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系列图书编委会纪念120周年
座谈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红色中国系列图书编委会 供稿
今年是毛主席诞生120周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不光要纪念他,更要学习他、践行他的伟大思想。
12月29日,红色中国系列图书编委会在北京举办座谈会,结合本编委会编辑的《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一书,邀请老革命、相关专家和青年同志40余人,就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有益的讨论。同时汇报了编委会的工作,与会同志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座谈会得到了《红色年华》杂志的大力支持。
毛主席是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时代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源泉。大寨道路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创造也倾注了陈永贵大半辈子的心血和荣辱。《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的张怀英是原昔阳县委书记,正是他发现和扶持了大寨这个典型,并和陈永贵保持了40年的战斗友谊。本书是晚年呕心沥血十余年的力作,写完后三个月他就因病住院,不久就去世了。本书从各个方面对大寨、陈永贵进行了记述,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可以帮助我们冲破人为设置的重重迷雾,认识更加真实的大寨和陈永贵。
会上,主持人宣读了编委会顾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农业税专家李成瑞同志发来的贺信:
红色中国系列图书编委会:
陈永贵同志和他领导的大寨,是执行毛主席关于农业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辉典范。张怀英同志是发现和支持大寨典型的模范县委书记。你们结合《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一书的出版发行,召开专题座谈会,对于宣传和发扬农业走社会主义集体化、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私有化、两极分化的邪路,具有重要的意义。谨祝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李成瑞
2013年12月27日
编委会主任马青柯同志首先发言。他对前来参会的同志表示感谢。他说,编委会成立三年来,帮助很多同志编辑和联系出版了书稿,一直保持了很高的编校质量,获得了广泛好评。他表示,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很严重,如果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改变,是很危险的。大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树立起来的农业典型,是人民群众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大寨的道路是真正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只有实行合作化、集体化,农村才能真正发展和繁荣起来。
编委会工作人员代表在介绍工作时表示,图书和新闻一样,是十分重要的传播形式,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舆论阵地。毛主席说:思想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现在资产阶级庸俗、恶俗、媚俗,教人急功近利,给人灌心灵鸡汤的出版物泛滥,真正宣传社会主义,宣传红色,宣传积极向上精神的往往没人来做。在这种情况下,红色中国系列图书编委会于2010年底成立,陆续编辑了20余部书稿。同志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在顾问们和各行业专家的支持下,发挥各自特长,密切配合,进行编辑、校对、封面设计、版式设计、排版等工作,并协助联系出版,而只收取仅供吃饭的费用。同志们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如《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一书,反复查阅各种历史资料,反复进行文字编校,最终呈现了一部高质量的定稿;《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发现人类历史规律的》引用了大量马恩原著,我们搬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逐条校对,力求做到跟原著一字不差。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还这么认真负责,为什么?因为一种使命感。我们不来,谁来?我们不做,谁做?毛主席革命一生付出了那么大牺牲,在座的老革命和其他同志也都牺牲了很多,这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愿意坚守好这个阵地,把红色思想、红色历史、红色文化、红色人物发扬光大,在人民最终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像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发出自己那一点点光,传递星火,融入到伟大的时代潮流中!
编委会顾问、原同心出版社社长、原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肖衍庆同志指出,《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本身是对毛主席最好的纪念,因为它是为毛主席的坚强战士陈永贵同志树碑立传的。他把这本书誉为“为红色人物树碑立传的典范”。他说,张怀英同志由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极大的政治迫害。但是,他却在受迫害的日子里,为自己的战友陈永贵写下这样一本书。它不仅是为我国农民英雄陈永贵写下的一部光彩照人的传记,而且折射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国农业战线上的辉煌业绩。根据这本书的描述,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当向陈永贵学些什么呢?肖衍庆同志指出:第一,要学他斗字当头,斗出一颗火红的心,敢和错误思想斗,敢和修正主义大人物斗;第二,要学他那尊重实际、尊重科学、尊重调查研究、尊重苦干实干的革命精神;第三,要学他那永不停止的追求崇高理想境界的共产主义精神。在陈永贵身上,谁能得出共产主义渺茫论?不!只能得出共产主义必胜论。编委会闯出了一条新路,我们应该热烈祝贺!
本书张怀英的子女代表介绍了张怀英同志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县、地委书记岗位上,对中国农村的社会议建设进行实践性探索积累的大量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文化建设。主要以板报、幻灯、俱乐部、唱戏、扭秧歌、说快板等形式在田间、地头、晚上开展活动,使农民人人心情愉快,个个精神振奋。农民史掌元创作的《唱得幸福落满坡》成为全国传唱的名歌。1958年,昔阳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第一个文化县;二是干部廉政建设。1958年,昔阳县委在总结了刀把口、白羊峪、大寨、北泉村等先进单位的经验后,做出了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决定,到1959年秋,四级干部参加劳动在昔阳已经蔚然成风。毛主席在《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风尚》的批语中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三是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搞好生产,多打粮食,他因地制宜,冶山冶水,平整土地、引黄修渠,树典型、学先进,以身作则。引导大寨成立合作社,在昔阳县树立了大寨、刀把口、白羊峪农、林、牧“三枝花”;任运城地委书记时,启动了引黄工程,经过一年半的大会战,建设了两级提水站,整个工程的春浇面积达到80万亩。此后,三到五级站相继投入使用,真正实现了边设计、边施工、边受益。这些经验给今后留下了重要的借鉴与参考。
林伯野同志发言
编委会顾问、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首任所长林伯野同志首先肯定了编委会的工作,赞扬编委会是一个很好的舆论阵地,方向对头、工作态度认真、人员觉悟高。近90岁高龄的林伯野同志拿到书只有几天时间,但在会前就已经写出了一篇上万字的读后感。文章简单介绍了传奇英雄陈永贵的情况,总结了我们学习陈永贵的重点:一、热爱劳动,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四、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五、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六、善于从实际出发,辩证地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文章还说,在农业领域有两个典型,一个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大寨典型,一个是走资本主义搞单干的小岗村典型。大寨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有很多人去参观,小岗村连当年签字画押分地单干的严宏昌都出来反对了。
阳和平同志发言
国际主义战士阳和平同志上世纪50年代初生于中国,20多岁去美国,前几年又回来,对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有切身感受。他说,这本书里有描写他的内容,是真实的,说明这本书讲的是真话。他1971年曾经在大寨呆过将近半年,和农民同吃同劳动,深切认识到大寨才是实干的。大寨群众创造了一条农村社会主义的道路,被毛主席树立成了典型,这是真典型。阳和平对那些污蔑大寨是“国家扶持起来的”说法很生气,认为光输血不造血是不行的,大寨自己造血,而小岗村国家扶持了那么多年,什么都没有扶持起来。他说,陈永贵没什么文化,但很有智慧,是个实干家。要“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上世纪80年代,陈永贵被贬以后,他的父母(美籍农业专家阳早、寒春)经常去看陈永贵,也拜访过张怀英。他自己之所以能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信仰危机的深渊里中爬出来,跟大寨、陈永贵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他说,我们需要把毛泽东时代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写出来,让年轻人看看那时的人们是怎么过来的,所以这本书是非常宝贵的。在补充发言中,阳和平对大寨的“标兵公分,自报公议”分配制度充分肯定,认为这是真正体现民主的好制度。
刘晓铎同志发言
编委会顾问、南开大学教授刘晓铎同志是农业经济方面的专家,他总结大寨是“小小的舞台,伟大的业绩”。他说,大寨回答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开辟了一条中国农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谈了建国起的两条路线之争,介绍了修正主义路线产生的历史背景。而大寨的做法恰恰证明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性,这也说明了毛主席去世后,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否定大寨,继而瓦解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大寨这个典型进行了科学分析,对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大加赞赏。他说:“现在连集体经济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集体农民啊,都是个体了,都是私有化了。”关于大寨精神的现实意义,他说:“不回到公有制经济上来,就不可能坚持大寨精神。而要回到公有制,就必须把走资派赶下台。”
编委会顾问、《中流》杂志原副主编陈志昂同志把珍藏多年的一套大寨图片送给编委会,希望陆续刊发出来。他说,我们纪念毛主席,最重要的是要继承他的继续革命思想。继续革命理论是毛主席的伟大创新。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没有了,还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对不起毛主席。他还讲了统一战线问题,认为要尽量团结更多的人,但我们自己绝对不能放松、动摇继续革命的立场,不能止步于改良。他指出,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来说是绝对多数,但如果小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工人阶级就成了少数。争取小资产阶级是很严重的问题,需要争取、团结,但不能跟着他们走。他表示,围绕大寨的争论和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他谈到这样一件事:陈永贵曾问邓小平,毛主席的路线还要不要继续走?邓回答,永贵同志,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说这种话?说完,夹着皮包就走了。所以毛邓路线“一脉相承”的论点是折中主义的诡辩。他还深情地谈起他在大寨和社员一起劳动,和陈永贵、贾进才一家、梁便良、贾承让、郭凤莲等人的友谊。他1964年就写过一首歌颂大寨的歌,后来改成《改天换地大寨人》,又改编为一首大合唱,叫《大寨红旗颂》。
李定凯同志发言
清华大学教授李定凯同志认为这本书非常宝贵,全面记述了大寨的发展过程,可以使人们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毛主席树起了大寨这面红旗。他说,有些人后来否定陈永贵的手法,和否定毛主席是一个套路,“因为你不是个好人,所以干不出什么好事,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好思想”。他对宣传推广本书,让坚持集体道路的村庄和青年学生能读到这本书提出了建议,并建议把这本书的重点章节发到网上去。他还建议再写一本《大庆·王进喜》,宣传新中国工农战线上的两面旗帜。
《中国老年报》创办人邱峰同志的发言热情洋溢。他对青年同志有志于红色事业表示了赞赏,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曾听过陈永贵的报告,回忆了与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同志的交往(正是陶鲁笳把大寨这个典型的情况报告给了毛主席)。他说,农村必须走合作化道路才有希望,大寨的经验应该很好地发扬和继承。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徐飞同志已经由编委会编辑了两部著作:《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发现人类历史规律的》、《对〈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的意见》,目前第三部书稿正在编辑中。这几部书引用革命导师的原著很多,编委会的同志搬来成摞的原著,起早贪黑查找、校对。有些内容引用的是单行本,为了统一注解,还要找出它们在全集或选集里的位置。徐飞同志对编委会的工作表示了特别感谢。他非常赞赏陈永贵在中央工作的时候还能保持农民本色。工人、农民能当副总理,这是毛主席的创造。后来陈永贵被打倒是什么路线造成的?是不是冤案?应该不应该平反?但是陈永贵至死没有背叛,这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我们现在要在理论上、行动上忠于马列主义,忠于毛泽东思想。喊打假,最大的假是路线的假、理论的假,这种假必须打!徐飞同志声音洪亮,饱含激情,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原国防科委情报所党组副组长、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恽仁祥同志回忆了陶鲁笳同志向他转述的毛主席对陈永贵的一句评价:你看陈永贵的报告,里面没有讲到多少马克思,但是每一句话都是马列主义。他还谈了他的家乡从鱼米之乡到农业凋敝的情形,对全国耕地大量被占,大量进口粮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在时间有限的自由发言阶段,与会同志发言非常积极。吕长堂同志谈了宣传工农兵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对编委会青年同志的赞扬;干韫胜同志是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的领导,她认为这本书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有现实的应用价值。现在农村人心很散,组织不起来。组织群众,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和干部是关键,也需要青年一代有志于老区建设工作;老革命金兴普同志认为编委会编辑这样一本书非常好,非常必要。应该做好宣传推广工作,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能够读到;任黎明同志讲到现在高校有很多反马列毛的教育,向青年学生宣传红色思想、宣传社会主义很必要,而且也比较容易被学生接受;李新政同志认为,中国各方面,包括农村到底走什么路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任务。
座谈会持续了近三个半小时,到中午12点半以后才结束。面对这样的红色话题,同志们还是意犹未尽,似乎有讲不完的话……
附:红色中国系列图书编委会
红色中国系列图书编辑委员会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在一批老革命、党史专家、文学艺术家的倡议和指导下,于2010年底成立的。编委会的宗旨是宣传红色思想、弘扬红色文化、讴歌红色年代、赞美红色人物、还原红色历史、畅想红色未来。
在各方面努力下,次年金秋9月,《红色人物》(上下册)大型画卷隆重问世。本书出版后举办了“纪念毛主席逝世35周年暨《红色人物》画卷出版座谈会”、“纪念 118周年暨‘红色精神,代代相传’青年读书活动启动仪式”,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和大批青年学生参加,引起了强烈反响,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继《红色人物》之后,编委会克服种种困难,同密切合作,陆续编辑了《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诗颂毛泽东》、《高为学晚年自选集》、《人民万岁》、《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发现人类历史规律的》等 20 余部红色图书,受到相关同志的赞扬和各界的广泛欢迎。
宣传红色中国,绝不是一个红色中国系列图书编委会能胜任的。更多的红色精神、红色历程、红色人物要靠同志们共同努力来谱写。编委会愿意和同志们一道,为红色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地 址:北京市房山区邮政局新镇支局一号信箱
邮 编:102425
电 话:010-69380901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相关文章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