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敌人就在“公知”里，就在“学者型官员”里

　　敌人就在“公知”里，就在“学者型官员”里

　　黎阳

　　2013.11.24.

　　(黎阳按：接受网友“民间”的建议，今后对右派“公知”们的弥天大谎诬蔑诽谤不着重消极被动的防御式辩解澄清，而着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积极主动坚决进攻，减少引经据典的长篇大论，注重“短、平、快”的匕首投枪火箭炮，死死咬住他们“毁灭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这个要害狠揭猛打，看谁的气势压得过谁——当然，“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说话有劲不在上粪多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决非学右派“公知”搞造谣诽谤泼妇骂街;短小精悍简洁明快的背后是有根有据、有一系列长篇大论为后援。正好网友“好主见”邀我关注一篇“非常恶毒”的文章“‘敌对势力’究竟在哪里?”[见附录]，就借此开刀，算是一次练笔——不，练兵。)

　　中国内部有敌人没有?当然有。在哪里?就在中国的“普世公知”里，在“学者型官员”里。凭什么这么说?就凭这帮人支持“杀光中国人”——冷嘲热讽肆意诽谤海外华人抗议美国电视台“杀光中国人”节目，强词夺理百般狡赖为这个“杀光中国人”的节目辩护开脱——这不是实际支持“杀光中国人”又是什么?对凭空捏造的“轰炸东京”暴跳如雷：“无知狂徒”、“宣扬战争”、“激发战争狂热”、“逃兵”、“从来没有打过仗，且有临阵脱逃嫌疑”、“应该法办!”、“不仅是国贼，还是人类公敌!”“在为谋反造声势”、“罗援不除，国将有难”、“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罗援、戴旭战役意义深远”、“今日对罗援和戴旭的揭露就是清除民族主义病灶的最好时机”……对美国战略网页实实在在“轰炸北京”的计划视而不见若无其事，对光天化日之下大厅广众之间“杀光中国人”的叫嚣公然支持——立场如此坚定、爱憎如此分明、敌我如此明确、支持“杀光中国人”如此坚决的人，难道不是中国人的敌人?

　　有杀光美州印第安人的历史先例，有1995年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关于“世界人口的80%都属于‘垃圾人口’、必须用高技术清除”的战略决策，有西方精英“地球资源不能承受十三亿中国人的生活达到西方国家标准”的长远考量，有“杀光中国人就可以不还债”的现实利益，“杀光中国人”不是童言无忌，不是笑话，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行动，“能做不能说”却实实在在的行动，每日每时包括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行动——“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强制征地、强制拆迁、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找不到工作、拖欠工资、物价飞涨、假冒伪劣、假酒、假药、假钞票、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牛奶、“大头娃娃”、豆腐渣工程、强制推行断子绝孙的转基因主粮、进口日本核污染食品、“耕地面积每年以10万亩缩减”、“十八亿亩红线难保”、“中国粮食自给前景危机”、“80%河流枯竭”、“2/3草原沙化”、“70%的主要河流严重污染”、“64%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污染已渗入中国地下。受监测的水井中，超过一半的井水作为饮用水是不安全的”、“90%的城市依靠受污染的地下水过活”、“中国成世界最大电子垃圾筐”、“沙逼北京、猪投上海”、“黄浦江变‘猪江’”、“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喂人民服雾”、“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每年因癌症死亡约250万”、“纽约时报称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中国拿5亿生命换经济发展”、“世行称中国劳动者税率达45%高出美国近一倍”、“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占企业运营成本的10%，几乎是全世界最低”、工作时间最长、工资最低、工作环境最恶劣、饭碗福利最没有保证、前途最渺茫、不准讨薪、不准罢工、不准组织工会、不准上访、不准请愿、不准恶意自杀、“通宵上班13天打工妹猝死”、“吉林大火死120人门反锁防女工上厕所”、“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青岛输油管爆炸死伤200余人”、“化工厂入住宅区中国老百姓活在炸弹上”、“贵州五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里被活活冻死”、“重庆下岗女工饿死被发现时只剩白骨”、“成都青白江区三岁女孩李思怡被活活饿死”、“南京两幼女饿死震惊全国”、藏猫猫死、俯卧撑死、鞋带上吊死、洗脸死、发疯死、激动死、喝水死、睡觉姿势不对死、自行从高处坠落而死、做鬼也幸福、被自杀、被涨薪、被幸福、被就业、被中产、被增长、被车祸、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谐……

　　所有这些哪一样与“杀光中国人”无关?凡客观效果是破坏中国人的生存又坚持不改的东西，就是“杀光中国人”的一部分，就是一个大系统工程的有机组成。具体谁来杀、以什么方式来杀没什么本质区别——外部敌人直接来打是杀，内部敌人背后下刀子同样是杀;杀人见血是杀，杀人不见血同样是杀;明火执杖赤膊上阵亲自动手是杀，偷偷摸摸借刀杀人、借毒杀人、借假冒伪劣杀人、借豆腐渣工程杀人、借污染杀人、借转基因杀人、借压榨剥削杀人同样是杀;用硬刀子杀是杀，用软刀子杀同样是杀——“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绝死”。

　　没有灭绝人性的理论，就没有灭绝人性的行动。有“杀光中国人”的行动，是因为有“杀光中国人”的理论。什么理论?“精英”论——自命“精英”，把中国老百姓打成“劣等文化劣等人”，根据“市场法则”、“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野兽逻辑得出结论：“清除垃圾人口”、“杀光中国人”有理。

　　在中国制造推销这套“杀光中国人”的理论最疯狂最卖力的是谁?整天开口闭口辱骂中国老百姓“脑残”、“智障”、“愚民”、“屁民”、“刁民”、“暴民”、“暴戾”、“劣根性”、“民智未开”、“反智”、“素质低”的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叫嚣“殖民统治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的朱学勤;叫嚣“劳动不创造财富”、“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中国人“95%有破坏性”、“必须把人口降至5亿以下”的茅于轼;叫嚣中国人“喝狼奶的教育，不是喝人奶的教育，训练出来的是狼，不是人”、“野蛮对抗文明”、“义和团式爱国”、“暴民暴乱假爱国真祸国”、“民粹爱国是害国”、“民族主义最危险”的袁伟时;叫嚣“我们这个民族根本没有灵魂”、“这个民族如此的下作低劣”、“爸爸耻于做个中国人”、“爸爸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汉族才是劣等种族”、“一个不会唱不会跳，不会亲吻不会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样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连像样的愛情故事都没几个的民族，一个陌生人之间互相投毒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还基本上不知自由为何物、民主为何物、法治为何物的民族”“一个认贼作父和认父做贼的民族，一个对于自己过往恶行毫无忏悔能力的民族，一个只有斧头才是万能钥匙的民族……怎么看都是个劣等民族”、“连做奴隶都不够格”、“除了垬这恶魔，这国还有一大问题是储存着一群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的萧瀚;叫嚣“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三百年殖民地”、“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我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的刘晓波;叫嚣“中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很容易情绪化，容易出问题”的吴敬琏;叫嚣“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的马立诚;叫嚣“杀掉两亿中国人才有自由民主制度”、“中国是由13亿支那劣种组成的四流国家”的周亚辉;叫嚣“北京人口激增必须得到有效控制，还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自然生态系统延续的唯一法则就是物种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看起来残酷，但是公平”的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叫嚣中国人是“劣等文化劣等人”、“汉语是一种低级语言”、“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国是没有文化的民族，语言是全世界最低级的”、“民众天性懒惰、懦弱、不思进取、道德堕落”的“凯迪网络”的“飞龙在半天”;叫嚣“草泥马，祖国”是“行为艺术”、斩钉截铁宣誓当“带路党”的“自由公知”……

　　在中国把这套“杀光中国人”的理论变成现实最疯狂最卖力的是谁?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

　　——把中国老百姓变成“改革代价”、以“改革”名义疯狂掠夺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的是他们——“顶层设计”出“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强制拆迁”、“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你们这些人算个屁”的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顶层设计”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的历以宁;“顶层设计”出“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的樊纲;“顶层设计”出“我们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低工资是我们的比较优势”的李剑阁;“顶层设计”出“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春运价格的浮动是必要的”、“反对春运火车票不涨价”的吴敬琏;“顶层设计”出“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企业家不依法纳税的现象不是犯法，而是犯错误”的张维迎;“顶层设计”出“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的茅于轼;“顶层设计”出“对没有合法权利来源的私有财产，物权法也照样应该予以保护”、“即使是抢来的财产，也不能被随便抢走”的江平;“顶层设计”出“不能将正常企业中涉及的犯罪行为逐年进行累加”、“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不能说什么罪名都可以搞企业家”的陈有西;“顶层设计”出“‘恶意欠薪’属于劳资纠纷”、“解决劳资纠纷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层面”的贺卫方;“顶层设计”出“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反动的”、“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的郑必坚;“顶层设计”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城镇化”的“大领导”;“顶层设计”出滥发钞票制造物价飞涨掠夺中国老百姓去“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声称“我认为腐败以及通货膨胀会对我国政权的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对中国通胀问题的看法”的“271”

　　——造成中国社会大规模腐败的是他们——“顶层设计”出用“先富起来”摧毁“干部不准有私产”的公有制、为以权谋私持权抢劫贪污腐化大规模泛滥大开闸门的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当初拼命鼓吹用“先富起来”毁灭“干部不准有私产”的是他们，如今拼命叫嚷“干部公示财产”的又是他们)：“顶层设计”出“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市场制度最道德”的张维迎;“顶层设计”出“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其实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的张曙光;“顶层设计”出“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的张五常;“顶层设计”出“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的茅于轼;“顶层设计”出“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的朱学勤;“顶层设计”出“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的厉以宁;“顶层设计”出“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的盛洪;“顶层设计”出“最大程度宽容民企不规范”的汪洋;“顶层设计”出“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骗子太多，我们治理不过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骗子还不够的问题”的樊纲;“顶层设计”出“资本没有道德，不要对资本家进行道德审判”的钟伟;披旧衣穿破鞋而老少三代举家齐贪的“271”

　　——造成中国社会大规模污染泛滥假冒伪劣的罪魁祸首是他们——无孔不入推销“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顶层设计”出“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的厉以宁;“顶层设计”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刘伟;“顶层设计”出“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张维迎……

　　——勾结国际资本强盗里应外合疯狂抢劫中国老百姓血汗的是他们——“顶层设计”出“融入世界”、“负责任大国”、“中美国”、“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的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顶层设计”出“在全球化的体系中，中美经济相互联系已非常紧密，美国经济发展不好，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中国经济发展好，对美国也有好处”、“如果美元大量贬值或美元利息大幅上涨，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没有好处，对中国也不好”、“我们必须从大局来看问题，如果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美元的压力会很大。我认为我们应该再买一点美国国债，直接帮助美国，间接帮助自己，是一个双赢。”的林毅夫;“顶层设计”出“现在已经全球化了，没有必要再提什么民族经济民族产业了，义和团思想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敌”的龙永图;“顶层设计”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中美携手、国际合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271”;“幽默‘首秀’以夫妻妙喻中美经济关系”、“不能走离婚的路”、“们已经成为朋友”、“争取成为哥们儿”、“争取成为铁哥们儿”的“大海”;把万亿中国老百姓血汗变成美国白条的“大领导”……

　　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身为中国人，为什么要“杀光中国人”?因为他们是寄生虫，是癌细胞，专门靠毁灭赖以生存的机体生存。他们跟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士大夫一脉相承，是一群以“知识”为招牌招摇撞骗的文匪流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百无一用，工于心计，精神贵族，自命不凡，鄙视劳动，仇恨人民，从不创造财富，只知巧取豪夺，不事生产，专攻权术——中国古代“四大明”不是他们发明的;意味着“中国”这个词的瓷器不是他们发明的;闻名天下的中国丝绸和茶叶不是他们发明的;古代发展经济离不开的算盘不是他们发明的;故宫、长城、大运河、都江堰、灵渠、赵州桥等不是他们设计建造的……他们不干实事，专门欺压干实事的人，专门嫉贤妒能陷害忠良——因为干实事的人吃香了，他们的招摇撞骗就没有市场了。为了不劳而获欺压百姓，他们必须获得权力;因为不干实事不肯流血流汗，他们只能靠阴谋诡计窃取权力——过去闹科举、如今闹选举，方式不同，目标一样：靠花言巧语舞文弄墨等主观夸张实现“空手套白狼”。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玩弄权术、鱼肉百姓、在中国制造周期性大动乱等罪恶记载充斥了几千年的中国史——使中国封建制度继承延续数千年之久的是他们，长期阻碍中国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是他们，断送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的是他们，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是他们;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坚持闭关锁国变为崇洋媚外、勾结帝国主义欺负中国老百姓的是他们。从古到今他们从不创造财富，从不保护人民、保卫国家、抵御侵略，从不凝聚人民、凝聚社会，对中华文明无任何贡献。他们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全面阻碍中国发展而无任何进步作用的最反动的群体。他们阴险狡诈、心狠手辣、口是心非、两面三刀、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同时又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尔虞我乍、勾心斗角、虚伪怯懦、互相算计、互相利用——号称“言论自由”，实际上“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号称“理性宽容”，实际上个个唯我独尊，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连自己一伙的陈有西跟左派学者司马南合影都被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他们极端自私，唯利是图，唯我独尊，一触即跳，只善于制造敌人，从不会凝聚朋友，永远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永远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政权，永远必须投靠权贵狐假虎威，利用别人的权力为自己谋利。他们积极“杀光中国人”有两重目的：第一，他们“骗出一个体制来”的“顶层设计”把中国老百姓害惨了，老百姓恨透了他们，他们也知道老百姓恨透了他们，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抢先杀掉受害者，决不给受害者清算报仇的机会。第二，他们想消灭中国，但不想自己流血，只肯当“带路党”，以出卖中国根本利益为代价引诱外国人流血拼命为他们打天下。他们想利用外国势力，外国势力同样想利用他们——双方都想消灭中国，但都不想牺牲自己，都想让对方流血拼命当替死鬼，自己坐收渔翁之利，都拼命鼓动对方说：“别犹豫，快动手，只要你动手，我一定支持，一定能迅速取胜。”坚决支持美国“杀光中国人”同样是这场讨价还价互相欺骗又互相勾结的丑剧的一部分：用此举诱使美国得出印象：美国在中国的“带路党”势力大大的，要消灭中国轻而易举，因此应该赶快下决心出兵消灭中国。

　　“流氓土匪不可怕，就怕流氓土匪有文化”。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正是有文化的文匪无赖。他们连对卖身投靠的美国主子都谎话连篇尔虞我诈，更不用说对中国老百姓了。他们污蔑毛泽东“饿死三千万”，自己呢?“杀光中国人”——“每年因癌症死亡约250万”、“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中国拿5亿生命换经济发展”……再加上死于有毒有害食品的、豆腐渣工程的、工伤事故的、看不起病、养不起老、因贫病交加绝望自杀的、“被自杀”的……把这一切都加起来，每年死了多少?年复一年，三十年来死了多少?而且情况是越来越好转还是越来越恶化?有头没头?“饿死三千万”是对过去的凭空捏造，无凭无据全凭嘴说，而“杀光中国人”呢?却是每个人身边实实在在发生的现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耳闻目睹根本用不着“考证”——就在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死于癌症、污染、绝望?整天叫嚷“开放档案”、“公布数据”，敢不敢如实公布“改开”以来死于上述“特色”的中国人的统计数据?自己蓄意在“杀光中国人”、整天鼓吹“优胜劣汰”、“淘汰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切切实实每时每刻都在动手剥夺十三亿中国人生存权，却拼命血口喷人污蔑毛泽东“饿死三千万”，天下还有比这更卑鄙无耻的吗?

　　普通贪官污吏以权谋私祸国殃民的危害与“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这些拿笔的敌人的决策卖国祸国殃民的危害大不相同：一个是战术性技术性的，一个是战略性根本性的;一个是零敲碎打小打小闹地零售，一个是持之以恒釜底抽薪地批发;一个是长期见效的“量变引起质变”，一个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斩首行动、一箭穿心”;一个是疥藓之疾，一个是心腹之患;一个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尚不至于搞垮整个社会，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使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彻底崩溃——前苏联没有被十四国的武装干涉和希特勒几百万军队的进攻搞垮，却被“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的“普世价值”、“新思维”、“人道社会主义”、“休克疗法”搞垮了;前南斯拉夫被纳粹德国占领了都没有灭亡，却被“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的“普世价值”、“自由选举”、“一人一票”消灭了。

　　拿笔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坏、更阴险、更凶残，更恶毒，罪恶更大——拿枪的敌人是拿笔的敌人制造的。拿枪的敌人的士气和战斗力是拿笔的敌人维持的。每个拿枪的敌人背后都有个拿笔的敌人。每个被拿枪的敌人打死的烈士归根到底都是死于拿笔的敌人，都有拿笔的敌人的血债。拿枪的敌人可能是被迫的，拿笔的敌人必定是自觉的，不自觉写不出有煽动力的东西。拿枪的敌人交了枪就不再能杀人，就不再是敌人。而拿笔的敌人即便交了笔，以前写的杀人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继续杀人。因此拿笔的敌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笔也仍然是敌人，不能象拿枪的敌人那样交了枪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敌人，就可以变成自己人。

　　“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坚持“杀光中国人”，中国人只要不甘被杀光，迟早会“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亿众一心回归毛泽东，团结起来跟这些“杀光中国人”的人拼命——别看“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们如今似乎势力强大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仍然是纸老虎，仍然如毛泽东指出的：“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试看明日之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

　　附录：网友“好主见”的建议

　　好主见：请看下面这篇文章，非常恶毒。供黎阳先生参考：

　　老剑客：“敌对势力”究竟在哪里?

　　来自康德尔将军

　　2011-12-26

　　在毛泽东时代，如果有什么事办不好，办错了，出现了大失误，方向上的失误，毛泽东都会从两个方面找原因，一个是在外部找原因。原先以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后来发现苏联亡我之心也不死，再后来发现，周边的小国家也亡我之心不死，再后来发现，不论是外国离我国远近，都会亡我之心不死。一部分以美国为首亡我之心不死，一部分以苏联为首亡我之心不死，毛泽东没有办法，就搞出第三世界理论，第三世界比较穷，给他们点钱，他们就会认为中国好，花钱买了几个没有亡我之心的人，这些国家的人有事没事的到中国要点钱，中国给点钱，再让中国人看到来中国的还真不少，就知道中国的朋友遍天下，那个时候国门没打开，来几个人就会让人感到中国朋友遍布亚非拉，中国人也高兴，没有美国，没了苏联，中国照样腰板直，说话理直气壮，看看那个时候的外国人，都坐在毛泽东身边，被蒙蔽的国人，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真是可以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了。美国、苏联想亡中国，那真是门都没有了，不过既然有外鬼，那也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于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不可少的。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过这样想就低估了毛泽东了，他的真实目的是不想担责任，想把责任推到外国，这一方面证明他个人的伟大，另一方面可以转移矛盾。就连大跃进，毛泽东也把苏联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粮食说成是苏联卡我们的脖子，专制国家，统法者的面子大于普通人的生命，普通人的生命只有依附于统治者的面子上面才有价值，大跃进死去的成千上万的亡灵构成了毛泽东的面子。 ..

　　另一个是在内部找原因。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就说过，中国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矛盾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得镇压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就得用民主的方法。但是这里贯穿的是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思维，敌我矛盾是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阶级斗争思维，要人治不要法治，要专制不要民主，把民主不用制度固定下来而用可用可不用的方法，这种民主的方法就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大民主，其结果就是内部矛盾不断，内部敌人不断增多。反右把知识分子当成敌人，庐山会议把彭德怀反党集团当成敌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邓小平当成敌人，把林彪这一个内定的接班人也视为反党集团。其实，在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革命前有阶级敌人，革命后还有阶级敌人，走资派还在走，就是专制体制的内在逻辑。世界上有哪一个专制国家不是敌人不断，消灭敌人不断呢，专制者总是觉得这个国家是他的，任何人都会打劫他的家，所以专制者总也断不了敌了，总有消灭不了的敌人，前一个敌人倒下了，新的敌人又起来了，不断地树立敌人，不断地消灭敌人，是专制者的使命，最后被敌人所消灭，成了专制者的宿命。在内部找敌人的目的，就是把错误转移到敌人的身上，以视自己的清白和绝对正确。

　　邓小平是体制中人，深受专制之害，也深知专制之苦，在他出山之际，首先反对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专制，所以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告别专制。他深刻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扬民主，要加强法制，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并认为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后来者把民主提的更高，把民主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提升，但在升华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忽略了邓小平提的民主是彻底地否定封建专制，是要大胆地吸取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不否定专制是难以谈民主的。提升民主理论而不切实否定专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以抬高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可没少干过。

　　否定专制，就是在两个方面不要人为地制造敌人，一个是不要在外部制造敌人，另一个是不要在内部制造敌人。民主在外部争一个和平的世界，在内部争一个妥协的社会，妥协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

　　美国不是敌人，苏联不是敌人，苏联解体之前不是敌人，解体之后也不是敌人。在外面要广交朋友，邓小平说超越意识形态，美国的价值观是自由主义价值观，但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不妨碍交朋友，苏联解体之前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不成功的表面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的价值观，双方也有共同利益，不同的价值观并不等于没有共同的规则，相同的价值观并不等于有共同的规则，但如果想在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规则超越不同的价值观或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后来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得按着世界规则去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敌对势力了，如果说有，那只是价值观不同而已，价值观不同并不是构成敌人的条件，价值观就是价值观。根据价值观去制造敌人，是原教旨主义的作法，发展到极端那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是恐怖主义，可是美国却是反恐怖主义的，中国也是反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敌人，而不同的价值观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元素，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人类的文明才有进步。

　　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区分敌我友已经过去，那么根据利益区别敌我友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命题，有利益就有冲突，有冲突就需要解决，解决的方式一个是暴力的，一个是和平的，现在中国强调和平解决利益冲突，各方在利益可接受的情况下知进退，妥协是解决利益冲突的灵魂，不需要大战一场。价值冲突不是成为敌人的条件，利益冲突也不是成为敌人的条件，敌人的条件不具备，敌人也就只存在一种，那就是恐怖主义，如果国内与外国势力勾结，那只能说是与恐怖主义勾结，这是所有人都必须反对的。如果不是与恐怖主义的勾结，就是仅仅因为境外有联系就视为敌对势力，至少理由不充分。如果进而言之，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和外国政党进行交流、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进行交流、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进行合作，官方有来往，民间有合作都可视之为与境外势力勾结吧。

　　就内部来说，毛泽东处处设敌，处处与敌作斗争的专制做法在邓小平的彻底否定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但实际上并不有退出历史舞台，甚至阴魂不散。国内没有敌人，只有各个不同的阶层，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同盟者，这些建设者和同盟者发生各种不同的利益冲突、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权力与权利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权力和权利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的方式来解决，对于权力者来说，应该通过完善宪法、建立宪政来使权力有效分立并制衡，并以宪法约束之。

　　目前中国的权力腐败、权力滥用、权力本位十分严重，如果不对权力加以宪政式的分立与约束，通过党风廉政建设、加强思想教育是根本靠不住的，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视为敌我矛盾是错误的，会使权力腐败和滥用更加猖獗，更容易以人民的名义、以党的名义侵犯公民权利。把权力与权利的矛盾看成是敌我矛盾是权力者或为面子、或为乌纱帽、或为稳定、或为腐败、或为既得利益、或为政治前程编造出来的一个政治名词，是毛泽东专制思想在新时代的延续。权力者也会因此巧立名目，把毛泽东时期的那种专制形式拿来为权力者服务。只要公民反腐败、上访、反强征土地、反强制拆迁、搞民主自治、搞村民自治、搞社会管理创新等权力者都可以视为敌对势力，通过敌对势力的招牌名正言顺地打击公民。

　　权力者与权利者的矛盾的解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公民视之为不明真相，受敌对势力的煽动，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对敌对势力进行打压，进行抓捕。不断地制造敌对势力，不断地打压敌对势力，把不是敌对势力的说成是敌对势力，最终是所有人都是敌对势力，就是以人民为敌。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所有人就会把权力当成敌人，到了那个时候，权力者悔之晚也。权力者就会如苏联十月革命一样，一个人喊两下，政权就倒了，也会如苏联解体，一个人在总统办公室说，苏联共产党解散，散了也就散了。曲未终，人已散，人没走，茶就凉，娜拉还没出走，家就没了。

　　找敌人，找来找去是个无。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敌人可供战斗，世界上如果那么多敌人，人活着意义何在?敌人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没有敌人，哪来的敌对势力?难道事情做错了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并以此来推卸责任?美国总统下来了，没事在商店买个菜，也没人想杀他。你看看朝鲜，死了一个金正日，在联合国还强迫别人默哀，结果大多数国家退场，只有十七个国家默哀，其中还包括中国。在朝鲜国内让别人宣誓效忠，还给国民发点海鲜笼络人心，这是制造敌人的结果，是制造多少敌人自己都不知道而恐怖又不自信的结果。

　　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发展趋势来看，民主化的潮流不可遏制地进入了第五波，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民主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恐怖主义，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敌人，外部没有敌人，内部也没有敌人。外部需要国与国的合作，共建地球村，内部需要与公民合作，共建民主国家。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凡是搞专制的国家，外有敌人内有反对派，凡是搞民主的国家，外有朋友遍天下，内有各个政治精英的精诚合作，就是反对派，也是忠诚于国家、忠诚于民主的反对派，反对派也是国家的建设派。民主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各个派别的合作使一个社会欣欣向荣，使每一个人具有价值和尊严。作为民主国家的人，在国内有尊严，有国外有尊严，尊严写在每一个公民的脸上，所有人的尊严凝聚在一起，就是国家的尊严。

　　再说中国吧，最近的乌坎事件开始也是以敌对势力、境外势力定性，找来找去没找到敌人，只找到境外媒体，把境外媒体当做敌对势力。可是事出了，还不让人家说，人家说了就把人家当敌对势力，这是转嫁矛盾。只是让当地官员感到失望的是，敌对势力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果说有敌对势力，也是他们自己。对于乌坎人来说，他们用民主自治、用自己的现身说法，打败了官员们制造的敌对势力的幻象。

　　有一首小孩子经常唱的歌，名字叫《春天在哪里》，其中有一句歌词叫“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把小朋友的歌词换一下，官员敌对性的思维也如歌词所述：“敌人在哪里呀，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官员的眼睛里。”官员看谁都是敌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如同金正日死了般地不自信了。官员如果想要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就得转变敌对性的思维，把敌对性思维转变成以人为本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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