冲破思想牢笼开辟道路。于是，到了危机时期，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统治，它反过来要制造繁荣假象，因而就使得统计工具成为了繁荣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如此一来，也就造成了愚民愚己的结果，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在报表上的繁荣与现实中的衰退两者之间的日益显著的矛盾冲击下冲破了思想牢笼。
资本主义运动已经把婚姻日益变为一场生意，换言之，也正因为婚姻越来越受制于资本，因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产生的所谓的自由婚姻的标准已经反过来成为了拆散婚姻的思想武器，尽管这一武器从性质上来说已经被归入“传统和习惯”势力了，但是，在危机时代，这一武器又重新获得物质条件的支撑了，正如它从革命时代被社会的物质运动产生出来那样。不过，革命时代争取婚姻自由的动力来自反对压迫，而如下——革命前夜的危机时代——争取婚姻自由的动力却来自维持压迫。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其豢养的走狗，都是为了确保自己对既得利益的控制权，所以才日益追求婚姻的自由——当然，主要体现为离婚的自由，而不是革命时代所倾向的结婚的自由。并且，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世袭制的法制环境下，出现了为了确保财富而离婚的普遍现象，这么一种根本不受法律保护而完全依靠双方感情维系的状态终于出现了，尽管导致这一现象得以产生的原因并不让人高兴。但是，如果所谓的纯洁的爱情都是要以那么糟糕的历史条件作为其存在的前提的话，换言之，个人的幸福需要建立在社会的不幸之上，那么，这个逻辑依然还是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立场，反过来说，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很纯洁的爱情实际上是以维护资产阶级专政为前提的。也正因为这种“爱情”的反动本性，所以它才受到腐败官员的拥护。也正因为这种“纯洁的爱情”是以掌握巨额财富为前提的，因此它只属于富人，而对广大人民群众只是——参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享有平等获得这种爱情的机会，但实际上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另一方面，法治是资产阶级维持其统治地位的重要保障，更是愚民政治的关键手段，因此这种通过钻法律漏洞来确保自己统治阶级身份的做法实际上等于是在挖资产阶级专政的墙脚，因而，那些不需要钻法律漏洞就能维持自己统治阶级身份的人就与这些“腐败”分子的矛盾日益加大了，于是，必不可少地就会发生纯洁统治阶级内部成分的运动，而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反腐(也包括反逃税、漏税和避税)的主要原因。
有人反对在官员家庭财产申报中涉及官员成年子女的财产状况，可是，现有的法律规定了私人财产的继承权问题，由此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如果不调查官员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那么官员财产申报政策的窟窿就太大了，但是，如果调查官员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那么可能会有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这个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私有财产的家庭继承权导致的，要解决这个矛盾，要么废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要么废除私有财产的家庭继承权。当然，这两条目前都无法落实。那么，反过来，调查官员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就成为必要的了。尽管会涉及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但是，调查和申报是两回事，对官员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可以采取只调查不公开的办法，但是，只有赋予相关机构调查官员直系亲属财产状况的合法权力，才能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实效。
《IMF世行年会分歧中闭幕》，埃菲社华盛顿4月20日电，英国《金融时报》网站4月20日报道，法新社华盛顿4月20日电。由于美国和欧洲没有采取实质行动向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转让IMF投票权，而中印巴等国已经为此支付了大量的代价，甚至时至今日，中国的汉奸买办集团还在以此为由通过金融自由化改革出卖中国利益、向美国输送财富。也正因为美欧在没有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就获得了来自中印巴等国的进贡，那么对美欧而言，它们自然不可能有改革的动力，相反，它们反过来要利用中印巴对IMF的迷信来继续掠夺中印巴等国的财富。当然，我们看到金砖五国峰会时提出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机构，但是，鉴于这些国家政府高层都充斥着卖国贼，因此，也很难确定金砖五国何时能够把这个金融机构建起来。
正因为日元贬值是美国赐予日本当局的权力，并且美国需要日本支持其在IMF内部的立场，更何况，对美国而言，允许日元贬值和允许欧元区实施金融救援计划，这是稳定西方阵营从而使其能够一致对外的必要举措，既然需要一致对外，因此，日本在与会期间才没有受到抨击。至于巴西为何放弃对宽松货币政策的抨击，那完全是因为巴西经济已经进入了崩盘节奏。自巴西结束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降息周期，重新开始升息后(17日巴西央行将银行间基准利率由当前的7.25%调至7.5%)，那么这一举动也就意味着巴西的经济危机(2011年，巴西经济增长2.7%，2012年经济增幅降至0.9%。)开始升格为金融危机，正是因为银行资金有断流的危险，所以才不得不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加息。因此，从巴西现在的立场上来看，它尤其需要获得外部资金的支持，所以它根本不敢反对IMF的政策，当然，它也必然极力赞成早日建成金砖国家的世界银行。
世行行长金墉宣布了一个计划，说是到2030年，将赤贫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减少到3.0%以下。这当然是个忽悠人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的目标本身与国际垄断资本克服危机的努力——也就是要进一步加重国际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相冲突，而世界银行又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一个执行机构。因此，这个计划的要害之处不在于其表面宣称的目的，而在于计划本身认为的为达到目的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正如中国的汉奸国贼一面宣称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其在这个目的下推出的各项改革开放的举措却无一不是为了消灭共同富裕、扩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用的。在资本主义历史性大危机的面前，世界银行居然还在宣传根除极端贫困的“美梦”，这本身就是一种十分令人可疑的现象。再一看金墉的政策主张——提高经济发展的包容度和减少不平等现象——完全就是在重弹“全球化”的老调，实际上就是要求各国进一步对外资开放，以便国际垄断资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全球的经济，尤其是控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最后达到便于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果实的目的。
《美媒文章：亚洲应避免重蹈欧洲覆辙》，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4月19日文章。文章认为，亚洲领导人应密切关注欧洲的财政危机，避免让欧洲式的慷慨社会福利制度造成经济恶果。言下之意，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造成美国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既然美国高于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导致美国陷入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即便中国当局进一步降低中国人民的社会福利待遇(实际上，中国人民还真不知道自己被改革开放祸害了三十多年后还剩下了什么社会福利)，又凭什么确保中国不会陷入如美欧那样的财政危机呢?明明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远远低于美欧，但是，中国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都无一不在反对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之前所享有的社会福利待遇还给人民，并且还无耻的宣称这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我们评论此事，并不指望汉奸卖国贼们对人民群众发善心，我们的目的只是要指出美国媒体的这种论调和中国国内以戴相龙为代表的那帮人的论调完全一样，它们只是为了编造各种借口来进一步掠夺人民群众的财富，进一步剥光人民群众原有的福利待遇，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降低资产阶级的统治成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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