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膝盖

文/杨雄伟

　　壹

　　很怕谈中国知识分子这个话题，谈少了、浅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其实也解决不了什么)，谈多了、深了必然要触碰一些禁忌，说一些话，得罪些人，反而被骂，最坏的结局是由然被划为“有碍稳定的危险分子”——好大的一个帽子!

　　总之，在中国谈中国的知识分子风险系数极高。大家都在畅谈一个虚幻的“梦”的时候，我却在这里吵吵嚷嚷的和他们谈现实、谈问题，扰了别人的美“梦”，别人要是严词质问我，“谁叫你把我们叫醒的?你这个不安分的家伙!”，我多少有点担待不起，多不好意思，因此现在谈这个话题多多少少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弄不好自己就会砸在自己的手里。

　　这种担心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是有教训的。

　　我还记得2016年杨绛先生去世的时候，有关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和公共责任的讨论引起了不小的微澜，尤以徐贲与张鸣的争论为甚。最后争来争去，也就不了了之了，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知识分子仍然在两种道路选择中裹足不前。

　　之所以旧事重提，根本原因在于大众和社会对于当今的知识分子是失望的。犬儒也罢，批评也好，这只是对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技术性界定，这种界定不管冠以多少学理上的认知，都给人以为知识分子的过分性乖戾而辩护的嫌疑。

　　其实，好多能拿得起笔为所谓的“知识分子”辩护的人，多少是具备“智识”的潜质的。当然，“智识”和“知识”是差了好几个级别。这种“智识分子”常常拿哈耶克、韦伯、萨义德等人的观点，企图用学理上的争论来为知识分子辩护。但是，学究上的到底何为知识分子的问题探讨再多，对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性的“沉默”是无济于事的，更无任何意义可言。造成的结果是，我们今天的知识界、思想界都在为谁能成为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大打口水仗，反而对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闭口不谈。

　　知识界、思想界争论的焦点在于，知识分子是否是批评的，是否对国家批评的更猛烈。这是极其错误的观点，是有意在迎合普通大众的心里，让大众买账，最后的结果是当今中国整体进入到了一个低智时代。知识分子批评的要义不在于批评，而在于批评是否对解决问题有益，是否给当今中国社会和人提供了一种思想、一种方向。

　　可能今天的知识界、思想界错误地会意了大众和社会的心里。大众心里恐慌的是，当今时代出不了大师级别的人物，出不了能救赎中国人内心挣扎的大思想，出不了能人人信仰之的精神皈依;社会恐慌的仍然是当年“李约瑟之问”，即“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以及“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不难看出，大众和社会并不关心何为知识分子，何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犬儒与不犬儒，批评与不批评，这些都构不成焦点。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称，知识分子就是要为“中国何处去”提供思想和方向的一群人。

　　说白了，上述所有讨论知识分子的内容，就是一个过程和结果的问题。把知识分子这个名词谈论的再深入，只不过是一个寻找答案的过程，而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带来的何种解决中国问题和国民精神危机的思想和方法的结果。

　　有关这一点，王小波看的很透，“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贰

　　说来说去，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卖思想”的，这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价值判断。

　　没有这一点的认识，就会导致今天大量伪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当道，各种“文化明星”和“知道分子”泛滥。这些人看似学问渊博，往往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其实骨子里离不开“媚雅”和“媚俗”，就连“活书柜”的称号也算不上。反智、反常识，是这些伪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

　　因此，探讨知识分子的真问题，首先要辨析和抵制伪知识分子及其煽动性的亢奋言说，以正视听，免得劣币驱良币。这方面，钱理群认为，在当下的中国，还应警惕和提防“哗众取宠的乱世英雄”。特别是“社会情绪亢奋的时刻”，是“哗众取宠的乱世英雄”的大好时机，他们是“见坏不上，见乱就上”的。

　　抛去社会上这些伪善的面孔，知识分子不应对公众的苛责表现的耐烦不堪。对大众来说，知识分子不管保守还是激进，大众都别无选择的没有放弃你们，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是最接近能解答中国问题的群体，放弃了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放弃了中国的明天。

　　中国目前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知识分子将知识转化为思想武器的觉醒，以及觉醒后带来国人精神上的自我救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论资源。

　　更深入的观察之后就会得出结论，当今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没有出现最需要的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的“钱学森之问”仍然对今天具有醍醐灌顶般的启示。

　　都说当今的中国处在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但谁能把这种“变局”讲清楚，这种“变局”是好还是坏，“变局”后的结果谁能预料，我们能否承担的起。至今，中国仍没有哪种思想，哪种道路，哪种主义，哪种学说，对“变局”给人以预设。

　　恰恰相反，以人们的直观来看，我们今天的社会不是在变好了而是在变坏了。各种魑魅魍魉，各种牛鬼蛇神，都在败坏这个国家的世道和人心。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今日之社会如罗曼·罗兰所描述的一样：“我们周围的空气沉重压抑。世界在厚重、污浊的气氛中窒息了——鄙俗的物质主义压制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着政府及个人的工作。”

　　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人们正生活在一个权力极大、责任极小的体制下(钱理群语)。因此，如我们正在看到的和正在过着的生活：实用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犬儒主义、物质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盛行，我们只会过为自己、为金钱、为个人名利而活的一种生活，而丧失了过其他生活的本能。不客气的说，人们口口声声中说儒释道和马克思是他们精神上的宗教，其实金钱才是我们最大的“宗教”。

　　把上述这些问题都统统往知识分子身上推，既不对也对。不对的是，没有任何确切证据证明是知识分子的“沉默”干的，是知识分子的不作为干的;对的是当今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这场“变局”中显得束手无策，他给这个国家和国民到底提供了什么，人民都在盼望着大师的出现，但知识分子却在遮遮掩掩。到是知识分子的精致利己，为人们所熟稔。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无思想，知识分子就会与常人无异，就会弄丢自己的灵魂，灵魂一丢，恐怕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整天忙着开会，忙着报课题，忙着跑项目，忙着发言，忙着作报告，忙着写应景文章，忙着“表演”，已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认认真真读书和思考了。

　　或许我对当今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太高了，往往痛惜。

　　叁

　　我还想把讨论引向另一种方向：社会对知识分子施加了何种影响?

　　都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和哲学最丰盛的时期，有“百家争鸣”之说，开辟混沌中鸿蒙之意，达到了传统思想和传统哲学的顶峰。相比于西方和以后的中国，这时期的中国思想和哲学过分的早熟，达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其原因在于，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到处是分裂状态，人们思想包袱很轻，知识分子整天面对一个血腥残酷的世界，精神是煎熬的，一旦他们“个体”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里，发泄情绪的唯一方式就是思想了，再用思想回应社会和群体时，往往会迸发出惊人的思考国家和人如何存在的思想和哲学。

　　后来，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帝制，国家四分五裂，再次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面对这种局面，首先挺身而出的仍然是知识分子，他们群情激奋，“主张将中国文化上的因素全盘托出重新审定，必要时不惜清算，达到中国人所可能主张之极点”(黄仁宇语)。

　　于是，在晚清和民国，这群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以解救国家和人民痛苦为理想，提出了许多学说：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的“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陈独秀的“赛先生”及“德先生”，李大钊的引进马克思思想，鲁迅的对传统道德的辛辣批判，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等，都在试图为找寻中国出路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尝试和本分。

　　再后来，新中国不久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被发动。

　　再再后来，要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文革发生了，这一时期是知识分子的灾难，国家以“五七干校”为基地，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

　　到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让知识分子对政治逐渐疏离;后来的90年代市场经济被确立，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资本，关注个人，平庸化，庸俗化。

　　再到现在，知识分子彻底被市场所收买，批评性和独立性丧失殆尽，物质文化大行其道，理想文化烟消云散。虽说现在我们整天在谈理想，谈梦想，其实这种理想和梦想变了味，骨子里仍是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

　　今天，我们的社会物质文化热到了极点，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当一个文化热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地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到一旁，而专注到吃喝拉撒的小节目中”(老舍语)。

　　分析到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怎样的一个社会对怎样的知识分子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外部世界越是混乱，越是激烈，内心世界的反抗和创造就越是强大，越是具有不可遏制的生发力，思想和哲学也就产生了。相反，知识分子处在一个大一统的“盛世”，更能刺激“个体”对“群体”的追随，丧失个性变得平庸和肤浅，再正常不过了。不用说，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属于后者。

　　肆

　　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该怎么办?

　　1936年，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说：“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其实体现了鲁迅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个人对群体，对社会，对家国的一种情怀。

　　因此，今天的知识分子首要的是自己救自己，重拾知识分子应有的本分和家国情怀，实现“个人在历史定位中的自觉意识”。觉醒的同时，当然要对身处的这个中国有深刻的了解，警惕前面提到的“伪知识分子”、“智识分子”、“知道分子”及“文化明星”，甚至必要时要与之作斗争，对社会风气做点什么，能做一点算一点。

　　我非常赞同钱理群对中国国情论述的观点。他认为，当下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几十世纪缩在一时”了。

　　生活中我们也有这种感受，中国西部地区很多地方还处于“前现代社会”;西部地区的部分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大部分都进入了“现代社会”;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了。这是就整体而言，在每一个地区内部，又都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差异。

　　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很大，各种社会形态同时出现，各种思潮在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效果。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充分考虑当今中国的国情，既不可盲目信奉西方那一套，也不能随意丢弃中国传统。

　　我还想对知识分子说的是，对中国的任何事情进行彻底清算这是要害中国，二元对立的观念一再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应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来思考中国的问题。

　　基于此，我们要高度警惕“全盘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派、“马克思主义”派的一元学说。警惕之后，钱理群认为，我们要既用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科学、民主、平等等)，来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同时又对这些基本理念及其实践保持警惕，并提出“立人”思想，即以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价值理想和现代化目标，对东方专制主义、西方文明病同时采取批判的态度。

　　但是，解决中国的问题往往会陷入一种的历史的惯性，即纵有许多理论学术，却没有行之有效的实践措施。同样，今日的知识分子再次遇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黄仁宇所指出的当时知识分子所遇到的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问题”。

　　对今日之知识分子来说，面对这种历史惯性，不能盲目的悲哀，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一点一滴推动社会的改变，即便改变很慢甚至让人绝望，但什么也不做就会什么也得不到。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希望就在我们自己手里，在真实地生活、努力在中国大地上的普通百姓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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