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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们,敢问到底是民粹的错,还是精英?

黎亚彬 · 2013-10-29 · 来源:黎亚彬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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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中国,统治精英们发起来了一轮埋葬中国人民富裕梦想的战争。在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各大主流媒体、学术精英们纷纷集中发布“反民粹主义”、“反福利主义”的文章。这些人似乎是有组织、有策略地以“民粹主义”的污名,想把当前中国人民要求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提高民生福利、提高生活水平的思想和势头打下去。在短短几天之内,观察者网、环球时报、凤凰网、共识网等都几乎同时、高调地发布寒竹《国家转型要避开民粹陷阱》、文扬《尤其要重视“中国式民粹”的问题》、厉以宁《西方国家有福利病,我们要量力而行》、刘鹤《对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萧功秦《美国的福利民粹主义困境》等反民生、反福利的文章。笔者一般只关注这几家网站,其他网站可能类似文章更多。这看上去,似乎是统治精英们要在确保既得利益格局不变的前提下,以牺牲民众利益为方式和代价,让中国经济走出当前困境,并为资本经济的未来发展创造足够空间的一场左右精英合谋、权贵与资本勾结的似乎的得意之作!

  综合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无不是以高福利有害论为基础的。他们普遍认为高福利政策是不现实的,国力不足,实施起来会影响本国生产的竞争力,从而妨碍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而不利于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寒竹在《国家转型要避开民粹陷阱》一文中说的简单明白:“如果中国真的实施了这些脱离实际的口号,普通老百姓不仅得不到利益,反而会因为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而深受其害”。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是大错特错!一国人民的福利与生活水平的提升反而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难道不是一个奇怪的、变态的社会现象吗?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出现与存在,是证明让国民们普遍富裕起来的福利政策是错误的,还是证明这个国家本身的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有问题呢?还是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民众高福利导致生产竞争力下降,从而制约本国经济发展的变态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一变态社会现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吧。

  萧功秦在《美国的福利民粹主义困境》一文中说:“美国走向衰落已经成为基本趋势。这与资本主义好像没什么关系,而与欧美国家共同面临的一种矛盾有关,我把这种病症称为‘福利民粹主义综合征’”。“可以说,福利主义加上民粹政治,是二十一世纪发达国家困境的根源。普罗大众总是多数,社会福利政策使他们成为广大受益者,全民普选使他们手中的选票成为决定社会命运的大多数,当经济陷入困境时,国家如果要减缩福利,就要影响他们的实际利益,他们就会用选票把主张改革的人选下去,让那些坚持福利主义政策的高调派上台。如果你想要得到选票上台执政,那你就只有迎合他们,然而这样的话,社会矛盾始终就无法得到解决”。

  在这里,我们感到奇怪的地方在于:难道只有“消减福利”,才能使“社会矛盾”得到解决吗?高福利、国民的富裕等,是怎么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人民的高福利造成的吗?只有通过消减民众福利,才能解决“陷入困境的经济”吗?“经济陷入困境”、“美国走向衰落”等,真的与以雇佣劳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没有关系吗?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萧功秦先生是并不实事求是的。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学家,萧功秦先生不应该没有一点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如果有那么那么一点点的话,那他就应该认识到,美国的“经济困境”,以及现在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都是根源于资本主义雇佣生产方式的结果。因此,解决美国的“经济困境”问题的出路,并非在于敲诈国民、涸泽而渔的降低国民福利,而是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变雇佣劳动方式为没有雇佣的联合劳动方式。萧功秦先生在此特意地强调:“这与资本主义好像没什么关系”,是种很明显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美国的高福利为何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显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在美国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下,美国的高福利、高工资已经非常不利于美国的社会生产了,使美国生产产品的成本要远远高于中国。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太低,而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太高,从而使美国的生产成本过高,进而导致美国经济陷入困境。这是一个简单的客观社会现实,是“中国威胁论”的真正根源所在,也是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们都已普遍认识到的问题。

  但毫无疑问,导致国民高福利、高工资制约本国经济发展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其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方式上。如果美国的生产方式不存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矛盾,企业生产的工资与利润同属于企业的劳动者自己,那么再高的工资与福利待遇显然也不会影响到企业生产的竞争力,从而也就不会再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了。因此,与倒行逆施的降低国民福利、降低工人工资的政策相比,美国要走出经济困境,摆脱经济危机,其实可以有更好的政策选择,这就是改变本国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一种没有雇佣的新的社会生产即可。

  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阶段,已经到了一种共产主义可以实现的程度。这要归功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也是资本对利润追求的最终必然结果。美国的唯一前途和出路就在于向没有雇佣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全世界的出路与前途也都在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否则美国人民不答应,中国人民不答应,全世界的人民都不会答应。这背后的推动力量就是资本。是资本对利润的不可遏制的、无止境的追逐导致了这一切。

  从美国的这种高福利却成了经济发展的羁绊的现象来看,全世界都将卷入一种降低本国国民福利的恶性竞争与循环之中。这种恶性竞争与循环的结果,就是最终出现一种可以唯一地终止这种恶性循环与竞争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必然是以没有雇佣关系为基础和特征的。根源于资本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全世界都不得不改变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而使用一种没有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显然,其实当今中国的统治精英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在各个领域和场合都极力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几乎在官方的所有经济类文章中,都绝口不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权贵与资本精英们妄图能遮掩真相,继续自己的统治地位与垄断权力。但这显然是徒劳无益的,历史发展的潮流势不可挡。

  萧功秦先生在其文章中描述了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怜境地:“自由、人权与社会民主向弱势人群倾斜,本来是好事,但中产阶级负担很重。一位朋友说,他的三分之一收入被当作税赋交给政府了,美国的整体竞争力因此而被削弱,社会福利与保险的沉重负担拖累了美国”。显然,这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邪恶与必然灭亡的结果,证明了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毫无疑问,面对如此境地,如果不改变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那降低国民福利就是唯一必然的选择。而一旦如此,全世界都将陷入一种无止境的降低本国国民福利的竞赛之中。这种恶性竞争与循环的结局是什么,其实已经是不言自明、昭然若揭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刚刚领衔起草了国研中心的“383”改革方案的刘鹤先生,在其文章《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说:“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政府“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的确会产生这些问题。但显然,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情。民众们的这种福利要求不合理吗?无可厚非!“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不对吗?对!如果政府不接受民众的这种要求,那么后果更加严重,更加不对。但很明显,“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并导致一系列社会弊端的客观现实,显示出西方国家患的是制度病,而非福利病。民众的富裕,民众对富裕生活的要求,以及政客对民众这种要求的顺从都没有错,错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政治经济制度!

  首先,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合理。西方国家出现这种“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及其存在的社会问题,首先说明了西方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并非是真正的民主政治,而是“民主授权”制。这种政治制度只强调过程的合法性,却忽视了更重要的结果有效性。而失去了结果有效性的民主政治,其实就已经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了。因此,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其实需要完善与发展,需要进一步确立“主权在民”的本质结果性。具体就是应在现有程序民主的前提下,实现重大事项,如财政政策、军事政策、民众关心的福利政策等方面的民众自己作主性。一旦这些重大事项由民众自己作主和决定,那么西方国家纠缠不休的财政问题、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等,就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日后一旦出现事故或问题,民众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怨言,政客们也不必对民众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所谓“民粹主义”的陷阱或弊端。

  其次,西方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合理。按理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福利好、人民富裕,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应该是利好才对,怎么就成了坏事,就对本国的生产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了?而且,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无论民众的福利有多么高,那实际上也是民众自己出的钱。如果由民众自己来支付福利费用是可行的话,那么由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来支付也是可行的。不论怎样都是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一项支出,只不过是由民众自己支付,还是由政府代为支付的问题而已,这在经济上显然是可行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所谓的高福利怎么就影响社会的生产力竞争力了呢?

  显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经济制度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和方式的。这种生产方式要求民众的工资福利待遇不能超过一定的标准。超过了,民众就不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也会推高社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从而降低资本生产的竞争力。那么,在资本主义的这种雇佣生产方式下,民众的生活标准只能处在一种什么程度和水平上呢?显然,只能在一种“饿不死”人的程度和状态中。因为在这种程度上,民众的生活水平不能再降了,再降劳动者就死翘翘了,资本的劳动力就消失了。同时,由于资本之间的竞争的存在,会导致资本的利润率不断下降。无论是否存在经济危机,无论经济形势好与坏,这种竞争都存在,资本的利润率也都在不断下降。这种资本利润率的不断下降,会不断的通过经济萧条的方式挤压民众的生活水平,使其不断下降,直到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步。

  显然,确保民众“饿不死”的生活状态,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基本要求。民众的生活稍微好一点,就会影响到资本经济的生产竞争力,从而制约经济发展,导致经济萧条,进而又反过来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之前,西方国家尚可以通过本国的特殊优势维持民众的高福利、高生活水平;而一旦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当资本可以在全世界自由、安全地流动时,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民众的较高生活水平。这无疑就是西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毫无疑问,一切都是资本主义雇佣生产方式上的问题。

  显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全世界的民众都必须忍受不断贫穷困苦的客观现实,直到资本主义的这种雇佣劳动方式被取代时为止!现在全世界各国都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程度非常高。因此,每个国家要维护本国的社会生产,都必须竞相降低本国人民的福利与生活水平。因此,对于各个国家来说,要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必须让其人民愿意忍受贫穷与失业的煎熬。如果一个国家想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稳定发展,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愚民”,让民众心甘情愿的以极低的、饿不死就行的生活标准为资本家们做牛做马地劳动。否则,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大革命运动就将风起云涌!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已经破产,无论民众怎样贫穷、困苦都不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重新爆发,而只会是某种程度的,无关资本家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动乱。显然,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无疑小看了民众的智慧。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资本主义实践,都已经为民众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现在的人民,已经可以再度觉醒起来!

  的确,过去的那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苏式社会主义已经破产,理论与实践都已表明其错误与不可行。然而,其实这种苏式社会主义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只是对马克思个人所设想的那种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简单粗疏的翻版。这种有点过早实行的社会制度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讲都并不符合甚至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要求的,并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

  理论和现实都已表明:一种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制的,严格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严格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以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基础和基本生产单位的,由劳动者自己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从而使雇佣劳动成为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已经浮出水面。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既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可以有效解决当前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将有效指导当今社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真正社会主义的实现,将伴随着全世界资本经济的发展,以及这种反人类、“反民粹主义”的改革大潮而顺利诞生!

  西方国家患的病,并非是福利病,而是制度病。中国的正确做法不应该是排斥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却去学习它们的社会制度,而应该是学习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而去否定它们的社会制度。在至关重要的发展道路、理论、制度上,任何的本末倒置,都将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灾难性后果。中国若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然要采取这种宁愿降低民众福利,宁愿采取让13亿人民处在半死不活的“饿不死”的状态中生存的政策措施,也不愿去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实在是一件非常稀奇古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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