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招远市麦当劳快餐店内的一起故意杀人案，经查明系“全能神”教成员所为。“全能神”与“法轮功”一样都是邪教，在20多年里得到滚动式的发展，且隐蔽而迅速。(http://news.sina.com.cn/c/2014-06-01/023030272253.shtml)邪教能长久得到发展，必然有其滋生的土壤，能快速的发展，必然有其发展的条件。只有解开案件的根源，才能消除发生案件的根本。
为什么嫌犯都是无业人员?据警方调查，在此案中的六人，五名成年人均为无业，一名未成年人也是辍学。邪教与无业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职业是人们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一个渠道，也是取得社会归属感的重要途径。人们安居乐业，社会才会稳定。对于无业人员，又何来安居乐业?中国在转制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当社会存在大量的无业人员，这个社会还会有怎样的稳定呢?显然，邪教组织看准了这部分人群，给一部分失业人员提供了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他们以所谓的“拯救世界”、“降魔护法”(邪教大法)来获取情感和精神的归宿，在邪教谎言的驱使下通过危害社会和侵害他人的行为体现自已的人生价值。因此，不能让无业人员游离于社会边缘，要实现人们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稳定，就要做到人有所依，人有所从，人尽其才，人有所为。解决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为什么说这是政府的责任呢?长期以来，无业人员既是政府甩包袱的结果，也是甩包袱的对象。百姓视政府为“父母官”，作为地方政府，若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又何谈造福一方?此外，就业环境和条件，受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的水平、知识结构的变化、生活状况的改变等一系列问题的制约，这此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政府推动的结果，非失业人员自己所能应对的，就业是一个社会问题，当然应该由政府负主要责任，主动担当。
为什么嫌犯的思维不可理喻?他们把无故的受害人因为不给电话号码，就看成了“邪灵”和“恶魔”，他们不害怕法律，但相信神灵，在铁窗之内还能坦然地说：“我感觉很好”。认识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当今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为混乱至极，多年来，鼓吹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在“包容”的谎言下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在“解放思想”的幌子下全面否定了中国过去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价值观。“全能神”的意识形态难道不是这种“自由”和“多元化”的产物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不是自己首先放弃了宣传和教育的阵地，又怎么会让邪教的思想有机可乘呢?这不只是发生在内地的邪教思想，也包括在新疆的宗教极端思想。邪教思想和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只能说明是社会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失败，因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退却，必然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来填补或替代。值得反思的是未成年人被邪教所洗脑，为什么他会被辍学，教育有没有问题?动物都有意识，如果人没有了意识，人也就不再是人了，所以，提出教育要“去意识形态化”，教育就不是人的教育了，未成年人失去人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邪教活动会如此疯狂?看“全能神”的发展似乎也经过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农村是意识形态教育最薄弱的地方，也是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再缺乏的地方，这为邪教在农村的存在提供了极大的生存空间。自私有化以来，农村的管理也更加松散，让邪教在农村的做大有了宽松的环境。邪教从农村走向城市，伴随着大量的农民工走向城市，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失地农民，他们中有很多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扮演着无业游民的角色，他们既是邪教发展的对象，也成为邪教思想携带和传播的最佳载体。邪教成为这个社会私有化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后的产物，所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私有化是滋生邪教的温床。“全能神”还把大学生、商人和官员作为发展对象。大学生加入邪教，说明知识学历与意识形态是两个范畴，这也证明了在“教育去意识形态”下对接班人问题的激烈争夺。商人与邪教的结合，使得资本与邪教狼狈为奸，变得更加邪恶。官员参加邪教，正是官员不信马列宁信鬼神，信仰缺失的表现，官员的信仰危机和严重缺失，也是这个社会文明蜕变和精神颓废的写照。
“全能神”只是这个社会的一个毒瘤，铲除邪教不仅要找到病源，还要找明病理，找出病根。打击邪教可以是一场战役，而铲除邪教需要战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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