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日网民爆出加多宝与@作业本联手拿“邱少云”做“烧烤”文章开始，本次围绕加多宝展开、发酵的舆情已过去四天，但似乎仍未有降温的趋势。在中国的微博社会中，热点事件大多转瞬即逝，像这类能够持续发酵的舆情相对还是比较少见的。
简单分析不难发现，本次舆情之所以能够持续发酵，“得益”于加多宝陆续做出的一系列自认为聪明的“危机公关”：先是与新浪联手，大量删除“不合胃口”的微博，屏蔽了@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网等多个微博，封禁了包括@中国搜索在内的一批批评加多宝的账号，“强大”的舆论操纵能力不禁令人惊诧。接着加多宝又耍出小聪明，有意选择在具有特殊“色彩”的环球时报微博上刊发了道歉为名、狡辩为实的“独家声明”，该声明不仅不为自身营销活动的选人、选题不当，以及雇佣水军、恶意删帖等不良应对行为道歉，反而是倒打一耙，将网民们合理的质疑和批评污蔑为“竞争对手”的恶意煽动，这就进一步激怒了普通网民。
之后，被加多宝视若珍宝、选为代言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中，以@五岳散人、@大尸凶的漫画为代表的一批营销账号，故意无视“作业本烧烤”的特殊内涵，动辄拿“因言获罪”、“文字狱”给正义网民扣帽子，并肆意挑起及混淆“烧烤”话题，借机继续营销本次舆情。再加上，在舆情出现后，网民还发现了加多宝在4月16日13时37分发布的微博下方大量“雇佣水军”为该条微博内容做宣传。当然，如果仅仅是一般的宣传账号倒也难引人注意，可几十条热门微博中，清一色的各类媒体平台刊发着相同内容的宣传微博，加多宝熟练的“水军”调度能力，及庞大的媒体资源掌控力着实让人震惊。
以上种种因素，最终促成了一个持续了近一周的舆论事件的产生。事实上，在本次“黑白”并不难分明的舆论事件中，加多宝如果能选择一个诚恳的悔过方式，舆情不至于会发展到当前这个程度。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加多宝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影响越大，越有利于它的营销”。不错，如果单从社会影响的角度看，本次舆情的持续发酵，无疑有利于加多宝的营销，但加多宝的营销团队也不该忘了，拿企业的美誉度去换取短暂的社会影响，这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都无疑是自杀的行为。事实上，本次舆情事件已经让加多宝先前精心营造的“慈善企业”、“受压迫民营企业”等形象严重受损。
对比加多宝的拙劣公关，成熟的企业、机构、团体一般都会有更好的选择：
2008年，在好莱坞女星莎朗.斯通(SharonStone)发表了针对四川汶川地震的不当言论“他们对我的好朋友达赖喇嘛不好，然后发生这次地震，我想这是报应吗?”后，法国LVMH集团立即宣布取消莎朗.斯通所代言的DIOR品牌广告形象，并取消其在中国一切与DIOR品牌相关的商业活动。好莱坞《人鱼帝国》剧组也明确表示将更取消莎朗.斯通的出演计划，更换角色。
2011年，卡扎菲五子穆塔西姆的前女友，德国名模瓦内萨.海斯勒(VanessaHessler)在采访中发表了“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即“从利比亚陷入内乱以来我就跟他(穆塔西姆)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们过去的关系是充满激情的......卡扎菲一家也不像媒体描绘的那样，他们就是正常人”后，电信服务商阿利塞(Alice)立即宣布取消其代言的合同，并陆续废除了她代言的公关宣传材料。该公司发言人表示：“她没有与关于利比亚冲突的不当言论保持距离。”
2014年，名嘴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Smith)在节目中发表了对雷.赖斯(RayRice)人身侵害其前女友事件的看法，表示“男人不会无缘无故打女人”，女人应该“确保自己没有挑衅的行为”，并且暗示女人应该“尽自己所能确保不让家暴发生”。此言一出，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很快就宣布对史蒂芬.史密斯进行停职处理。
企业尚且如此，政治团体的选择则更强硬：
1963年，南越总统吴庭艳的弟媳，“国会议员”陈丽春把自焚抗议的释广德比作“烤肉”，宣称“如果佛教徒们想再要一个烤肉，我会很高兴地送上汽油”。此言一出，让一直对吴庭艳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肯尼迪彻底失望，成为了促成肯尼迪下定推翻吴廷艳的重要推动因素。两个月后，在美国直接支持下，杨文明将军发动政变，杀死吴庭艳、吴庭儒。
200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McCain)团队的重要成员菲尔.格拉姆(PhilGramm)因为在接受《华盛顿时报》的采访时，发表了“美国已成‘牢骚之国’，民众总是抱怨经济形势不好，是‘心志衰退’的表现”的言论，而被迫辞去竞选团队联合主席职务。
2013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接受中国香港凤凰卫视的采访时，因发表了“理解中国发出的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主张”等言论，而在已经事实退党的背景下，遭到民主党的追加“开除出党”的处分。
2014年，中国国民党原党员周玉蔻因接连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包括指责马英九为“顶新门神”、“马英九团队收受顶新集团2亿政治现金未申报”等言论后，于当年12月被国民党中央党部考纪会以“屡次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言论攻讦国民党，言论明显损害党的声誉及利益，严重违反党纪”为由，“会中无异议一致决议”开除党籍。
由此可见，在“舆论危机”出现后，相对成熟企业、机构、团体都会较快的摆明立场，都会尽快的与“问题人物”划清界限，而不会去选择无意义的狡辩，更不会为了短暂的社会影响去做伤及自身美誉度的自杀式营销。当然，加多宝确实可以通过宣称自己不懂微博的舆论生态来搪塞自身在本次舆情事件中所犯的种种错误，但它无法阻止网民从加多宝政治倾向性清晰的代言人选择，从危机早期熟练的删帖、雇佣水军评论的动作，以及从定位清晰的“环球时报独家声明”中得出加多宝明知“作业本烧烤”的“深意”仍恶意营销的结论。
最后，从上述众多案例中不难看出，即便不同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无一例外的都有自己特定的“底线”、“原则”或“红线”，都有自己明确的“政治正确”的共识。无论个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触碰它们，都必然要付出“越界”的代价。事实上，在公知们最推崇的美国宪法中早已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权的最终解释权在联邦最高法院，个人不得自己释法、执法，或择法而从”，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清晰解释了“民众没有造谣生非的自由、没有辱骂他人而招惹冲突的自由、诽谤性言论不受美国法律保护”等内容。具体到中国，在这个日渐开放和文明的社会，没有人会再“因言获罪”，绝大多数的言论是不可能招致法律的惩处的，但这不代表无底线的“言论自由”不会付出代价。每个国家的“核心利益”的内容不同，但触碰的结果一定相同的，像加多宝这样生于营销的企业，既然熟知“网络”，就更不应该游走在灰色地带，更不能有意或无意的去碰触“红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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