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史的民族，历朝历代列祖列宗持之以恒，以血泪以至生命书写下的历史，绝不是仅仅为了讲几个故事，娱乐后世子孙，更重要的是希望后世子孙能够吸取血的教训，保炎黄血脉绵延不绝。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她所信仰不是虚无飘渺的耶稣基督，真主安拉，也不是什么共产主义、民主自由，她信仰的是真正生存于民族历史上，为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豪杰。
什么样人才算得上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鲁迅先生曾这样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变法者就是其中的一类英雄豪杰。变法其实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在中国历史上，变法者好象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吴起死于乱箭穿身，商殃死于五马分书，张居正被掘棺鞭尸，王安石被光辉耀眼的名流(司马光、苏东坡等)辱骂折磨，他们的之中只有商殃的制度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为民族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如此艰难，尽管如此凶险，但勇于变法者仍然前赴后继，仍然层出不穷。因为他们都有一颗粉身碎骨浑不怕我以我血鞯轩辕的赤子之心。
一百多年前，妄自尊大的清帝国被被鸦片战争炮火打痛后，中国人开始妄自菲薄乃至自暴自弃，一切以洋为师、以洋为贵全面学欧仿美以至于今日。尽管如此，中国人的自强信心不失，创新精神不灭，其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突出。
毛泽东冲破马列教条主义的樊笼，探索出了一条以工农联盟为主体，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最终获得成功，取得了革命胜利。
建国十七年后，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不足，在世界列强铁壁合围之下，继续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不得人心的。因为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兄弟还吃不饱穿不暖，文化大革命并不能马上改善他们的生活，而农民大都是急功近利的，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是解决吃饭穿衣等实际生活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跟随毛泽东一起打天下的战友(资本主义当权派)，因为他们已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据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权力位置。
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还有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就是旧文化的主要载体，不革新肯定不行。知识分子们是讲尊严，要面子的，你要他们下到农村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那就是比死还难受，那就是残酷折磨，疯狂迫害。
文化大革命是违反人性的。对那些老战友们来说，他们提着脑袋，跟着你老毛从南杀到北，又从北杀到南，还从国内杀到国外，辛辛苦苦拼杀了二十多年，好不容易打下了个锦绣河山，坐了天下，年纪也大了，终于天下太平，儿孙满堂了，也需要享享老福了。你老毛倒好，还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不是吃饱了撑着，这还让不让人活了?(绝大多数的革命者不会理解，革命不仅仅是革别人的命，也是随时需要自我革命的)
文化大革命是违反历史惯性的。老子说了“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警告当权者不要乱折腾。还有，“与民生息”这也是中国历代王朝统治初期的重要策略。毛泽东熟读历史，二十四史长年摆在床头，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毛泽东还是干了，他偏要反其道而行，他想要通过大乱再达到大治。
因为，他不干不行，他不干，就没有机会干了，他已经70多岁，他已看到了这个党、这个国家再次覆亡的根源，他看到了曾经的革命者，已蜕变成高高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恶霸，他也看到了文化教育者远离实际空洞无物的说教，他甚至还看到了四处熊熊燃烧的烽火。也许还不是最合适的时候，虽然党内走资派已经露出苗头，但他们毕竟还没有把这愿望转变为复辟的行动(如果真的变为行动，那还有谁能撼动呢?)。
但毛泽东不得不干，他年纪太大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为后世子孙提这个醒。他要开创一条新路，一条人人起来负责，管治国家的新路。他不希望数百万革命烈士的鲜血白流，他不在意自己的成功与失败，他已做好了粉身碎骨的准备(对于文革的失败结局，毛泽东有充分思想准备。1966年7月，给江青写信说，“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他只是希望后世子孙能够认识到这条新路的价值。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实是求是说，我个人没有看到他取得了如何巨大的经济成果(也有人认为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并不慢：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所公布的数字，止于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但两弹一星与青蒿素的发明应是不争的事实。她的目标也很清晰：革文化的命。
不管你承认与否，文革时的中国社会是这样的：
那时是没有黄赌毒和黑社会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史无前例)，那时的知识分子(包括学生)是要下地干活的，那时的领导是害怕人民群众的，做了坏事是可以随时拉出来批斗的，那时的佛祖菩萨和一切神灵是可以打碎踩在脚下的。
那时的空气是无比清新的，那时的食品是不用考虑安全问题的，那时的小孩子是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而不用接送的;那时出外是不用锁门的，那时候没有人关心社会和谐。
尽管文革有各种各样错误，但她彻底清除了黄、赌、毒、黑和封建迷信等社会毒瘤，人民群众通过社团组织和“四大”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成功监督政府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四人帮纵有千般坏处，但就是没有贪污腐化和受贿行贿)。
这对造就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无疑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如果说“四大”是破坏法治，为什么不继续探索法治下的“四大”?)。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毛问黄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然答道：“他说我生60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显然，黄炎培先生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吗?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时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据传，1975年，毛泽东曾为周恩来填“诉衷情”(词牌)一首，其词曰：“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如果所传属实，那就说明即使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已经不再自信，已经有所怀疑了。
十八大后，经过两三年的反腐运动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多次公开高调批评“为官不为”的现象，可见“为官不为”的问题在中国官场已相当普遍，非常严重!为什么不为?以前是收了好处乱办事，现在不收好处不办事。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过去的伟光正，永远代表不了未来的伟光正。红旗究竟能够打多久?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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