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的破产，标志着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已经彻底失败。不是自由派经济学者不想树立榜样，而是他们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出来。
一、温州悲歌：经济发展速度长期处于浙江末端
从2000年代初至2011年，现代公司制虽然得到继续发展，但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逐步弱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有所减弱。2011年，在温州市416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除国有、“三资”工业企业外，民营工业企业3832家，实现工业总产值3713.63亿元，分别占规上的92.1%和88.1%。其中民营公司制企业3718家，实现工业总产值3654.74亿元，分别占规上工业的89.4%、83.3%，与2002年相比，提高33.2个、29.4个百分点。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及随后人大通过立法明确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全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民营经济发展大环境迅速改善，各地民营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但温州民营经济比重在快速提升后趋向稳定，先发优势弱化明显。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本轮经济危机对温州的影响远甚于其他地方。2002-2007年，温州GDP年均增长13.7%，低于同期浙江省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也分别低于杭州、宁波0.7个和0.4个百分点，在其他地方的追赶下，温州市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逐步弱化。
从十年时间跨度看，2002-2011年，全国GDP年均增长10.6%，增幅比前十年提升0.3个百分点；浙江省GDP年均增长12.3%，增幅比前十年低2.0个百分点；而温州GDP年均增长11.9%，增幅比前十年低7.8个百分点，比杭州、宁波、青岛、厦门四个标杆城市多回落4.0、4.7、8.2和3.7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更加明显，民营经济对温州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呈现逐年减弱趋势。
表：温州GDP前后十年平均增速与兄弟城市比较
1992-2001年 2002-2011年 提升幅度(百分点)
全国 10.3 10.6 0.3
浙江省 14.3 12.3 -2
温州 19.7 11.9 -7.8
杭州 16.8 13 -3.8
宁波 15.7 12.6 -3.1
嘉兴 14.5 13.2 -1.3
台州 16.3 12.4 -3.9
青岛 14.1 14.5 0.4
厦门 19.1 15 -4.1
表：温州GDP前后十年平均增速与兄弟城市比较
1992-2001年 2002-2011年 提升幅度(百分点)
全国 10.3 10.6 0.3
浙江省 14.3 12.3 -2
温州 19.7 11.9 -7.8
杭州 16.8 13 -3.8
宁波 15.7 12.6 -3.1
嘉兴 14.5 13.2 -1.3
台州 16.3 12.4 -3.9
青岛 14.1 14.5 0.4
厦门 19.1 15 -4.1
二、温州劣势：私营企业主导经济存在先天性弊端
1．以传统产业为主，先进制造业相对滞后。温州民营经济仍以电气、鞋革、服装、塑料制品等传统产业为主，先进制造业相对落后，尤其是石化、医药，通信电子设备等先进制造业，温州市相当薄弱。2011年，电气、鞋革、服装、塑料等4个行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034.4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6.4%，而石化、医药、通信电子设备三个行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19.47亿元，仅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2.7%，表明了温州市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较低。
2．科技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2011年，温州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总额57.02亿元，占温州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7%，在省内仅高于丽水（1.15%），明显低于杭州（5.06%）、宁波（3.25%）、嘉兴（4.04%）、绍兴（3.53%）等城市，比重居浙江省第10位；R&D经费投入36.80亿元，占温州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8%，也远低于杭州（2.88%）、宁波（1.89%）、嘉兴（2.20%）、绍兴（1.86%）等城市。科技经费投入强度偏低，这是温州市技术创新相对薄弱的原因所在，也是缺少核心技术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受此影响，温州市新产品产值率一直偏低，根据科技进步监测结果显示，2011年度温州市新产品产值率为11.6%，在省内各市居第11位，比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城市分别低10.6、7.0、19.4和13.1个百分点。显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限，新产品更新换代速度慢，难以根据市场变化及时开发出新产品，这无疑减缓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脚步。
3．行业人才缺乏，高学历人才比重偏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温州市常住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占7.1%，比浙江省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温州市高学历人才比重偏低，科技活动人员更是偏少。2011年末，温州市拥有科技活动人员4.86万人，比上年增长7.2%，增幅居浙江省末位；平均每万人口科技活动人员53.22人，居浙江省第9位，仅相当于杭州的28.0%、宁波的38.2%。科技活动人员偏少除了跟温州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少有关外，跟众多民营企业对科研技改重视不够也紧密相关。
4.企业管理机制不健全，家族式管理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阶段。温州民营经济主要是以家庭作坊形式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发展路径使得大多数企业停留在传统型家族制管理模式，公司法人治理机制还不完善。家族理念曾是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初期的传统优势，尤其是对于组织管理单一，人力资源、资本需求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家族式管理的代理成本较低，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创造稳定的经营环境。随着民营经济的壮大，家族“本位制”逐渐显现出与现代企业制度相悖的一面：缺乏专业化、制度化的管理分工，组织结构封闭、排外，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实现合理分离，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扩张能力、融资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家族管理的多重权力结构导致了规则的不透明和家族成员的利益纠纷，不利于企业发展。家族式管理已成为当前温州市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障碍。
2．科技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2011年，温州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总额57.02亿元，占温州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7%，在省内仅高于丽水（1.15%），明显低于杭州（5.06%）、宁波（3.25%）、嘉兴（4.04%）、绍兴（3.53%）等城市，比重居浙江省第10位；R&D经费投入36.80亿元，占温州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8%，也远低于杭州（2.88%）、宁波（1.89%）、嘉兴（2.20%）、绍兴（1.86%）等城市。科技经费投入强度偏低，这是温州市技术创新相对薄弱的原因所在，也是缺少核心技术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受此影响，温州市新产品产值率一直偏低，根据科技进步监测结果显示，2011年度温州市新产品产值率为11.6%，在省内各市居第11位，比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城市分别低10.6、7.0、19.4和13.1个百分点。显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限，新产品更新换代速度慢，难以根据市场变化及时开发出新产品，这无疑减缓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脚步。
3．行业人才缺乏，高学历人才比重偏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温州市常住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占7.1%，比浙江省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温州市高学历人才比重偏低，科技活动人员更是偏少。2011年末，温州市拥有科技活动人员4.86万人，比上年增长7.2%，增幅居浙江省末位；平均每万人口科技活动人员53.22人，居浙江省第9位，仅相当于杭州的28.0%、宁波的38.2%。科技活动人员偏少除了跟温州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少有关外，跟众多民营企业对科研技改重视不够也紧密相关。
4.企业管理机制不健全，家族式管理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阶段。温州民营经济主要是以家庭作坊形式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发展路径使得大多数企业停留在传统型家族制管理模式，公司法人治理机制还不完善。家族理念曾是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初期的传统优势，尤其是对于组织管理单一，人力资源、资本需求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家族式管理的代理成本较低，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创造稳定的经营环境。随着民营经济的壮大，家族“本位制”逐渐显现出与现代企业制度相悖的一面：缺乏专业化、制度化的管理分工，组织结构封闭、排外，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实现合理分离，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扩张能力、融资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家族管理的多重权力结构导致了规则的不透明和家族成员的利益纠纷，不利于企业发展。家族式管理已成为当前温州市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障碍。
三、温州魔咒：自由放任的温州模式妨碍了温州经济的转型升级
在中国，活跃着一个非常强势的所谓经济学者群体，包括厉有为、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许小年等，他们非常崇拜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发疯似的推崇一切所谓市场的东西，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等，仇视国有企业，仇视强势政府。与此同时，他们还非常推崇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一整套的学说，恨不得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推翻。 个人不认为他们是什么“经济学家”，充其量也就是“学徒”。这些人头头是道，但是却不去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国情，不肯去总结中国的经验，找不到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只会匍匐在西方的脚下，亦步亦趋的跟着西方走。与此同时，他们还非常反对不跟着他们向西方下跪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要找一个人来类比的话，个人认为王明是最合适的，王明当年对共产国际的书本了如指掌，头头是道，但是就是不了解中国国情，正如中国的自由派经济学者厉有为、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许小年等。
温州模式的破产，标志着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已经彻底失败。不是自由派经济学者不想树立榜样，而是他们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出来。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自由派经济学者就曾经力捧过“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其中所谓的温州模式，大致就是指政府放任不管，民间自发的投身经济活动，民营经济发达并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这在80年代背景下，确实有其先进性和合理性，引领风气之先，温州人捞到了第一桶金。不是开玩笑的说，当年去温州学习的人把公路都堵塞了。
80年代还算是先进的东西，到了九十年代就非常落后了。自从中共十四大召开以后，中国进入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新阶段，全国上下都在大搞经济建设，80年代的所谓先进先后都落伍了。所谓的苏南模式没落了，集体经济后来搞得也不怎么地，有的变成私营企业，有的被淘汰。后来苏南之所以迅速崛起，靠的是招商引资，尤其是大量台湾的企业云集苏南，才促使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谓的温州模式也没落了，单纯依靠民间自发发展的温州，面对全国各地政府大搞开发区、大搞招商引资，大搞城市建设，按兵不动，加上温州土地资源稀缺等因素，不但不再领先全国，反而逐步的落伍了。非但落后，温州还成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根据地，投机倒把的根据地，金融风险高发地。
温州模式的破产，标志着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已经彻底失败。不是自由派经济学者不想树立榜样，而是他们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出来。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自由派经济学者就曾经力捧过“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其中所谓的温州模式，大致就是指政府放任不管，民间自发的投身经济活动，民营经济发达并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这在80年代背景下，确实有其先进性和合理性，引领风气之先，温州人捞到了第一桶金。不是开玩笑的说，当年去温州学习的人把公路都堵塞了。
80年代还算是先进的东西，到了九十年代就非常落后了。自从中共十四大召开以后，中国进入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新阶段，全国上下都在大搞经济建设，80年代的所谓先进先后都落伍了。所谓的苏南模式没落了，集体经济后来搞得也不怎么地，有的变成私营企业，有的被淘汰。后来苏南之所以迅速崛起，靠的是招商引资，尤其是大量台湾的企业云集苏南，才促使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谓的温州模式也没落了，单纯依靠民间自发发展的温州，面对全国各地政府大搞开发区、大搞招商引资，大搞城市建设，按兵不动，加上温州土地资源稀缺等因素，不但不再领先全国，反而逐步的落伍了。非但落后，温州还成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根据地，投机倒把的根据地，金融风险高发地。
一直到2000年左右，温州经济总量在浙江全省都算比较发达的。然而，由于固守自由放任的温州模式，严格按照自由主义设定的“守夜人”角色，温州市政府在全国经济发展风起云涌之时却一直无所作为。当杭州、宁波以政府为主导大搞城市建设、大规模搞产业发展平台、大搞招商引资的时候，温州市政府却无动于衷。其实，温州市人口总量占据浙江省第一位，而且当时温州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假如从2000年左右温州市能够以政府主导大搞城市建设，温州市完全有望发展成一个大城市，与杭州、宁波三足鼎立。由于十年无所作为，温州市的城市框架一直拉不开，城市规模只能与内地一般中等城市类似，根本无法与杭州、宁波相提并论。当义乌、绍兴、海宁等地政府主导建立大市场的时候，比如义乌市政府控股小商品城，把一个浙中小县打造成全国、全世界闻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温州还是无动于衷。温州市政府10年的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注定了温州的悲剧，正是温州市尊崇所谓的“温州模式”，片面推崇私企作用，不注重发挥政府和国企的主导作用，导致温州经济日益沉沦，转型升级无法进行进行，温州模式终于走到了他的末路。
四、温州突围：金改三年后银行新增贷款和民间借贷规模都在萎缩
2008年，由于要应对华尔街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大规模金融扩张计划，这成为温州私企大规模破产的导火索，私企的投机性、分散性的缺陷一览无余。温州游资到处出动，有的去山西投资煤炭，有的搞金融权钱，更多的资金去全国各地炒房，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投机，越来越少的人专注于实业。很快，中国政府意识到过多投放流动性的危害，银行开始催促企业归还贷款，温州很多企业开始大批量的倒闭。中城集团董事长倪明连这样描述公司资不抵债的原因：受内外金融危机影响，国家4万亿元政策刺激，投资扩张，越融越大，房地产形势下滑，互保联保又受牵连，官司赢钱拿不回钱，银行不贷，资金链断裂。
温州私企的大规模破产倒闭引发了自由派学者的危机感。吴敬琏、张维迎等开始大声疾呼。但是他们这回却完全没有一点真正经济学家的风范，他们一点都不强调企业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必然性，没有强调相信企业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走出危机。而是把板子都打在政府身上，比如国进民退、政府挤占企业空间，等等。2011年，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来到温州，强调要给予温州更多支持，要求银行不抽贷、不压贷，要求银行给予不良贷款更高的容忍度。为了贯彻这一指示精神，温州市政府向各大银行派出监督组，强行要求各大银行不得抽贷。2012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私营企业的投机性和分散性注定了他们是一群游兵散勇，成不了主力军。虽然温州的游资不少，但是真正用来发展实业、推进转型升级、长期发展的却很少。两年多过去了，中国其他地区基本上已经走出危机，但是温州的危机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态势。2014年，温州金改进入第三个年头。从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数据可以看到，从2012年至今，温州市银行新增贷款大幅下降。2012年新增贷款为597.7亿元。2013年新增贷款规模较上一年缩水近三成，为201.08亿元。2014年上半年，全市新增贷款仅64.24亿元。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认为，在温州借贷市场顶峰时期，规模很可能不止1000多亿。如果说当时曾达到2000亿、3000亿的规模，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可能还有1000亿左右；但如果说最高峰也只有1000多亿，那么现在很可能只有百亿元数量级的规模。根据浙江法院司法统计数据，2014年上半年全省新收金融纠纷案件3.35万件，涉案标的912.7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8.27%。其中金融借款纠纷2.59万件，涉案标的824.9亿元，数额增幅为79.87%，而温州增幅为全省最高，达到102.33%。统计还显示，自2013年二季度开始，温州破产案件大幅增加。位于海港大厦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中心却早已停办，一些办公室现为原理事单位所用。而2010年成立不久，该中心就已登记、核实资本投资人、机构55个，可运作的资本上百亿元。
五、温州启示：全盘私有化的中国没有未来
私企为主导的温州模式的破灭告诫我们，全盘私有化的中国没有未来。温州的今天，将很有可能是全盘私有化中国的明天。中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蓝图，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这一伟大探索过程之中，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但是绝不照搬西方模式。当前，尤其要警惕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在经济上大搞全盘私有化的倾向，有些人想借混合所有制改革搞垮国企，有些人妄图把养老金造成亏空人为制造危机迫使国企减持，有些人不断给国企压担子不断给私企减负。对于这样一些人，我想请他们看看温州这些年的发展情况。过去10年，温州正是由于片面强调了私企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政府和国企的作用，导致了产业结构低下、公共服务能力低下、宏观调控能力低下、技术含量低、企业规模和抗风险能力小、管理机制不健全，最终导致在经济危机中一蹶不振。
1.假如全盘私有化，中国将无法发挥大型规模企业的集群优势。如果说在小溪小沟里船小好调头，以私企为主的小企业可以赢得先机率先发展的话。那么，当代我们进入了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国家面临世界经济的汪洋大海，我们必须组建以国企央企为主的大型航母编队，才能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和抗风险优势，不断在世界经济大潮中赢得生存取得胜利。一旦全盘私有化，各个分散的私企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争先引入国外资本，将导致国家产业被各个击破，国内市场必将操纵于国际资本寡头之手。这个悲剧在汽车、日化等领域一再出现。一旦全盘私有化，钢铁、石油、飞机等更多领域也将重演中国产业被国际资本主导的悲剧。
2.假如全盘私有化，中国将无法完成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国家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升级和进步。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早已占据了产业链的各个尖端，抢占了生产链的有利位置。私企的逐利性和投机性，以及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等特点，注定了他们只能随波逐流，担负不了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的重任。我们想要取得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必须集中国家力量，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长年累月、坚持不懈、不计名利、不计得失的态度，在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中不断取得积累和进步，才能有望有朝一日取得重大突破。中国这些年在造船、航天、卫星、高铁、钢铁、先进制造、石化等方面取得的进步，主要依靠的是国企长年累月的积累和默默无闻的攻坚克难。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批大型国企作为主心骨，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才有希望。假如全盘私有化，中国将无法完成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
3.假如全盘私有化，中国将缺乏足够的公共产品。所谓的公共产业，包括基础设施、环保、教育等等，众所周知，全世界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最大的当数中国，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已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和国有企业。正是有了政府为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才为经济发展和人们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果没有这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将是不可想象的。假如中国全盘私有化，资本的逐利性将导致基础设施变得支离破碎，中国就不可能有如此丰硕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此外，在教育、环保领域也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投入，中国很难筹集如此巨大的资金去进行普惠制的教育，教育产业化将导致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不起书。
4.假如全盘私有化，中国政府将缺乏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何谓宏观调控能力？不仅仅是指政府有行政权力，有行政强制性，位高权重，更是与所掌握的资源和力量息息相关。正是由于国家掌握了大型国企，这些大型国企基本上控制了经济命脉，才能从根本上掌握国家经济的走向。为什么说中国政府调控能力比较强？关键就在于注重发挥政府和国企的作用。为什么说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关键也在于政府和国企作用发挥比较好。为什么政府的产业引导有力？关键在于政府掌握了银行这一现代经济的命脉。假如全盘私有化了，国家没有几个大企业，没有掌握经济，尤其是没有掌握金融，那还有什么力量？还有什么宏观调控能力？恐怕到时候，政府只能转变为资本家的打工仔，根本就无法调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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