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香港的“占中”风波我写了些文章。又看到言说是一位不愿署名的香港立法会委员对香港问题的分析。其中对香港的将来很悲观。说香港气数已尽。真的是这样吗?我认为不是。我也想在此谈谈关于香港的未来。首先说这位香港立法委员考虑香港的未来仅是立足香港，而不是在中华民族的复兴的大政治环境下放眼世界来需找香港经来的定位。传说诸葛亮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今天还真需要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来规划香港的未来。
港人现在是狭隘于一个香港小圈子。他们心中的政治仅有区区香港，而没有中国，更没有世界天下的政治情怀。从“占中”风波看，香港青年不再像他们的前辈被殖民统治得只会知道找食，而是开始关心政治。但这些青年长期以来被西方小人政治思想蛊惑，他们的政治热情被西方阴谋家与香港的政治小人所利用。中华文化的圣贤政治思想如在《易经》里就讲：“同人与门无咎，同人于宗吝。”君子不能只搞小圈子,维护小圈子的利益,这样不利于君子之风的阐扬。难道香港“占中”的利益诉求不是在维护利益的小圈子吗?正是。
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就从参与人的思想上区分成圣贤政治与小人政治。在圣贤政治里没有什么专制呀独裁呀的概念。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来认识世界。所以中华文化把执掌天下治权的人叫做天子。因为自然没有私念。就是希望天子行天道，出于公心，行“损有余而奉不足”之道。“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自己，站在家庭的立场看家庭，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国家。执掌天下治权的人就要站在天下人人的利益上治理天下。要让能站在和会的整体利益上的人行使天下治权，人类社会需要一个政权。这也符合现代系统论的观点。不过中国的整体论思想比西方造了两千年。
中华民族不是欧洲小国林立为什么?功劳是归秦始皇吗?我认为不是。是黄帝.尧舜王天下而不私天下。是因为古代圣贤有天下政治观。人生必架于物。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产。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为生存资源的争夺，人为的制造了地域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们出于公心而行使天下治权，也不把这个权力看成自己私有与私有继承的。可惜的是，中华民族那么多人，自尧舜后都想要得到尧舜.黄帝一样的权，而没有尧舜黄帝一样的德。所以这些小人也叫皇帝而非黄帝。
以地域的天下政治观和人的圣贤政治结合，中国政治思想主张的是政道.圣贤政治主张以身观身，以国观国，以天下之心观天下。中华圣贤主张礼让而不是私争争私。一人兴仁天下归仁焉。《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想必好多人都听过过去皇帝的诏书开头怎么写。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是讲皇帝颁布的命令不是以个人意志为治。
现在我们讲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是众人之事以众人的意志为主才是民主。所以民主小人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自做主，私做主。只要不合他个人私愿就说你不民主。
民主不是大家选主。我认为：民主是人民参与国家的管理，而不仅是通过票选管理自己的人。所以说香港人应该侧重于民主实质而不是仅要民主的选主形式。要创造香港人民参与香港管理的新思维.新方式。不是纠缠于谁治港，而是要关心以何治港。不是纠缠于什么普选的提名方式，而是要想怎样才能选出一个德才兼备的香港特首。所以说香港的利益小人蛊惑青年们去“占中”追求的仅是民主形式而不是民主实质。
美国是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国家。一些美国人缺少道之思想.德之思想的教化。无德之人也无羞耻之心。他们张嘴就是全世界各地都存在美国利益。而没有世界道义。虽然他们享受着现在科技带来的成果，也拥有先进的武器，但他们至今还是生活的丛林当中未开化的野蛮人。因为他们在人类社会也使用丛林法则。
美国霸权主义者善于挥动所谓人权的大棒。但美国人主张的人权是以实现美国人的霸权为目的。美国人推销的民主也是要实现在其他国家美国人的意志做主。他们输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为什么总是能祸乱别的国家?其实道理很简单：自私自利的霸权主义者输出的“自由.民主.人权”所谓“价值”正是投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小人们之所好。天下之乱皆因私争而起。
只会言说价值不会言说道义的文化是蛮夷文化。正因为如此，今美国一些人才满世界推销他们的所谓普世价值。如一些美国人鼓吹的什么自由.人权等的普世价值，但个人的人权与自由是否该有个边界呢?他们从来没说过。也许在他们看来，有了边界就不是自由了。然而一个人成不了世界，个人必须和众人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怎样去正确对待个人的合理自由呢?我看还是离不开道与德.仁与义的思想。如果在失道失德，不仁不义的人再鼓吹人们追求价值，能有什么正确的价值观呢?不可能有。
如美国人是人权思想，而中华文化是仁义思想。人权思想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要着权要那权也即争取自己利益。所以有些主张人权思想的人动不动就说要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价值。以中华文化来思考这种说法不公道，也很缺德。因为人面对各种利益由不得的精神才是德。有德之人的行为是对利益追的的舍弃，对利益的不得精神才是德。如果用价值的说法就是有德总是放弃看似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行为不是得价值，而是得人心。所以说人权思想是种无道的思想,无德的思想。个人追求的自由应该如音乐需要和旋与旋而律。没有旋而律的不是音乐是噪音。所以说个人追求的自由与人权还是离不开道。要为自由立道。
仁与义的观念是超越价值的无价之宝.仁的思想不是自私，也不是无私。。“仁”是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态度，不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个人利益的合理部分.不能自私自利。利取中道则为义。所以说利者义之和也。每一个个人在追求个人的自由与人权等利益的时候都要以仁义与他人相接。
什么是自由?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自游，而没有“自由”。自由的小人们要的自由就是由自。什么事情都要符合他的个人私愿才叫自由。个人的自由与人权不能侵犯公道与正义。不能去追求不仁也不义的自由。
什么叫人权?一个人不受剥削压迫.不受奴役的权利才是最基本的人权。在这个世界上，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产。因为日月运行之道是循环往复，所以有道之人讲的是互通有无的交换，无道之人奉行的是劫掠。有道的中国人在明代就有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而这并没有使中国走向奴役世界之路。
中华文化对人的社会行为讲的是人的道行与德行。旧儒家的主张是私天下而后仁义。承认帝王私有天下治权且私有继承。这就是老子说的大道废有仁义。可是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必然是假仁假义。但不能因为假仁义而不要真仁义思想。复兴中华必是中华思想文化的复兴。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华文化的道.德.仁.义思想发扬光大。
兽类称王以力，人类称王以道。这个世界上的动物要讲凶猛有力，许多动物如狮子.老虎等等都比人强大。但是现在这些动物不是被人关在笼子里，就是生活在人类化定的保护区。如果是弱肉强食之道，人类为什么会在世界上称强呢?其中道理恐怕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搞不明白。所以到今天27日在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纪念仪式上奥巴马还强调朝鲜战争表明美国维持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必要性。
然而在此要对迷信武力的美国总统说一句：美国的瓦解已经开始了。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出了一个斯诺登。用句中国古语来说就很简单——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美国人民终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背弃无道的美国。世界终究会结束一个以力服人的时代，重新进入一个以德服人的时代。而中国会成为世界的居中之国 可以说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形势——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面临穷途末路。
长期以来一些人对世界格局的认识都很小气，缺少大气。这些人往往从个人私争，国家私争的角度理解世界格局。所以他们好把当今世界比喻成一个类似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中国所以叫中国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周朝时代而来。周天子是居中之国，进而分封诸侯国。使诸侯个安其土，个守其民。防止不同部族间的利益争斗，实现天下太平。这就是人们习惯说的封建的本意——封土而建诸侯。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初期，交通不便利，信息阻塞。封建是诸侯的盟主实现天下治权的一种方式。
中华古代圣贤有天下政治观。现在流行阶级政治思想和地缘政治思想。而这些都违背人类政治出现的初衷。因为这些政治思想都是只能实现为一部分人或一地域人服务。而不是为天下所有人服务。中华古代圣贤有天下政治观。人生必架于物。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产。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为生存资源的争夺，人为的制造了地域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们出于公心而行使天下治权，也不把这个权力看成自己私有与私有继承的。
中国古代对个人的发展有个挺著名的说法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虽然中国古代的国是邦国，中国古代的天下观限于交通制约也不是现在全球的世界。但在今天，人类发展已经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正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掠夺全球化。西方地缘政治思想由于受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影响，如美国就像狼一样全世界掠夺资源然后叼回自己的家。他们缺少天下政治的君子利己而利人，达己而达人的精神。一国一域的狭隘政治观不能解决。中国的天下政治思想是人类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希望。中国政治家需要象古人尧舜那样——王天下而不私天下的心态。复兴中华就需要中国人首先学会立德，处理国际事务从公利出发，而不是如同美国从私利出发。内修仁义外争公道。
西方地缘政治思想由于受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影响，如美国就像狼一样全世界掠夺资源然后叼回自己的家。他们缺少天下政治的君子利己而利人，达己而达人的精神。一国一域的狭隘政治观不能解决。中国的天下政治思想是人类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希望。中国政治家需要象古人尧舜那样——王天下而不私天下的心态。
中华要复兴需要重出轩辕，再现尧舜。今天的有些人可以说不懂政治，确切地说叫不懂圣贤政治。他们就是一套小人行事逻辑。如拿自组织和自组织性质来忽悠，胡编乱说。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社会里都是自组织和自组织性质。那怎么会出现政府这种组织和组织性质呢?里面的逻辑他们就搞明白了。自组织和自组织理论是人研究认识自然的无意识世界的理论。要知道人类所有自然理论并非是自然本身的理论，而是人认识自然，人类为自己解释理解自然的理论，而非自然本身的理论。正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任何自然的自组织都是无意识不会思考的个体组成的自组织。而要把自组织理论生搬硬套到关于人类社会问题的研究就很愚蠢。研究者居然忘了自身会思考问题。人是有欲望的，有主观能动性的。而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产生了人不符合自然之道的主观妄为。
而如果政府不正，还要依靠什么自组织性和自组织理论去建设社会，恰恰产生形成了小团体利益组织。很少有一个小的自组织不是不谋取小团体利益。行的还是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私道。而且在人类自组织里，有种最邪恶的表现形式就是黑社会。要依靠什么自组织和自组织性质去建社会实在是霍乱天下之源。
不客气的说，有些人虽然口里喊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既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该给中国未来找一个世界定位。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的目标，有了明确的目标才有了努力的方向。
今天中国应变“韬光养晦”的外交为“文攻武卫”外交。三十年来中国奉行邓公留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可到了如吴建民之流那里就只记得韬光养晦，忘了有所作为。中国是个大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处理国际问题也应表明自己的国际立场，尤其是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不要光会投弃权票。
国家关系就是大而化之的人际关系。在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中，你没有力量去主持正义，但不能畏惧强权连一句公道话都不敢说吧?“韬光养晦”成了做缩头乌龟。对国际问题没有自己的公道立场，进退失据最后只能成孤家寡人。中国今天可以说是内失仁义，外失公道。什么叫内失仁义?看看强拆就知道。一些为政者眼里只有钱，不择手段出政绩。所有强拆仅是开发商的个人行为吗?不是。后面有地方政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拆你的房子你愿意吗?这就是见利忘义的不仁不义。
所谓国家关系相似大而化之的邻里关系。就中国而言，是与周围的邻里国家存在领土资源等的利益纷争。我们应该是以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处理利益纷争。千万不能让这个利益纷争闹的中国和自己的“四邻不安”。换句话说，有人就是要在背后指使挑唆意图就是让中国四邻不安。挑唆者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以这种方法达到阻止中国崛起的目的。时下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小岛归属的问题，根本还是一个两国间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按照国际的通用理念钓鱼岛无疑是自古以来中国的领土。而且日本民族也应该属于远古中华先人的后裔。日本文字都是从中国文字发展而来。而近百年来日本政治家却没能做到守其土，安其民，而是奉行侵略扩张，过去他们侵略中国号称要建立王道乐土就是忘了看看自己的道行。德行够不够。
早在人类社会初期，为了共同生存的目的人们以群居方式生存时，中国古人的智慧就总结出了同人思想。古人类的生活就是共同围猎，共享围猎成果——猎物。周朝初期姜尚论天下形势也是说，如今天下如同众人围猎逐鹿。后来许多人错误的理解众人逐鹿是争利，其实质应是众人逐鹿是以众人合力协同而得利。看周朝就是如此和天下诸侯之力伐无道的商纣，最终实现天下太平。周天子的责任就是使诸侯各守其土，个安其民，合理的分天下之利还与天下之人，解天下利益纷争。如今世界形式比作商周兴替的时代是恰当的。天下政治并非一蹴而就，今天的中国崛起何不效仿欧洲，从亚洲国家联合开始到成立一个国际政府开始呢?
今天中国要成为令人尊敬的世界大国首先需要中国人有世界格局。今天中国政治家需要胸怀天下而治理天下的情怀。按地域和人口分配一个国际政府人员的参与名额。现代科技手段和通信技术的产生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统一的条件。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也必是政治全球化。如此才能解决人类社会生存所需所产生的地域私争问题。世界霸权主义正在走向衰弱，立中国而抚四方，中国在未来会形成世界政治的中心。
香港过去的繁荣源于东西方的地缘政治，也是得益于毛泽东的远见卓识，香港才成了新中国联系世界的窗口。今天香港在中华天下政治观与人的圣贤政治思想复兴的大环境下，中国要实现以公道莅天下，同样需要一个自己的国际交往平台。以香港现在特区的建制.香港的邻近东南亚的位置.遇特殊的历史遭遇，中国为了标志不称霸世界就可以把香港建设成类似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际政治中心。如此中国才可以与将来世界领导大国的地位相称。但是中央政府是不可能把一个卖身投靠西方利益而霍乱中华的香港建设成中国以公道莅天下的国际交往平台的。所以说香港的未来决定于今天香港人的思想。香港要成中国的国际政治中心的的条件，用句古语解释就叫德要配位。香港人，好好把握这个历史上难逢的机遇吧。
附文：一名香港议员对香港问题深入骨髓的分析
来源：民族复兴网 洪榕 发布时间：2014-10-02
本文为香港一位不愿署名的立法委员所写,把香港的问题写得深入骨髓，非常值得一看。文章把地缘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发展经济，按香港的实力作了分析，值得借鉴。但是，这位立法委员也清楚，恐怕他写得再好，也改变不了香港的大势，香港衰落恐难避免。
导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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