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40年前的那一天，撒切尔夫人当着党员们的面，将哈耶克的著作重重丢在会议桌上，吼道：“这本书才是我们应该信奉的!”传说中的这一幕深深打动了今天中国的无数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提起此事，也常常在幻想中甚至在书桌前不经意地模仿铁娘子这个动作(我就至少见到过两次)，以此来感觉自己是有力量的。
或许以撒切尔•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一定时期内重塑了英美的国威，但也有人指出，他们能缓过气来主要归功于苏联垮台，并依赖金融体系从苏联和第三世界吸取大量资产。好花不常开，如今，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使得新自由主义风声鹤唳，一时间撒切尔•里根似乎成了罪魁祸首的代名词。连带着，知识分子把那个人那本书掼到会议桌上的愿望也没那么有底气了。但无力者需要打气，悲观者仍要前行。
如今，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在国内外都蔚为成势，大卫•哈维更是以一本《新自由主义简史》釜底抽薪，指出原教旨市场主义的结果是重建了上层阶级、稳固上层对底层，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统治而已(任你占领华尔街几天也动不了统治基础一根毫毛)。在中国，这样的思潮由于新媒体主流依然掌握在教条自由主义者手中而尚未得到大规模传播。不过我们依然应该把撒切尔•里根的具体实践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做具体理解。同时，仅仅是批评者的观点还不足以帮助我们把问题了解透彻。我更好奇的是，手捧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者们会怎样为撒切尔•里根辩护?
感谢《财经》杂志满足了我的好奇。最新一期《财经》集中刊登了博源基金会组织的论坛讲稿，主题是《里根/撒切尔时代的遗产》。虽然听起来有点凄凉——已经成遗产了，但是阵容强大，高端大气。有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撒切尔首相原私人秘书兼外交与防务顾问查尔斯•鲍威尔、前美国外交官、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凯文•尼勒、总统竞选战略专家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萨缪尔•帕普金、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钱颖一等。他们的演讲大大加深了我对“撒里”阵营的立体理解。
四个英美人，一个谈铁娘子，三个谈里根，比较符合英美实力对比。鲍威尔先来，洋洋洒洒，咬紧牙关不放松，倒像体面的谢幕。他首先强调撒切尔“非凡的意志力和决心”，同时简述那些已经耳熟能详的撒切尔理念，诸如市场最有效、国家别管福利、减税、紧缩政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等等。比较有新意的是，他开始为撒切尔的一句经典说辞做辩解。撒切尔说过：“没有社会，只有男人、女人和他们的家庭。”鲍威尔说：“当撒切尔说‘没有社会’这个概念时，她指的是，社会不可能独立于个体存在，个体构成社会。”看，这是要向对手找台阶的节奏，因为按照他这种逻辑，原教旨的集体主义者也可以宣称：“‘没有个人’，意思是指个人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存在，社会成就个体。”听起来大家都一样了，原来只是角度不同，啊哈，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鲍威尔甚至承认，尽管英国金融服务业得到壮大和繁荣，但制造业从此一蹶不振。不过他强调衰退不是在撒切尔任职期间开始的，而后来的工党执政也学习了撒切尔。(所以是要怪工党学撒切尔没学到位么?)无独有偶，之后的三位美国人也强调里根的政策并非独创，而是植根于前任总统的政策逻辑当中。
再不能把哈耶克一个人扔桌上了，搞垮制造业之类事情，可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不敢独享。在我看，也确实不是，他们不过是统治精英的代言人。
检讨完撒切尔，鲍威尔在向中国做建议的部分神奇地宣称：中国今后要做的就是撒切尔做过的，当然，企业方面仅仅做到从国有向私有的转变，“就不能称其为成功了”，私有化的原则才具有重要意义。
这真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两岸猿声啼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飞流直下三千尺，一枝红杏出墙来……不愧是日不落帝国遗风，架子倒了但面子绝不能倒。所以他最后的建议如下：第一，需要一位可以促成经济变革的强力的领导(我猜模范就是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权宜之计没有用(要根本解决)。第二，改革前准备好接受和应对短期困难(喏，就像俄罗斯那样的短期困难，才二十多年，只牺牲一代人)。第三，要承认变革长路漫漫(在这一点上和毛泽东、邓小平一致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动摇)。第四，要接受改革成果永远不会平等(千真万确)。第五，坚持洗脑——“改革会出现大量的问题，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思考，改变他们的想法。”第六，“团结各方力量，把改革的想法向相关方面解释、解释，再解释。”鲍威尔这个重复用得好，非常能体现如今所谓自由派教条主义者们每日翻来覆去老生常谈的修辞风格，也像极了英国神剧《是，首相》里的官僚做派。
相比之下，来自美国的三位顾问毕竟是老大哥家里来的，更务实一些。凯文•尼勒平时更多的工作是作为国际性战略咨询机构斯考克罗夫特集团合伙人，劝说中国资本到美国去投资。他谦虚地说自己只是里根的外围幕僚。他强调里根面对的形势和撒切尔没有可比性，而里根团队在和对手的任何博弈中都“优先选择妥协”，也就是说往往放弃了所谓里根主义。他认为对中国的经验教训就在于“现实总是战胜观念”，这个听起来简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了。可惜他的发言只有一页篇幅。
帕普金不愧是总统竞选战略专家，他曾著有《候选人：赢得白宫需要什么》。当然是要赢得大佬和选民的心。他告诉我们里根是怎么做的。“里根非常想成为其中一位候选人，他的代理人前往纽约，但他的宣传影片被看完后，得到的结论是：没有人会相信此人会是合格的总统候选人，他不会入围。”感觉到那些观看影片的大佬了吗?每个总统后面都有一群Big brother，自称是人民，在华尔街统治美国。至于里根怎么向选民说话，帕普金解说了他的修辞，比如如何向选民解释自己从民主党跳槽到共和党，“我并没有离开民主党，但民主党离开了我。”妙哉，这话已经很接近中国知识分子说的“国不爱我，我还要爱国吗”，异曲同工!可见，华尔街需要一个能说会道又精明的人来实现自己的意志，那个人就是总统。
更有价值的是帕普金对工会的批评。“在一个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艰难时期，他们依然要求每周工作32小时”，“大多数工人……都反对这样的高收入专业群体”。看起来，这是在提醒我们，工团主义的劳工运动只是争取自身利益，不能提供总体性解决方案和改革措施，败给新自由主义政治集团也是咎由自取。
诺顿则继续强调里根只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或者说适应了金融集团的时代要求，召唤出三大变化：货币政策根本性改变;放松金融管制;跨国公司的雄起。比如废除《反高利贷法》促成了信用卡产业的发展，当然格林斯潘他“过度自信”了一些，“加速了房产泡沫的形成”和“道德危机”。不过文章到此也就结束了，“下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如何出台?如何通过过去这些年里发生的事情，重新解读里根的遗产?”留下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
我猜这是一个设问句，应该由中国人说出美国人准备好的答案。做总结发言的钱颖一教授没有令人失望，他强调邓小平和撒切尔•里根具有共同的智慧和实践，计划经济是不成功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对此有先见之明(这个美国人和我们都听过很多遍了)。他再次引述了说撒切尔把哈耶克著作掼到桌上的故事，“我们要走的是哈耶克说的道路”，他引述里根的话：“政府才是问题”。他说在中国也经历了巨大思想转变，邓小平说不要争论姓资姓社，先做起来，关键看是否三个有利于。我想，钱教授一定明白这个对比恰好体现了邓小平与撒切尔•里根的截然不同，那就是不走极端，不搞二元对立，不偏向任何一方，努力根据实情做出权衡。遗憾的是，钱教授本人的发言最后还是在一条近乎二元对立的绕口令里收尾——“一般来说，在这个世界中，那些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国家与那些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国家相比较，前者在平等方面要比后者在自由方面做得更好。”这些年来，我看到无数青年才俊把理解这类绕口令当作一种高端智力游戏乐此不疲。但在我看，这话就好比说，把享乐放在健康之前的人和把健康放在享乐之前的人相比较，前者在健康方面要比后者在享乐方面做得更好。能让风马牛相及，这恐怕真是一句非常高明的话。而一套陷入僵化教条的学说也总是需要依靠更多看似高明的废话来维持。当年的极左派教条主义者在一大二公制度没落时会说：公有制出现的问题是因为公有化的程度还不彻底。今天的自由派教条主义者会说：私有化出现问题是因为私有化的程度还不彻底。
最后来说第一位发言人也是主持人丁学良教授的发言。他和钱教授一样强调邓小平改革的起点是“全世界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以农业为主体的落后国家之一”，他没有说的是，同样是“以农业为主体”，中国却具有其他农业国没有的完备工业体系和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这是前人为邓小平改革打下的基础。他说邓小平是自己参与建立的新中国体制的受害者。但邓小平本人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负责任的实践者永远不会怨天尤人。邓小平也不是一个二元对立主义者，比如姓资姓社或者国企私企在他那里就不存在你死我活问题。他所求的是度，政企不分的国企太大太累赘，就应该退出。而当国企和私企一样成为市场主体时，谁进谁退就要看竞争力。钱教授在发言中已经指出“英国病”在于英国国企弱到无法承担社会责任，只能放弃。而今天中国的国企实力强，纳税多，那为什么还非要国企“退”呢?那不是歧视么?那不是行政命令么?那不是打击竞争么?北大的陈平教授已经撰文论述今日市场化的中国国企之惊人效率被人忽视，国企面对的真实问题却被主流经济学家忽视。面对新形势，我们显然不能刻舟求剑因循守旧。
丁教授称赞邓小平的功绩在于推动中国重新回归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更准确地说，邓小平推动中国重新“介入”和“影响”世界大潮——凭借之前打下的基础，在取消障碍羁绊之后，如鱼得水，风生水起，成为全球化工业的主导者，以至于大大出乎西方意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没有如同当初许多经济学家预期的那样挤垮中国制造业，反而挤垮了西方的制造业。无奈之下，现在是美国想要脱离世界大潮——拉上几个太平洋国家搞TPP协议。英国金融时报主笔皮林已经指出美国这样做是为了与中国隔绝。在我看来就是美国想踢开WTO闹革命，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风水轮流转，经济学家们是不是也该转换思维，也教育和拯救一下美国重归孤立主义的倾向?
丁教授的暖场发言很全面，可惜最后有些跑题，跑到“爱国”和“卖国”的辩护问题上去了。但我觉得这种焦虑是真实的。他说：一谈到国退民进就有人指责这是卖国，但邓小平和撒切尔•里根一样都是有担当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并不等于要尽量扩张或提升本国政府对本国经济体系的干预和控制。”我觉得丁教授不用担心，从来没有人怀疑邓小平是爱国者，也从来不会有人指责负责并均衡考虑问题的人。但人民吃过文革极端化的教训，对于那些走极端路线的不能不有警惕心。只要经济学家结合实际保持公允，比如像林毅夫教授那样从中国实际出发，同时考虑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是不会被骂卖国的(君不见那么多人攻击林教授，但却没有一个好意思骂他卖国的)。另一方面，主观上的爱国不能作为客观判断标准，关键要看做了什么，看三个是否有利于。要知道，昔日革命极端分子也是很爱国的，可惜因为失去客观判断力，因为错误的思维，空有爱国热情却帮了倒忙，今天的经济学家想必已经接受这个教训了。
撒切尔•里根的幽灵不会散去，他们为国家利益而做出决断的决心和勇气也值得后人学习，但那并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做的决断。相比之下，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有更大的魄力和能力，也有更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掘。仅仅通过撒切尔•里根来比附是不能领略的。知识分子与其反复念叨、期待、作在上书房焦虑状，反复召唤新领导人的决心，不如调整自己的状态，走出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的各色学术“道场”，直面中国的客观真实，而不是那些无处寄托，到北京上海游荡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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