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3.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极为惨痛和深刻。它同时也暴露了“东突”恐怖活动的新动向。
对于这一新动向,我们面临的严峻考验刚刚开始。
时隔不到15天,长沙又发生具有某种特征的人砍杀市民事件了,造成三死一伤。具体原因有待调查,但暴力恐怖的疑云越加沉重。
想一想昆明暴力恐怖事件,5个拿着长刀这类冷兵器的人渣,其中还有一个女的,冲入人群之中,短短12分钟就造成29人死、143人受伤,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恐怖分子面前几乎就是一群羊。如果不是特警及时赶到并果断开枪,肯定还不止这样的伤亡。
就这个重大后果,从“国民性”、“尚武精神的缺乏”等方面进行反思显得离题万里。而看起来,民众平时在强权面前的懦弱与被恐怖分子屠杀的处境有很弱的联系,但拿它来说事并无实际意义。我们安全线的脆弱,根本上是缺乏相应的防御能力,包括警力布置这样的成本、心理的防御,以及平时的防恐训练。
我注意到事件发生后,有个一线民警在网上感慨,中国在各类公共场所的警力布置上明显不足,有的地方更是见不到一个警察,但具有讽刺性的是,在封路、强拆这类事情上,出动的警察不是一般的多。
这并不是说,要随处看到有警察,我们才能有安全感,而是道出了这个现实:警力在社会空间中的分布,以及在一些事件中动用警力的必要性有待反思。毫无疑问,有限的警力(包括武警)肯定会被优先用来保障各类重点的场所和机构——火车站也是,但在人流多的场所,是否也可以让人们感受到警察强有力的存在呢?
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往往是弱者所为,至少他们自认为是弱者。“东突”恐怖势力并不例外。也因此,在实施恐怖活动时,为了坐实这一弱者标签,迎合某些喜欢玩双重标准的西方政客或媒体的政治偏好,在策略上,他们会优先选择对政府、警察等机构等进行袭击,正如过去所做的那样。恐怖主义在其攻击的国家权力机构面前,其恶极容易被那些滥施廉价同情心的人解读为是出于无奈。
但这一策略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恐怖主义的反人类本质使其本身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同情,它不过是被利用来达成某种政治目的而已。中国的国家权力也没有在恐怖袭击中减弱它的威慑力。
而事实上,攻击国家权力机构也不符合恐怖主义的直接目的:对一个它所敌视的社会产生心理上的震慑。毕竟,恐怖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战,即让人们在不确定性中产生不可忍受的恐惧。如果一个社会在不安全感中失去理性和耐心,在心理上崩溃,很自然地,就会转变为恐怖分子在政治上的筹码。
就此而言,恐怖分子在策略选择上,除了对国家机构的袭击之外,或者在袭击国家机构见不到效果后,几乎会不可避免地袭击平民。越让人们猝不及防,越造成巨大的伤亡,人们看上去似乎就越害怕它,其政治筹码似乎也就越大。尽管这样干,由于其反人类本质充分暴露,很难在国际政治上得到同情,或者即使有人基于政治偏见想要表达同情也会有所忌惮,但它显然已管不了那么多,而是追求孤注一掷。
从昆明“3.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个社会的反应上看,“东突”恐怖分子意图要造成的心理冲击,其基本目的已经达到。3月4日,广州地铁所发生的小规模惊慌,以及其它地方的一些谣言,正是恐惧心态的流露。我们在不安全中展开了合理的联想:恐怖分子下一步,会不会袭击更无防御能力的商场、地铁、公交车、医院、学校?
这种心态捕捉到了“东突”恐怖势力的新动向:已向中国内地渗透,这种渗透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地方;其选择的袭击目标,已然是大量平民出现的公共场所。它对中国的公共空间,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构成了一种从心理上来说很难忍受的威胁: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在哪儿发动袭击,用什么发动袭击。这是“游击战”的恐怖主义版本,这样的疯狂战术,意在直捣一个社会的精神中枢。
一个社会无论看上去多么强大,它有一个软肋,就是所有人,作为社会原子,面对无法确定的生命威胁,多少都会出现心理的紊乱。这个威胁越是不确定,越是具有强烈的冲击力,越是如此。这个时候,为了消除恐惧,人们的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去确定威胁的来源。比如,恐怖分子具有某种民族、宗教的属性,但又无法把他们从一群同样也具有这些属性的人中准确地识别出来,在心理的紊乱中,大家就倾向于也把所有具有这些属性的人一起防御。而这一点,正中恐怖分子的下怀。
恐怖分子玩的是心理战,我们要做的,恰恰是在他们的威胁中,保持足够的理性,以此瓦解恐怖主义的这个战略。有个维族大叔对“3.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评论时愤怒地说:“只有不正常的人才会做出那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正是如此。恐怖分子越不是正常人,我们越得像正常人一样。一个社会的正常,是防御、消灭恐怖主义的心理基础。
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恐怖主义的威胁是一个超出此前日常生活所能想象到的事情的挑战。但必须面对。只是,不要慌,也无须营造恐慌。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有足够的能力。我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去在心理上,安全上作出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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