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偶然说起了民国黄金十年的故事，让我感慨良多。1927-1937年期间，中国丢失了东北和华北的大片土地，竟然还敢大言不惭的说黄金十年，真的是很无耻!当我们怀念诸如宋朝科技文化发达这样的表象时，但忘却了被迫远离家乡的客家人，和那些被屠杀的我们的同胞，这说明我们的历史观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当救亡图存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政客们还在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就是本末倒置的事情，那么出现岳飞那样的冤案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我一直也在思考王安石变法以及宋代的其它改革，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文官想要进行以军事为核心的改革，那么越多次的改革，就会导致国家军事能力越弱化，靖康之耻也就在所难免了。民国也是如此，不解决生存问题，在教育文化上想出路，一方面反映出统治者的责任缺位，一方面说明他们在闷声发大财。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带来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培育出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本身存在自己的利益，官员们成为职业经理人，他们不在乎为谁打工，他们可以接受换老板。思想意识上相对论出现了，中华文化的同化力被夸大了，实际上反映了文官系统的利益诉求。这是宋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愤青被堂而皇之的指责时，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自尊心的脆弱。
我们可以从主导者的成分来分析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异同。中国的改革由文管系统主导，在危机到来之时还在争权夺利。中国的问题不是慈禧太后一个人的问题。用了将近30年，耗费了大量财力，最后完败于日本，原因竟然是慈禧过生日花掉了军费。中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把李鸿章描述成一位忍辱负重的忠臣良将，实在令人悲哀!日本的统治集团是军事贵族，他们的利益所在就是提升日本的军事实力，而这一特点又恰好契合现代化的要求，因而日本成为被选定的国家。
由于日本在走向现代化的征途中，损害了底层的利益，因而日本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完成布尔什维克化的国家。但为什么最终走向了法西斯主义呢?在我看来，像黑龙会这样的组织塑造了现代日本。底层的武士被组织起来了，向黑社会转化，并且这帮黑社会有文化，用神道宗自我包装，成为影响日本社会发展的基层组织。破产的农民受其鼓动，日本浪人被其吸收，整个社会完成了从下到上的改造。裕仁天皇利用了日本社会这种情绪，他们联手推翻了日本的议会政治，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
被大资本收买的蒋介石也需要黑社会来巩固他的统治。中国的黑社会就是以青帮为首的江湖组织，这些组织吸收了中国的流氓无产者。而留在农村的那群人则被共产党改造了。共产党让他们有了灵魂，有了信仰。中日的对决、国共的对决实际上是这批资本主义制度下破产人群的对决，最终有信仰的人笑到了最后。
从以上事例我们能够知道，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必然会出现黑社会，黑社会一旦与官僚系统结合，将会表现出非常巨大的破坏力，更多的人将成为无依无靠的流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现今中国，胡雪岩、盛宣怀等人的故事还在流传。而他们不过是李鸿章、左宗棠、洋人们斗争的精彩显现，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落入了洋务运动的窠臼。习总的反腐算是一种拨乱反正，希望重新净化官僚系统，希望给人民以梦想。但官僚系统的力量是庞大的，利益惯性是势不可挡的，真的要取得良好效果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但在房价高企的时代，小民还在破产，黑社会的后备军依然庞大。在已经完成初步的军事变革后，是需要着手解决民生问题了。
胥吏之害逐渐被人们认知，但本质上它是官僚系统的自我组织与自我发展。在宏观上的表现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在显像层面就是小官巨腐，深层化现象是一些宗教组织甚至邪教在中国基层蔓延。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中国在组织建设上已经严重倒退了，甚至到了海瑞罢官那样的历史场景中了。斗倒了严嵩又如何?徐阶还不是照样前赴后继，成了去掉画皮的严嵩。地产的利益太过巨大，土地兼并过于严重，这成为压垮明朝的千钧之力，是要引起人们深思的。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没有人愿意认真分析中国社会的真正问题。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悲剧。根本症结在于官僚系统成为了具有自我意识的利益集团，他们发起疯来是很可怕的。明朝出现的那样死谏的言官，出现东林党那样的退休学阀，出现依附魏忠贤的士大夫，还是构成了令人惊愕的历史画卷的。但他们心中装了过多的利益，却忘记了天下苍生。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处世哲学如果缺少了孔孟大义做前提，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而这种病是治愈不了的。都成了南明小朝廷了，各种各样的斗争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了。最后只能不问苍生问鬼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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